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才”的消息不断传到希格玛大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校园。这情形令陈宏刚担心。他向李开复建议，加强研究院与高校之间的联络，请10所最著名的大学推荐自己最好的学生。但是，国内很多大学负责分配的老师却说研究院的招聘开展得太晚，学生们虽然在夏天毕业，却是在头一年秋天已经开始纷纷求职。还说，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清华大学说，165他们首先要考虑中国自己的企业，给外企的招聘名额是有限的，不能超过3个。陈宏刚苦口婆心，终于被允许可以选择7人，但却必须另外交给学校一笔钱。陈宏刚有点奇怪，但学校分配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这在中国为政府公文允许，叫做“培养费”或者其他什么名目。既然如此，微软只好照“章”给钱。不过，这样一来，看上去就真的成了报纸上说的，微软“出巨资抢人才”。
尽管如此，在第一批招聘结束之后，来申请职务的人更多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叫陈宏刚很惊讶。“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才。”他说。计划中的招聘人数虽无定额，但算下来不过百分之一的录取概率。他建议增加笔试一道关卡。李开复同意了。于是，凌小宁设计出一套题目特别的考卷。1月中旬，希格玛大厦设立了中心考场，数百人先后应试，仍然不能覆盖所有提出申请的人。
陈宏刚在那些天基本上是在天上度过的。他带着考卷，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西安，从西安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他不停地飞来飞去，但飞机的速度毕竟赶不上网络上电子数据的传输。他发现大学生们正在使用电子邮件传递他的考卷，所以他在一个城市里考完之后，166另外一个城市的学生立刻就知道了，然而陈宏刚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他的“飞行考试”。
最后一站是武汉，那里只有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个女学生报了名，名叫张黔。按照百分之一的概率来计算，此人的机会极少，但陈宏刚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他在当晚抵达，住进武昌最好的酒店湖滨花园，立即打电话给张黔，说是请她来考试。张黔来了，一进门便看到自己的简历放在桌上。她7岁上学，从小学到博士，读书20年来经历考试无数，但眼前这样的考试竟是从未见过：考场设在酒店客房，没有监考老师，考生只有她一个人。陈宏刚把卷子递给她，只说了一句“考一个小时”，就出去逛街了。
张黔从小到大都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就连对计算机的兴趣，也是父母包办出来的。她不像那些“电脑神童”，不是那种伴随奥林匹克竞赛长大的孩子，家里没有计算机，上计算机课的时候，顶多觉得还不算枯燥。到了考大学的那一年，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报考哪个专业。父母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只是凭着直觉，认定这东西有前途，就替女儿选择计算机专业。没有想167到张黔一上手就有了兴趣，而且她对那种把计算机世界划给男人的说法特别不服气。“很多人说这是男人的世界，其实只是男人能在这里泡的时间多一些，”她说，“男人女人在思维方面没有不同。”1998年暑假刚过，张黔开始找工作。贝尔实验室到武汉来，为它们设在北京的研究机构招揽博士，张黔去应聘，贝尔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聘书。就在她要和贝尔签合同的时候，忽然在因特网上看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消息，不禁叫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没有我的份呢？”她立刻放下贝尔的合同，将简历送到微软的网站上，然后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待微软的回音。根据她对微软非常有限的了解，她知道微软是“男人的世界”，而自己毕竟是个女的。现在，经过和陈宏刚第一回合的接触，她觉得微软的考试真是轻松随意。考官和她一对一。随便聊了几句家长里短，就结束了。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次覆盖全国的考试，更不会想到，严厉的事情在后面呢。
陈宏刚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李开复，168他在武汉发现一个学生，人很聪明，是个女的。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一向不论性别和年龄，这倒不是微软格外大度开明，而是美国社会的通例。说它“男女平等”、“老少皆宜”，那是夸张之词，但若有人拿到哪个公司仅仅因为性别或者年龄就拒绝聘用的证据到法院去告状，就有极大可能胜诉并且让它难堪。事实上，张黔很快就感觉到微软对她的重视，因为另外一次更加严格的考验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那一天她再次接到微软的电话，说要为她安排正式的面试，但在此之前，将由凌小宁博士通过电话向她询问一些情况。
对于这种方式的考察，不要说张黔，就连她的饱经世事的爸爸和妈妈也是闻所未闻。爸爸妈妈都是学采矿的，大学毕业后在湖北省煤矿厅工作。他们那一代毕业生都是政府分配工作，现在看到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觉得既意外又紧张。当天晚上，张黔在一个小屋里静静等候。电话果然从北京打过来。她原以为又是一次“湖滨花园式”的轻松闲聊，可马上就意识到“这一次是来真的了”。对方的问题一个追着一个，全都围着一个主题，层层逼进，特别紧迫。一个小时不一会儿就过169去了，那边终于宣布结束，张黔感觉到自己长长吐出一口气，身心疲惫，同时感觉到电话那边的人也松了一口气。她走出小屋，望着张口结舌等在外屋的爸爸妈妈说，这在她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小时”。但她觉得电话那边的“考官”对她是满意的，所以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可是这还不是真正的面试！凌小宁只是在决定要不要给她正式面试的机会。张黔远在武汉，要她来京面试，微软要提供来回飞机票，提供食宿。可她的简历表明，她的专业并非微软所需，户口又是外地的。所以，张黔知道，微软对她的认真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她对微软。
当她接到微软的电话要她登上飞机北上京城的时候，自信成功已经伸手可及。
现在到了1月15日下午，也即张亚勤和沈向洋的飞机即将飞向北京的时候，张黔也登上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向北京飞来。当晚下榻燕山大酒店。次日上午9时，她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见到未来的老板张亚勤。在张黔眼里，张亚勤的样子挺随和。他告诉她，他是第一天来上班。她则告诉他，她整天听到微软这名字，使用微软的软件，但却是第一次和微软的人面对面。
170这一天有两批人来面试，张黔这一批有7个人。每个人拿着一张单子，上面的时间表告诉他们，将在哪一个小时与哪一位“考官”见面。考官坐在一个一个小房间里。张黔和其他应试者一样坐在休息厅中，一边喝着免费的可口可乐一边等候。看前面一个人走出来，后面一个便走进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搬来一大箱子“肯德基炸鸡”，应试者坐在“火药库”，考官坐在“造纸坊”，各自大嚼同样的食物。张黔在这一天连续见了5个“考官”。这个细心的女孩子走进走出，发现考官们不断地发出电子邮件，和另外的人说些什么，心里难免紧张。不过，张亚勤的憨厚模样令她轻松。张的问题更像陈宏刚的海阔天空而不像凌小宁那样咄咄逼人。张黔说自己喜欢做研究，在和陈宏刚谈过以后，就不再想到贝尔而想来微软工作。还说，她总想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这种想法变成现实，但她发现贝尔重在做产品，“更多的工作可能是去完成别人的想法”。她提到，陈宏刚告诉她在微软研究院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提到凌小宁那个电话令她紧张。但直到这时，她对面前的张亚勤还一无所知。
171完成面试走出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她打开手上的那本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随手一翻，就看到《我们的大家庭》这一页，张亚勤的照片和简历赫然在目。张黔只读了第一段文字，便一声惊呼：“原来他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接着又在心里埋怨自己的孤陋寡闻：怎么过去对此人竟是从未听说？“我还从来没有跟过世界级的专家，”她说，“从来没有体会过和世界级专家谈话是什么感觉。”她后来承认。正是这个瞬间对她发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非微软不“嫁”。
人生最简单也最难实现的两个理想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中正在兴起一股力量：相信才能，相信智慧。他们眼睛里面的“伟人”和他们的父辈眼睛里的“伟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父辈活跃的那个时代，权威和政治表现被看得高于一切，这与他们的想法几乎背道而驰。即使在最和谐的家庭中，儿女还是会对上一代的意识形态情结不屑一顾。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人才反馈理论”，在越是年轻的人身上，就越是可能得到验证。
1999年1月底，张亚勤到美国出席一个多媒体技术172大会。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会场集中了全世界多媒体领域的精英人物。熟人相见，彼此问候。张亚勤再次成为人们包围的中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回到中国的消息传了出来。过去一年里，张亚勤一直都是多媒体世界“小人物”心目中的英雄。有如李劲所说，大家“与其说是相信中国；不如说是相信张亚勤的选择”。那时候李劲是日本夏普公司美国分公司的研究员，同样对“张亚勤的选择”感到惊讶。5年以前，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张亚勤，从此便在心里把这个人当作榜样，现在听说张亚勤去了微软，去了中国，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哟，张亚勤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念头：“他为什么想要回国呢？”
他说他之所以对回国的念头感到惊讶，是因为国内的研究水平太低，在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没有什么高水平的国内的论文：“咳！也别客气了。不是‘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他说。这是他当初想要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始终认为国内并不具有激励他向上的环境。不过，就从这一天起，李劲的想法变了。他说：“我并不了解微软中国研究院，但我了解张亚勤。我相信他的选择173总有道理。”李劲在清华大学好几届学生当中享有盛誉，还是上海中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他出生在上海，但却没有江南人那种纤弱的样子，身高体胖，宽肩膀上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脑袋里面汇聚着各种新奇的念头。当他把两只手伸到后面抱住头仰面朝向天花板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新思想不断涌动的时候。他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展四肢仰在靠背椅子上，还喜欢把他的各种成就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当他在1999年6月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时，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让整座城市的孩子为之着迷的题目：“电脑娃娃回来了！”他的“电脑娃娃”的称誉，与邓小平有直接关联。
那是在1984年，邓小平到了上海，李劲在电脑上展示了他的编程技巧。邓小平摸着这孩子的头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那时候李劲才13岁，已经是上海少年宫里一个挺出名的电脑迷。那时候少年宫的计算机都是人家捐赠的，用金星彩电做显示器，分辨率很低。不过，李劲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特别兴奋。“做一个航模要好几天，还要174花很多钱。但在计算机前你不用花什么钱，只要动脑子，立刻就看到你的想法实现了。”李劲后来回忆道。他在12岁那一年编出了他的第一个程序。那是一个高射炮打飞机的游戏，大约100行。他聚精会神地写了两天，然后叫来很多孩子，得意地在电脑上显示自己的创造。
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用在考试上。智力过人的孩子去参加课外的竞赛，但也都是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们要依靠这个上大学。计算机不仅不是什么主流，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李劲的父亲也不知道。不过，当李劲第一次给他描述计算机的时候，他也着了迷，从此便鼓励和支持李劲在计算机领域中的一切热情和希望。
第一次参加全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李劲获得第一名。于是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组成一个更高级的培训班。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计算机老师王松赞。
他是上海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也是少年宫里的职业指导，上海市80年代涌现的无数“计算机娃娃”几乎都和他有缘。
邓小平来少年宫参观的那天，李劲演示了他做的程175序。他只记得那是一个火箭，对于其他的事情就全都不记得了。他后来看到一段录像，证明邓小平当时的确和他在一起。邓小平看完他的表演，站起来和他握手，问他几岁，他说13岁。录像到此为止，至于邓小平摸着他的头说出的那句话，录像上竟是没有。李劲说，那是他的老师王松赞后来转述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真的”。
记者们也相信这是真的，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为李劲所在的少年宫和上海中小学带来极大好处。李劲发现，他周围的电脑设备一下子多了起来，孩子们学习电脑的热情暴涨，他不知道的是，全国都在流传邓小平的那句话，上海以外的孩子们，也在纷纷奔向电脑。
李劲出名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邓小平摸了他的头，还因为他的确具有“神童”的天赋。他参加了无数竞赛，拿到很多奖。但是他说他从来不为这些赛事做任何准备。“竞赛的准备是零，”他说，“不做什么题。竞赛就是反应快。不是靠做题，是靠天赋，靠心情平静。心态比你做1000道题还重要。”他讨厌学校里没完没了地讲同一个东西。他的体育176很差，跑不动，跳不高，但对知识的悟性极高。他看出课堂上的新知识其实不多，老师嘴里说的很多东西，不过是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场合的应用。你灵活的话，就能举一反三，不灵活的，就只好不断做题。他说：“掌握了这个窍门，一个‘笨孩子’就能变聪明。一个聪明孩子就能成‘神童’。”他在初中的时候学了高中的课程，在高中学了很多大学的课程。16岁那年，他就免试进了清华大学。
然而这个天赋极高的年轻人终于遇到了难于排解的烦恼。
他选择了电子系的图像专业，仍然是他那个圈子里面最优秀的学生，他用三年半时间学完了本科和硕士7年的课程，又用三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像他的同学说的，也像报刊上广为传扬的，他是“清华园里的神奇小子”。可是他却发现，他的一连串“优秀业绩”，不过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严格说来，让李劲烦恼的，不是有了什么麻烦，而是没有什么麻烦。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关于图像的论文。“大学毕业了，可是如果有177人要问我：图像编码是什么东西？你在研究的是什么？
我会说，我不清楚。“到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决定遍寻清华大学里保存的所有关于这个领域的论文，他做到了，看了1000多篇。他认为他的论文不比别人的差，应该满意。但他又说：”我知道我的论文不是世界一流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清华不是站在世界前沿，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的前沿。所以我在这里永远只是国家级的，不是世界级的。“这种烦恼在他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时，终于达到了顶点。那是学校图像组的很多精英以多年心血研制出的一个图像处理系统，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成为整个图像组90年代一个最大的成就，但却只卖出5台。
但报刊上依然在宣传李劲的辉煌，他把自己的苦恼藏在心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