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最后说：“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全局考虑，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当作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在1949年10月，毛主席明确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1月，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主席曾考虑过由西北局主要担任经营西藏的任务，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1950年初，毛主席又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北局配合，决定于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中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山高缺氧，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没有一条公路。解放前，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即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6日，决定派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从西康、云南方向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青海、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行动。由于西藏地区土匪猖撅，严重影响到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经请求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进军西藏的指示后，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儿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贺龙指出，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
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终年积雪，最难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
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
贺龙指出，最终选择走哪条路，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西南军区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战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报到。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3月1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一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
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为此，西南军区调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10月份，公路已修筑750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问题的准备。”遵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1950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奉命组成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嘉措和迟玉锐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彭德怀在西安接见了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指示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5月中旬，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来西安、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领导转达班禅关于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及“速发义兵，解放西藏”的请求。
5月17日，中央就进军西藏问题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指示：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就在我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拒绝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继续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他们将西藏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七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共7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泛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指挥，企图利用金沙江，固守要道，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并警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要插手西藏，经中央军委批准，西南军区于10月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六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一部，争取了一个代本起义，一共歼敌5700余人，一举解放了昌都，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在昌都战役中，青海骑兵支队南下配合作战，截断了昌都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抢占了昌都西南的宗泽山，控制了山坯口，完全切断了藏军南逃的退路，对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深入宣传，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特别是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日益壮大，形势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方向发展。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
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酋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
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精神，电令中共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进驻西藏，防止随时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分两个梯队，于8、9月陆续出发，于10、11月先后进驻拉萨及其他预定地区。
8月，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范明率领下，西北入藏部队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与班禅行辕及其原驻西康、康定办事处、军乐队等共1300人，从西安出发，克服洪水暴涨和地震等困难，于12月1日进入拉萨。当天，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并召开群众大会，庆贺进藏部队胜利全师。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还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出发，制定了适合西北地区情况的特殊政策和策略，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以保卫新生政权，安定社会秩序。
在西北，历来匪患严重，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造成的矛盾和仇杀等，加上国民党特务煽风点火，与惯匪勾结，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据估计，当时较大的股匪有470余股，约13万人；被裹胁的群众约9万人，主要分布于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地区，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等地，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新和青、甘、川交界地区。早在西北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是：“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时，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又在大西北的历史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憾人心的卫国壮歌。全歼“豫陕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凌云等残部，是第一野战军之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豫陕边区挺进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溃退到陕、鄂、豫、甘、川五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及散兵游勇、地方土顽拼凑而成的。由原国民党南阳绥靖区司令工凌云任总指挥，下辖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八军（军长季凌云），共有9个师，1。3万余人。
虽说国民党军队已兵败如山倒，但这支反动武装仍自不量力地沿秦岭巴山布防，妄图牵制解放军南下，掩护国民党胡宗南残部“从容入川”，并相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重建昔日的“天堂”。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天堂”！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兵团乘胜南下入川；第十九军以凌云驾虹之势解放了陕南绝大部分地区，统一领导清剿秦巴山区的国民党残军败将及地方游杂武装。
第十九军是1949年5月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它是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下辖第五十五师和五十七师。根据任务区分，第五十五师和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负责陕南东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第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独立三团负责陕南西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
12月28日，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从西乡峡口、贯子山、钟家沟出发，翻山越岭，疾速南进。400里的山路，他们三天抛在身后，入川到达两河口。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率师直机关经堰口、杨家河、镇巴、三元、黎坝，直插简阳。一六三团出镇巴，经官渡湾、滚龙坡，两天半翻过大巴山，30日进抵川北重镇万源城郊后，1950年1月3日解放通江县城。
1950年1月2日夜，第一六四团向王凌云的新编第八军进击。敌军三六九团团长周辅臣率部800多名官兵在阵前起义。接着一六四团二营与起义官兵在二营教导员杜近明指挥下，在牟家坪、大井坝地区消灭了敌新编第八军二十二师千余人，敌军参谋长吴美仁投降。
1月7日，一六四团经烟溪场、龙门溪，直捣苦草坝，将敌聚歼，俘敌新编第八军军长季凌云以下1300余人。
我第一六三团一营在通江东北的长坪、泥溪坝与敌新编第五军发生激战，战斗30分钟，敌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等150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随后，一六三团和一六四团南北夹击将敌新编第四军压迫在方圆不到50里的大山之中。
王凌云此时急了，召集军官开会，要求所部“分散活动，注意隐蔽潜伏。”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在王凌云授意下带残兵向云雾山中转移。我第一六三、一六四团哪里肯放，一路追击李学正部。
1月10日上午，我追击部队向溃退之敌发起进攻，李学正要求部队“顶住”，无奈士兵斗志丧失殆尽，个个只顾逃命。
中午时分，解放军冲入敌阵，敌新编第四军彻底崩溃。李学正见大势所趋，只得率军部和下辖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共2000多人，举手投降。
而此时的王凌云，败军之将仍不忘风流，正想与青峪口一位杨老汉的女儿成亲。
杨老汉哪里肯把自己的千金嫁给这位土匪头子，但想到硬抗只会使自己吃亏，不仅救不了女儿，且可能危及全家老小的性命，所以当面应承下来，而偷偷地向第一野战军第一六三团二营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营教导员问明情况后，派兵很快把王凌云抓住了。
这位曾经威风一时的敌军中将总指挥，在第一野战军第五十五师指挥员面前，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我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问：“你就是王凌云呀！”
“贱名凌云，罪该万死。”
“你跟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