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为那些介绍毕业生来应聘的学校提供多少赞助……李开复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些挺有煽动性的说法：“我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和有同样梦想的人合作，共创人类计算的未来。”“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决定权在研究员手中。”“我们当然鼓励成功，但我们也鼓励失败。”但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下面这个话题：“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
陈宏刚开始频繁地和那些即将毕业的博士们接触。
微软在中国学生心里早就留下了傲慢无理的名声，所以113大多数学生对微软的主动行动准备不足。1998年11月5日上午，陈正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后，方知他和另外那4个博士是第一批进入研究院来面试的人。他们是从大约500个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共同的特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全都是博士、全都年轻、全都聪明，不同的特征可就有点引人入胜。
1989年深秋时节，在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20岁出头的陈正顶着秋风秋雨瑟瑟发抖。他是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那种典型的小脸，尖下巴，戴着一副镜片又厚又大的眼镜。表面有些拘谨，脑子转得飞快，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却有一种高效率的突击能力。读书的时候，总是在学生中间串门聊天，但却总是能在考试的时候进入前三名。当日他北上京城，是为了尽可能远地躲开父母的干预。
父亲年轻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医学，母亲则按照自己的爱好在中学做英语教师。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个年龄的中国人当中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家庭要是放在陈正的时代，多少也算是个“人才高地”。“可惜他们的理想后来全都不能实现。”陈正后来说。陈正1972114年底出生，对父母这一代人的坎坷以及感情深处的种种伤痕并不能深知，但在他们的交谈、抱怨和相互争吵当中，渐渐明白他们的“牺牲很多”，知道了他们投身革命和自觉接受改造的一些故事，整天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然后是父亲下放基层医院，母亲到军垦农场劳动。
陈正上小学的时候，这一切终于结束。这以后，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模范的人，特别热衷于工作，一定要在单位里面做到最好才满意。”但新的时代毕竟不再属于父亲那一代人，而是属于儿子的了。于是，父亲把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希望陈正学医，但儿子坚决拒绝了。陈正看见那厚厚的医学书籍就头疼，但却格外锺情于计算机，于是自作主张报考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那一年北京开学晚了。陈正9月底从南方到北方，恰逢秋雨秋风，只穿衬衣，不免饥寒交迫。
尽管北京从来没有在9月份下过雪，但陈正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日情景，一口咬定那天他见到天上飘着雪花。直到终于到了学校，走进一间8人同住的房间，打开箱子拿出最厚的衣服穿上，才觉得好一些。他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是“很冷”。然后就是第二个发现：“北方的饺子那么难吃。”不过，他很快就把目光从衣食上挪开，因为115他感受到北京的政治气氛浓，学术气氛也浓。他想到父母临别时嘱咐他不要参与政治的话。他对政治本来没有兴趣，只把时间和智慧用在计算机上。即使是恋爱季节，和计算机在一起的时间也远远超过和女友呆在一起的时间。女友说他和计算机结婚了，他憨笑默认。直到现在没有结婚，他并不着急。
1989年深秋进入大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名叫张高，湖北人。他在考高中的时候是黄石市的第三名；在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副主席。此人只知道埋头读书，语文很差，数学极强。他在华中理工大学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同学都说他有很强的做官的能力，不过，他却羡慕那些做工程师的同学。他没有仿效姐姐去搞艺术，对母亲的裁缝技术也没有兴趣，但他却欣赏母校的传统。
他说华中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是“宁做总工不做总理”。他讨厌官场上的恩怨是非。他在1996年来到北京，不是看中那些高墙后面的政府机关，而是选择了中科院的软件所。现在，他的博士学业也完成了。这一年软件所的毕业生时运不济，整个科学院都在精简，软件所原来200多人，只能留下50多人，还要那么多新人干什么？同学116中想出国的不少，20来个博士走了七八个。硕士走得更多，十个中有九个出国了。剩下的不是进了国家机关，就是在北京寻找外企。张高仍然信守多年前的原则：讨厌曾经讨厌的，喜欢曾经喜欢的。他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希望在自己背后有很大的支持。张高不想到企业去。他说，那里总有人在屁股后面追着你要产品。
但他终于意识到，继续留在中科院，就连科研的经费都会成为问题。这时候他从导师那里知道李开复的名字，于是，像陈正一样，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发出了电子邮件。李开复当日覆信，邀请他到研究院来看一看。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这电子邮件竟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在日本计算机领域享有极高声誉，但是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带过中国学生。90年代，蔡东风成为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日本教授以中国学生为自豪，但中国学生却对日本不感兴趣。蔡东风是辽宁人。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但后来他还是回来了。他不像他在国内的那些同胞，不是对老一辈日本人的侵华耿耿于怀，就是对今天117日本人的排外抱有很强的反感。他是搞研究的，只关心学术的顺逆，他说日本人的软件开发思想不如美国。
他念念不忘自己在国内的大学经历，一定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觉得心里踏实。这也难怪，他是“文革”
结束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谁没有一肚子的回忆呢。他说他的大学生活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整个国家12年的中学毕业生在同一个时间考大学和读大学，这本身就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观。当年他的“老班长”比他大10岁。而今天，当他1998年11月走进微软的时候，恰在“不惑之年”，比他周围的那些应试者也要大10岁。
祖籍江南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长大的童欣，1989年终于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那时候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去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父亲是北京人而母亲是苏州人，当年两人一个学采煤一个学地质，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一同来到张家口－－长城以北一个荒凉闭塞的地方。那是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荒凉闭塞”正是年轻人远大理想的一部分。但现在不同了，电视上播的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广告上说的是“将减肥进行到底”。
118父亲和母亲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变化，但却很坚决地要求儿子“将来不要留在这个城市”。此种“摆脱闭塞摆脱贫穷”的愿望虽然简单而且原始，但它给予一个人的内在冲动之强烈，不身临其境是难能体会的。童欣就是这样考进了江南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在杭州一呆6年，由本科而硕士，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计算机图形学。
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他又开始思念北方。“在一个实验室呆久了，想出去。”他后来说。住在北京的奶奶爷爷，也整天写信要他回到北京去。他就抱着这样简单的念头考取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他想继续他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研究最纯粹的图形学，比如计算机绘画，还比如动画。”他对导师这样说。导师是国内“可视化”领域的权威，有60多岁。他说他从来没做过童欣说的这个东西。不仅如此，整个清华也没有人做这个东西。既无前人研究的基础，也没有人能够指导，童欣只好放弃自己的想法，好在他已长大成人，知道中国导师和外国导师不一样：“在外国，导师最怕你做不出新鲜的东西；在中国，老师最怕学生的论文不能通过。”日子稍久，他又发现，“中国的研究者中，绝大多数人都清楚，他们做的研究不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资金支119持，成功之后很少有使用的前景。”看来他的脑袋里面不再只有一些简单的念头，而是在设想自己的将来。周围一派“出国气氛”，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说，那里需要一个做图形学的学生，可以接受他去读博士后。但童欣并不是那种义无返顾的人，他对周围的一切又恨又爱，虽然不满却又舍不得离去。1998年的秋天，他是在“出国”
还是“留下”的犹豫中度过的。就在这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告诉他，微软在中国成立了研究院，要招聘专做图形学的研究员。童欣知道微软的图形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还听说全世界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在过去几年里几乎全都去了微软。他不禁心驰神往。当天就向研究院发出一个电子邮件，送去自己的简历。
越是优秀的人，越往外跑吗？这些年，出国潮流一点也没有减退的迹象。名牌大学里的毕业生－－学士、硕士和博士，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出国”。清华大学的老师们感叹：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你如果到美国的硅谷和微软总部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的确有一堆又一堆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那里的人们都说：“清华是硅谷的预科班”、“清华是微软的预科120班”。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说，留下来的也有优秀的，出去的也有不优秀的。
在北京兴思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的一项调查中，有86％的大学生反对“最好的学生全都出国”的说法。微软公司的研究员芮勇有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两方面的看法似乎都有道理，但却不能说明何以会存在那么多相反的证据。还纵坐标为学生的优秀程度，越往上就越优秀。横坐标为出国者的百分比，越向右比例越高。阴面部分为出国者。阳面部分为留下来的人。
说，国内就这个问题发布的那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平息人们的忧虑。芮勇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则在微软公司雷德蒙总部供职。他认为，把两个方面的结论综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更加符合事实：首先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从大学中出来的学生的确有优劣之分；其次我们也有事实说明，优秀的人当中，出国的比例较大，留下来的比例较小。将芮勇的“一家之言”以一个简单化的图来表示，如前图。
芮勇属于“阴面”中人，而现在我们所叙述的这几位却在尝试留在“阳面”。这里所谓“阴”和“阳”，完121全是为了理解问题的方便，一点也没有褒贬之意。事实上，人才去留的原因极为复杂多样，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道德界限所能划分。1998年冬天，这几个人没有像他们的同学那样首选出国之旅，而宁愿留下来，说起原因，也不是记者们习惯于要发掘的那一类爱国主义的主题。陈正说：“我不想出国，因为我比较懒，这和性格有关。”张高说：“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想过出国。不过，还没有联系好。”蔡东风是一个已经出国却又回来的人。他说：“日本不像美国那样开放。”况且他的妻子在渖阳航空工业学院有一个很不错的研究室，所以他和妻子回来了。
最优秀的人永远不会恳求你11月5日上午，这几个人走进希格玛大厦来应聘的时候，研究院还没有正式成立呢。挂牌仪式要等到几个小时以后，办公室内装饰正在收尾，满地乱七八糟，空气中飘散着强烈的油漆味。面试的地点选在六层，那里是微软中国公司的办公地点，研究院最初的招聘，也是借助于公司的人力资源部。
从表面上看，微软公司人力资源部与我们国家的人122事机关相比较，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然则称谓本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质。“人事”，也即关于人的事。“文革”结束已经多年，调查祖宗三代的来龙去脉不再时兴，但人事部门仍要花费很多时间考核政治表现，处理人的纠纷，调和山头冲突，其着重点在于人际关系和人的表现。微软的人力资源部则是将人作为“资源”来对待。
其管理原则，只在于聘用员工、确定既不太高又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以及培训。当日微软中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名叫王瑾。按照她的解释，微软公司的人力资源宗旨是三个字母－－“ADK”：A－－Attract吸引最好的人。
D－－Develop发展最好的人。
K－－Keep保留最好的人。
三个词中，每一个都不离“最好的人”，所以王瑾说她惟一的目标就是“BestofBest”－－“优中之优”。
那时候，在大学里的大多数学生心目里，还无法区分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微软公司的差别。陈正在成为微软研究院的雇员之后，有一次很坦率地说：“微软在大学生123中的形象不是很好。”另外一位还没有毕业的硕士潘锦辉说，微软在大学生中，“老实说，总体上是一个负面形象。
毕竟，它比较霸道。“还有一位名叫谢旭东，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团委书记，在学生中间颇有号召力，按照他的说法，”大学生中有人认为，微软公司是想垄断中国市场。“
当他率领400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希格玛大厦参观的时候，就有学生对他说，“研究院请我们来是为微软做宣传。”对李开复来说，更加要紧的是，无论诅咒微软的人还是崇拜微软的人，大多数并不真的了解微软。当然学校里已经很难再构筑政治斗争的舞台，学生们也不再热衷于口诛笔伐。他们不会像某些媒体，看到微软就说是“狼来了”。比如他们从来不说“振兴民族软件”，也不会大骂微软“霸权”。他们只是觉得微软在中国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说来说去，也就是把他们的产品汉化一下。”陈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他的一位同学在微软中国公司干过，就是在他现在等待面试的希格玛大厦第六层。“咳，不过如此”，同学以亲身经历告诉他，微软的待遇、技术、环境，还有将来的发展，都没有什124么了不起。这时候陈正恰在选择职业的关键时刻。他是外地人，按照北京市新公布的“广开门路吸引人才”的政策，他这样的博士是可以得到户口的，但必须提前找到工作。学校交给他一张招聘单位的名单，大部分是外企。至于国内企业，就连联想这样赫赫有名的，也不在这些清华博士的眼里。微软倒是挺出名的。但这种来自同学的“反馈”具有一传十、十传百的功效，有如水面泛起的涟漪，一圈比一圈更大地扩张开来。不少同学听了都说，宁可去惠普或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这几个博士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前的几个星期，听到的就是这些。
按照这样的解释，微软非但不是“狼”，就连“羊”也算不上良种的。
然而那些真正了解一些真实情况的人，就不会这样简单地说什么“狼”或者“羊”。陈正的导师是张钹，“钹”
字音“伯”，几乎所有的人都念作“拔”，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就和名望。张钹了解李开复的学识，对李开复的品格也能洞悉。他把李开复的电子邮件地址给了自己的学生，鼓励他去找李开复。那时候，陈正已自购一台电脑，并且把自己和电脑一起放在校园外125面租来的一间房子里。当天晚上9点钟，陈正就给李开复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提出求职申请。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对这一类申请总是抱着“随它去吧”的念头。况且李开复是一院之长，日理万机，对于像他这种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