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此人魅力无穷：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演说精彩异常，要说“句句是真理”，恐怕不恰当，但若说他就204像学校里的一个才高学富的师长，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
只不过，在这个完全中国式的面孔后面，是一个完全美国式的文化体系、道德标准和工作方法。刘挺后来说，他当时对这一点“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没有想到”，在日后酿成了他和李开复之间的冲突。
刘挺认识到这一点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当日李开复演说结束的时候，他可没有这样想。那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将不顾一切地去。”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教师身份，不好意思在李开复和学生的座谈会上露面，只是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陈宏刚，教师可以不可以提出申请。陈宏刚说当然可以。
但李开复很谨慎地告诉他，为了避免给人留下“抢人才”
的印象，研究院在大学里主要是招聘毕业的学生。刘挺后悔自己的提前毕业留校，但他已经打定“不顾一切”
的主意，所以还是偷偷把自己的简历交了出去。
现在，李生读罢李开复的信，既难受又兴奋。他是哈工大的最高领导，也是刘挺、荀恩东和王海峰3人所在实验室的主持者。他原本打算要刘挺来实际负责这个实验室，现在眼看就要“折将损兵”，焉能不难受。可是，205自己门下三弟子同时被微软看中，他连称这“命中率太高了”，又挺得意。他试图说服刘挺改变主意，还许诺给予种种特殊的待遇。刘挺心里一边感动，一边回想“读博士时没有出来的教训”，所以去意坚决。
“微软能够让我挣到足够的钱，又能让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还有最优秀的人带着我做。”他老实地向老师陈述理由，“我要是仅仅求待遇，‘八达集团’的待遇就很好，有个‘三室一厅’，钱也够花。但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能做人家要我做的事情。在学校，倒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我的研究经费总是不够。”看看没有希望了，党委书记最后叹口气说：“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好事。”是啊。微软在全国1000多个申请者中只招二三十人，李生实验室就占了3个，这也是他的欣慰。人事部门的干部最后给了他一个忠告：把档案留在学校，“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要是觉得微软不好，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他是老师，不是毕业分配的学生，北京不会接收他的户口和档案，所以，这是一个让刘挺和学校“两全其美”的建议。但刘挺说：“我不要退路。”
刘挺把档案拿出来，放在黑龙江省的人才交流中心，206只身来到北京。没有档案，没有住房，最糟糕的是连户口也没有。幸而北京市不久之后有了一个新政策，可以给来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外地人才一个寄住证，让你有一个暂时合法的身份。至于户口，要等3年之后。
于是，刘挺借居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肩挑巨大的风险和希望，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就像所有进京打工的民工一样。
然则对于哈工大来说，事情刚刚是个开头。后面还有两个人，晏洁和吴枫，也都是哈工大的博士生，也随着刘挺、王海峰和荀恩东，来到希格玛大厦。还有周明，他像刘挺一样，原来也是哈工大的博士，又到清华任教，资历更深。这样，李开复的手下一下子有了6个来自哈工大的人。哈工大计算机系是全国第一流的，中国人都说它是“工程师的摇篮”，看来真是名不虚传，从这里出来的学生虽然不如清华的学生那样敏捷趋时，但若说到“扎实严谨之风”，国内大学无出其右者。
207微软递出橄榄枝那段时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周立柱也发现自己麾下的人才正在离开，比如计算机系的教师刘文印就提出了到微软去的要求。
刘文印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是个挺好的学生，身后有一大堆奖状。在以色列留学，获得了优秀学生特等奖和博士学位，是国际图形识别研讨会举办的“虚拟识别竞赛”的第一名，还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特等奖。1998年夏天他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待遇没有改变，一切都和出去读书之前一样。后来他提出要到微软的时候，人们普遍认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说清华大学不重视他，连他申报的项目也没有批准。也有人说，还是那么几个钱，还是讲师，连个“副教授”也没有弄上，怎么留得住人？刘文印说那是“误解”，项目的确未获批准，不过，和学校无关。那是因为“63计划”的截止期是本世纪末，转眼就到了，所以上面不再想开新科目。
至于待遇，的确不能让他满意，但大家都是这样，清华大学并没有特别亏待他，人家只是在执行既定的规则。
尽管如此，人事部门还是在用“破格”的办法挽留208他。他们告诉刘文印，他的副教授的评审已经通过了，就等着校长签字了，请他耐心等候。这的确已经够优待的了，清华大学无数教师熬到快退休时才弄个“副教授”，他年纪轻轻，却已经伸手可及。
但刘文印还是要走，他离开清华的理由说来和刘挺离开哈工大的理由如出一辙。“你能给我什么，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能让我做什么。”他说。他从国外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借了一万块钱买了个电脑。想上互联网，传输一兆字节10块钱。想传真，一张3块钱；想复印，一张3毛钱……全都要钱，而他手边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不得不把自己的账记到唐老师的研究经费上。
尽管都是为了研究，但他不想占人家的，没有谁的口袋是宽裕的。当时他想，一旦自己的项目资金批下来，就会还上这笔债。1998年冬天，他知道项目未获批准的那一天，特别失望，这意味着他的“一分钱都没有”的日子还将遥遥无期。“如果有经费，我就不会想到离开清华。”他后来这样说。那一天，他对唐老师说“我想走”。
他还没有说出微软这个名字，唐就接口说：“你要是到别的地方，我不会放你走。除非是微软研究院要你。”真正209做学问的人似乎总能心心相印，这种不谋而合令刘文印走进希格玛大厦。离开清华之前，人事部门告诉他，既然你决意要走，你的“副教授的报告”就不再有效了。
刘挥挥手就走了，朋友们觉得他的样子挺潇洒。其实他比谁都明白：要是到其他单位去，一定要把“教授”和“副教授”之类的东西揣在兜里，它虽然并不能真正代表学养和品格的高下，但却意味着位子、房子、票子，也许还有车子。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东西根本没有用。人家不看这个，安身立命的关键是真本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汉王”公司里发生的那场风波。前文所述“汉王”的主要发明者李明镜，在1999年1月份向微软递交了他的申请。李开复非常想要这个人，但却怀着深深的顾虑。所谓“抢人才”这样一片阴云，仍在他的头上徘徊，令他不敢理直气壮。想来想去，他只好去找微软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张是李开复的朋友，同时也是“汉王”的朋友。他找到“汉王”
的老板刘迎建说，这一次微软不是要他的产品，而是对他的人感兴趣。
210“汉王”距离希格玛大厦很近，那块“汉王科技”
的大字招牌就矗立在“微软中国”的西边，遥遥相望。
对于微软到处招揽人才的事情，“汉王”听得多了，可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蔓延到自己的领地上来。
震惊不已的刘迎建后来告诉李明镜，这消息让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李明镜毕竟是他的公司中最重要的技术骨干，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请李明镜吃饭，问李为什么要走：是他这个老板不够好？还是待遇不够好？还说，不论李明镜有什么要求，都好商量。李坦率地说，“都不是”。他只是觉得，对“汉王”来说，自己的价值已经贡献得差不多了，就算不走，也不会再有大的作为。刘说：“你即使什么都不做，只要人在这里，就可以稳定军心。”
这话不能说没有根据，那时候李明镜在国内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民族软件”的旗帜，就在不久以前人民大会堂那个会议上，大家不是还在说，连微软也在求我们吗？
但李明镜却不以为然。他说，正是这个让他觉得“压力特别大”。他不愿意成为“民族大义”的象征，觉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他说：“如果我的作用仅仅是稳定军心，对我个人来说，太悲哀了。”刘比他大不211了几岁，又是他的技术上的合作者，是个明白人，想想他的话，也觉得有道理。又想想，这样一个人走了，实在是“汉王”的重大损失，还是不松口。就这样，从春天到夏天，一个心里想：“他要是真的不同意，我就不走。”
另一个心里想：“他要是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7月，李明镜的合同期满，这对“鸳鸯”终于分开了。
看来事情的发展的确有些像《市场报》所说：“这个研究院将引发国内人才争夺大战，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999年3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快了向国内高等院校渗透的步伐。此前他们已经实施一项计划：微软将每年从中国各大学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博士生中挑选10人，授予“微软学者”名誉称号，所以这个计划也就叫做“微软学者计划”。对于全国每年300多位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博士来说，如果这个机会仅仅限于“名誉”，也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名誉”之外还有不少诱人之处：每月1200元；每年由微软资助出国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访问212微软总部；免费获得微软软件；暑假可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并获得另外的报酬；有资格参加微软举办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完全属于个人，而研究院不加干预；毕业之后也完全拥有自己择业的自由。这消息在学生当中引起的波澜尚未退去，微软又在向教师们摇橄榄枝了。1999年春天，研究院向中国媒体发布了新的计划：每年向国内10所大学捐赠总价值为1000万元人民币的正版微软软件。首批软件将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0所学校的每一位计算机专业教授捐赠。
一时间，包装精美、五颜六色的微软版软件，在10所名牌大学里面弥漫开来。过去，这些东西在“民族软件捍卫者”眼中，就像是“八国联军的毛瑟枪”，现在却成了“友好的使者”。研究院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名片”
213来使用，送给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和“微软学者”，希望能在树立微软形象的同时，也减少“盗版”软件对大学校园的诱惑。如果这些教授能够发现微软软件的种种优越，那就更好了，须知他们有足够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实际上这种影响力几乎立即就发生了。京城各大学校园，学生们均对“微软学者计划”表示向往。
有个学者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才战略无论其主观意向如何，客观上将会成为未来国内优秀学子的风向标。”《微电脑世界》的记者黄盛萍写了一篇文章，抒发对“微软学者计划”的感慨。说这“无疑又将在数字中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刮起一阵强劲的飓风”。这篇题目叫做《研究的快乐还是捆绑的快乐？》的文章说：“在微软学者计划中，一再提到这些学者在培养结束后可以自由选择去留研究院工作，但实际上，这真的有点像往‘视窗’上捆绑‘浏览器’。”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对“捆绑”不“捆绑”的问题并不在意。他是一个上海的小学生。1999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他在电脑上给远在北京的李开复发出一封信：“李叔叔：我想参加你的研究院，从你那里学习电214脑，最终变成第二个比尔．盖茨。可以吗？”李开复当即很认真地回信道：“欢迎你。好好学习！
等你长大了，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一情节在当日被国内外报刊广为使用，显然只具宣传效果，少有实际价值。那时候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刚刚过去，北京卷起强烈的”反美“
浪潮。然而，李开复内心的轻松仍然是确定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已经拥有60个员工，另外还有至少1000份申请简历放在他的面前，厚厚的一摞，同窗外一片“打倒美帝”的呼喊形成对照：这真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国家。
无论出现怎样的隔绝、猜疑和对抗，事情的发展确已证实，微软公司的“人才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依然能够通行。高手们喜欢在一起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场人才的戏剧，看上去只是整个中国20世纪末的一场更大戏剧的一幕。此前虽有“筑巢引凤”、“优胜劣汰”之说流行，但却多有“怀才不遇”、“劣胜优汰”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此后计算机业人才争夺日趋紧迫，也属于当然的215局面。诸如“联想”这样的企业迅速展开其“寻人计划”，大学纷纷开出高价聘请教师，政府也在想方设法构筑“人才高地”，这些都是例证。所以，真正有眼光的人不是一味追究“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而是回看自己为何没有干什么。一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在《电脑生活》上说：“我很悲哀看到这一点，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在外来竞争逼迫的情况下，才能重视人才吗？”216第三章BrainStorm－－脑力激荡我们这里惟一的原材料就是人的脑力，它是惟一重要的原材料。
－－奈森．梅尔沃德白板文化：自由平等地表达思想世上惟有一种资源，你用得越多它便越是源源而来。
你若不肯使用，甚至像美国人保护他们的油田、中国人保护他们的森林那样把它封闭起来，它必会日愈枯竭。
这种资源就是智慧。每个人都拥有智慧，但只有很少的人懂得怎样使用它。
我们此前谈到李开复和张亚勤的“香江聚首”，忽略了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张亚勤在辞去桑纳福公司多媒体实验室总监之职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前，向李开复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并非一般人能够想像到的职务、薪金、住宅之类，而是在办公室里安装一块大一些的“白板”。李开复知道这个要求之后一点也不惊奇，并且一丝不苟照办无误。根据其私人档案中1998年最后两个月的217记录，当日这两人就张亚勤来华一事相互交往电子邮件约30件，其中专论“白板”者有5件。我们细检其中内容，可以看出，这块“白板”正是张亚勤回国加盟研究院的最后成因：张亚勤致电李开复：我习惯于有一个能够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那里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我注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墙上的白板都比较小，我们还有机会把它变得大一些吗？
李开复复电张亚勤：我们将打掉一面间隔墙以便为你创造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它大约20平方米（标准的办公室是13平方米）。
你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紧挨着。明天家具公司有人来，为你的办公室装配一个会议桌子和白板－－大约宽14米。
张亚勤复电李开复：真感谢你为我准备了那么大的一个白板。14米宽的218白板一定是一个新纪录。它能伸到长安街上啦！就是再大些也没有问题。我保证，它的上面将充满了我们的思想－－既有精彩的，也有愚蠢的。
李开复复电张亚勤：白板没有14米宽－－那是我的一个错误。它大约3米宽、1。5米高。你会不会因此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