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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复电张亚勤：白板没有14米宽－－那是我的一个错误。它大约3米宽、1。5米高。你会不会因此不高兴，以致不想回来了－－一个玩笑！急切地等待着你的决定。
张亚勤复电李开复：感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工作。我很高兴你做出的所有安排。我将接受你的聘请，并且期待着回国参加研究院的工作。
换了别人，一定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交往－－计算机领域两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如此没完没了地在因特网上频繁往来，居然仅仅只为办公室里一块“白板”的尺寸！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块白板的确成为张亚勤办公室里最突出的特征。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壁，上面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符号、公式和图形，外行人看了如坠云里雾中，内行人看了就会219怦然心动。
事实上，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白板不是仅此一处，它是研究院里每个成员都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办公室里通常会摆放一些各自特别喜爱的物品，比如家庭成员的照片以及获奖证书，办公室里的家具设备也可以按照各自喜好随意摆放。但“白板”却是每人必备，甚至休息大厅的墙壁和桌面，亦为“白板”制作。这构成研究院特有的“白板文化”。在这里，无论你是主人还是访客，也无论你走进任何一间办公室，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在伸手可及的“白板”上表述你的思想和理解别人的陈述。
“我在桑纳福的时候用的‘白板’特别大。现在的更大了，大得有些夸张。不过，开复当初告诉我有14米，我来了一看，只有3米多，他还欠我10米呢。”张亚勤有一次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不过，你也可以从这话音中听出，他对“白板”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关注。他是这样来解释“白板文化”的：“这是大家讨论问题的一种方式。在这上面显示了一种‘交流’的概念和一种‘表达’的概念。它鼓励你去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别人的220想法。”“白板”通常为复合木料制成，表面覆盖一层白色硬塑，可用水彩笔在上面任意书写，也可用板擦抹去任何痕迹。说来真是奇怪，这东西似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吸引人的注意力和激发人的想像力。微软信奉“智慧支配一切”的逻辑。比尔．盖茨以他特有的语言，将员工中那些闲置的脑力称作“未经使用的带宽”，还说“这是一种浪费”。“白板”的存在，也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浪费。研究人员站在“白板”前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沉浸在某种思想中，无论是解释自己的还是聆听别人的，全都聚精会神，旁若无人，茶饭不思。有一次几位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到希格玛大厦拍片子，请公关经理尚笑莉去搬动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摆出一个“讨论”的场面。这些人走进“火药库”的时候全是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导演就像以往在摄影棚摆布演员一样，希望他们做出一些适合“上镜”的姿势。他们却在嘴里嘟囔：这种事除了浪费时间以外毫无意义。可就在这时，有人在“白板”上写了一行稀奇古怪的符号，导演完全看不懂，而“演员”却立刻条件221反射般地兴奋起来。他们自顾自地争论不已，全然忘记了旁边的导演、摄影师和那个赫然面对的镜头。等到片子拍完，一群电影制作者扛着他们的设备出去之后，这几位“演员”还围着“白板”写写画画，吵个不休。导演惊叹这些人的表现“比真演员还要真”。
但“白板”不是一个讨论个人恩怨或者利害冲突的地方。任何人都会遇到一些烦心的琐事，比如房子太小，工资太少，或者有什么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没有人会把这些东西写在白板上面向他人陈述。那上面弯弯曲曲的字母和符号，要么是某项创新的想法，要么是解决某个技术困难的途径，要么就是研究的方向，甚至还有可能是在谈论“人类未来将会怎样”一类大而化之的问题。你面对这些话题，自会感觉人在天地之间，心底种种小恩小怨于无形之中云散烟消，不值一提。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大的烦恼：为什么我没有更大的本事克服这个技术难题？有什么办法能够实现这个必将影响人类未来生活的绝妙想法？等等。这样看来，“白板”就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家曾经广泛使用的那种大字报和小字报，它鼓励人积极向上，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写出自己的想法，222无论聪明的还是愚蠢的，都无关紧要，也可以不同意或者批评别人的想法，但那绝非消极抱怨或者恶意攻讦。
然而“白板”并非希格玛大厦所独有。如前所述，美国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的办公室，一向以张扬个性而闻名，任何人都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置任何东西，但你仍然能在那里看到千篇一律的标志，那就是“白板”。
和每个办公室里必备的桌面电脑一样，它在过去的25年里看着微软公司成长起来，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看着他们的老板比尔．盖茨从一个满脸雀斑的毛头小伙子成为“世界首富”。“白板”在中国也属常见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被挂在学校的教室里，这意味着它的作用在于教育－－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其信息传递的方式乃是属于单方向的流动。这同微软所谓“白板文化”
有着完全不同的功效。事实上，“白板文化”也不是微软独有的。在美国大多数公司和研究机构中，“白板”随处可见，每个人在白板面前都有同等机会“教育”别人，或者聆听别人的“教育”。
不过，张亚勤说，他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把茶几桌面也装上‘白板’，那是开复设计的”。
223李开复对于“白板”的热情，一点也不少于张亚勤。
有证据表明，用“白板”制作茶几面的想法，并非由他首创，但他是将这个想法引入中国并且成为现实的第一个人。李开复在美国的时候，就曾看见某家公司有一个类似的装置。他一见倾心，立刻设想为自己制作一个大体同样的茶几，询问价格，居然要上千美元，只好作罢。
当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装修设计开始时，他说，其他家具都可以去买现成的，但茶几一定要专门请人来做，依照他的“白板之梦”来设计。
如今你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的计算机以及各种辅助设备，全部为世界最新产品，外观精美自不必说，性能以及功能亦属于第一流。其中一些专用设备，中国不仅不能制造而且也没有进口，乃是由技术支持工程师杨飞专门负责到美国购买。杨飞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到国外购买东西的感觉，这包括种种辗转曲折的麻烦，也包括他遇到的一些价格“歧视”。
他说，世界最新的东西在中国市场出现，至少要晚3个月。所以微软中国研究院总是要在美国购买设备，尽管可以享受种种免税的好处，但实际支付的货款仍然超过224市场价格的5％。至于一些高技术的东西，就要花费至少两倍的钱去购买。但李开复并不在乎这些，他手上的投资预算是“6年8000万美元”，所以他的原则是，只要确属研究所需，就不惜代价去买。研究院成立后的一年中，他为60位研究人员花了大约1240万元购置设备，人均超过20万元，大约10倍于中国科研人员的年均经费－－包括设备、基建、日常消耗、工资、福利和奖金。相形之下，那些大大小小的“白板”所费，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看作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笔投资。把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和我们国家研究机构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不是那些闪闪发光的计算机设备，而是这些平淡无奇的“白板”。张亚勤在给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中说它可以“伸到长安街”，显然是一句玩笑，但若把他们一年多来写在白板上的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连接起来，必可在长安街上拉出好几个来回。
“白板文化”的精义，是开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研究院里的人们在使用“白板”的时候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他们在不经意间拥有了表达自己和了解别人的权利。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全中国每一个人都能表达自225己的思想，并且有足够的机会在彼此交流中理解别人的思想，我们的国家又将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正在注视的变化就包含了某种历史的意义：表达和选择的权利。这对我们国家的价值之大，远远超过8000万美元。
然则如果没有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为依托，即使有了“白板”就真的能够实现“表达”和“交流”的目的么？这样看来，“白板文化”与自由平等的环境，究竟孰为因果还很难说。李开复曾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他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他的所谓“独一无二的环境”，就是“一个平等的、真诚的、自由的文化”。这样的文章，他在日后每两个月出版一期的《通讯》中通常有一篇，叫做《开复话题》。每篇均以中文写成，其文字水平，足以将一些既朴实又华丽的思想以格言的方式描绘出来。
中国化的美国人和美国化的中国人谈到李开复的“新使命”，有个词义问题，不容易弄明白。但要理解过去20年里微软的崛起，对于这个词义226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微软之所谓“自由”与“平等”，通常并不包含我们中国人时刻警惕的那种政治含义。事实上美国人虽然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想，但在行动方面处处不能逾越法律的规范，根本比不上中国人那么“自由”，可以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胡乱穿马路，老百姓可以随地摆摊，官员可以到处设卡，警察罚钱可以随口开价，炒股大户可以套问内线消息……在美国那一边，你就是横穿马路还要按下街头按钮耐心等着对面的指示灯。我们从这种情形下看来，也许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行动自由而思想不自由”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思想自由而行动不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之所以发展壮大，不仅仅因为善于发现，而且因为勇于探索、敢于涉险和大胆创新。它的力量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平实功利的态度。美国西部的开发自始至终贯穿了这种精神。而在西部后起的微软，更将此种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
任何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的人都难免惊异，这里18000多名员工办公室里的陈设和住宅房子的款式，居然没有重样。尽管“穿着自由”已是微软人的举世闻227名的特征，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仍会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一个地道的微软人，看上去活像一个邋邋遢遢的嬉皮士，用形形色色的服装把自己包裹起来。牛仔裤、T恤衫、毛衣、衬衣、羽绒衣。尺寸不合身材，衣料不合季节。夏天可能穿棉袄，冬天可能穿短裤，五颜六色，形态各异，质地精良但却皱皱巴巴，价格昂贵但却决不显山露水。他们好像什么都可以穿，就是不肯穿西服打领带，这叫不少身着西服革履的来访者不免觉得自己“很傻”。尽管人们全都知道这是一个造就成千上万科学家和百万富翁的地方，但在一群微软人中间，没有人能分辨出，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世界级的荣誉，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钱。
服装的选择与人的智力并无直接关联，但智慧的弘扬必定要求个性的发展。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明白，穿着方面的任性放纵或者形格势禁，乃是一种大文化的反衬。作为一个访问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胡玉衡教授在来到研究院的第一天曾经“西装笔挺”，但他立即就发现这是属于“过度着装”。他说他由此了解到，“开放、自由和不拘泥于形式是微软研究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特228征”。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凌小宁身上。80年代中期他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在北京跑遍一条王府井大街终于买到一身西服。那时候我们国家卖西服的和穿西服的都很少，但他认定在美国是一定要穿西服的。不料后来他在俄勒冈州求学5年，又在微软工作7年，居然一次西服也没有穿过。到了1998年夏天他要回到中国来工作的时候，李开复告诉他，一定要在美国买套西服带回国内，必定有用。凌小宁回到国内，但见西服遍及街头巷尾，甚至一老农开着拖拉机行走田间也身着西服，不禁感叹：太平洋两岸孰东孰西？
说到“孰东孰西”，其实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有这个问题。
1999年春天到夏天的几个月里，这地方真叫热闹。
免费饮料室里，各种饮料的消耗量日愈增加。这些人什么都爱喝，既喝咖啡、可口可乐、利顿红茶或者加了冰块的矿泉水，也喝中国绿茶和各种果汁。事实上，聚集在这里的人无论是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都是华人，就像侯德健的歌中所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你229就算走到他们中间，也无法分清谁是美国化的中国人，谁又是有着中国背景的美国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种种性格和风尚，只能使用“亦中亦洋，亦东亦西”来描述。这是一大群绝顶聪明的人，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散漫，独立，傲慢，但也懂得不失时机地对他人表示尊重和理解。说话直截了当，伶牙俐齿，脑子快，嘴更快，中文夹着英文，来回穿插跳跃自如，听者也不会有勉强的感觉。你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他们想什么，但却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不像我们这些纯粹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人家口袋里有多少钱，但很难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也即所谓“人心隔肚皮”。他们既吃西餐也吃中餐，既吃三明治也吃方便面，吃饭的时候仍然在使用筷子，但却已经不肯像中国人那样伸长胳膊去夹菜，而是像西方人那样，把盘子端过来，一边转来转去，一边说着“turnaround”－－“转一圈”。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常常像美国人一样低声说话，也会像中国人一样高声喧哗，讲“荤笑话”并且哈哈大笑。他们喜欢穿没有商标的衣服，没有裤线的裤子。款式简练，质地精良，价格昂贵，但旁人却看不出贵在何处。尽管衣着随便，230但每天早上必会一丝不苟地洗澡刮脸，并且嘲笑那些没有天天洗澡的中国人身上有一股异味。他们在北京的卡拉OK歌厅里面，很地道地唱外国歌曲，但也唱《游击队之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和《洪湖水浪打浪》。他们喜欢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又像美国人那样惊叹中国的交通拥挤，身揣驾驶执照，家藏高级轿车，但却永远不敢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车。与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中国人常会有的拘谨和尴尬。在中国人群中沉默不语的时候，你闻不到他们身上的“洋味道”。他们疯狂地工作，也疯狂地玩。关注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关注股市每天的行情。在研究院里，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肯称呼职务－－比如什么“李院长”、“张首席”、“沈主任”、“凌总工”之类，而是叫“开复”、“亚勤”、“哈利”、“小宁”。从美国来的访问学者胡玉衡说，他发现“这里有一种只叫姓名后两个字的文化”。不过，这些人一旦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学校，也会不住口地叫人家“某院长”、“某教授”。
事实上，职位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的确是很轻的。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人拥有权力才尊重他，更没有人会仰仗231自己的权力对旁人颐指气使。比如张亚勤就更加在意他的“首席科学家”的头衔，并且在名片上把它排列在“副院长”之前。他说：“在美国，首席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权威的一个职务。”当一位记者用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