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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第一兵团参谋长的张希钦后来描述了进军新疆途中的情景：
我军踏上征途不久，新疆就进入严寒的冬天，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天山南北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气温也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尤其是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等地，积雪竟达一米以上，给我们进军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光荣的使命，激励着指战员们奋勇前进。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干粮、饮水和烧柴，在深雪里顶风冒雪赶路，往往日行百里以上。记得战士们写了这样一首诗：
大雪纷飞边塞天，
革命战士意志坚，
精神抖擞不怕冷，
定要战胜大自然。
进军路上，冷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痛，虽然穿着棉衣，却象赤身掉进冰窖一样，有的同志手脚都麻木了。为了抵御风寒，战士们在行军中，总是将腿高抬，大甩胳膊，以运动全身，增加热量。刚一停下，就在雪地里掏个雪洞，把脚放在里面。每当行进在高山峡谷中，积雪更深，有时要从没颈的雪坑中把战友救出来。连续的行军，指战员们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给和休息，但是，都不顾疲劳，朝气勃勃。一路上，他们饮冰雪，吃干粮，翻过了无数山岭，涉过了不少的冰河，越过了千里戈壁渤海，鞋子磨破了，就用破布包起来，或者打着赤脚走。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荒野上。虽然当时环境十分艰苦，但没有谁发过一声怨言，没有谁讲过一句怪话。相反，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指战员们越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迈着大步，一边高唱着“挺进！挺进！”的战歌，边走边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战士，在困难的时刻，困结一致，同甘共苦，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互助声。同志们都抢先承担困难，争扛最重的东西。身体强壮的战士，争相替年小体弱的战士背武器、干粮。出现病号时，大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轮流搀扶，不使一人掉队。记得在翻越天山时，有个营长跌伤了腿，行走困难。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专门给了他一匹马，当他发现一位战士的腿也被跌伤以后，便立即将马让给了这个战士。这种阶级友爱的精神，汇成了巨大的战斗力。
在这次进军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二军五师十五团就是突出的一个。
这个团进抵阿克苏后，突然得悉和田有一小撮敌人在蠢蠢欲动，而逃往边境的那些民族败类，又刮起了一股什么“泛土耳其主义”的妖风。于是，他们奉命继续向和田进军。当时，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可走：两条大路，水草较多，人烟较稠，是人们常走的，但是路途较远，需要的时间长。另一条可以少走三分之一的路，但要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千百年来，这个“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许多外国探险家曾经去冒过险，有的进去了没有出来，有的在大沙漠的边缘徘徊了一阵，望“海”兴叹而返。可见，这条近捷的道路，是多么的危险啊！但是，为了及早粉碎敌人的阴谋，解放受苦受难的和田人民，他们决定选取这条险遁。大沙漠里，滴水难寻，飓风狂沙，缺粮缺柴。我们英勇的指战员们，满怀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同流沙、风暴、干渴、严寒搏斗。部队进入沙漠腹地后，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大风暴，狂风卷着飞沙，遮天蔽日，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部队十几个小时没见到一滴水，没吃一顿饭，战士们个个嘴唇干裂出血。在这艰难时刻，同志们发扬一往无前、团结友爱精神，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当部队行进到距和田400里时，传来了以伪副专员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密谋暴乱的消息，我军立即组织了一支轻骑队，以一昼夜直奔和田，部队主力则以两天时间进抵和田郊区。正当阶级敌人做着垂死挣扎美梦时，我军已如神兵天降，西隆重镇和田终于解放了。
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军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行程6000多里，胜利进驻全疆各地，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来。这一胜利，象我军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0月20日，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胜利进驻迪化。
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描述了新疆民众欢迎解放军热烈场面：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说，“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
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和以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起义官兵及政府官员是热烈拥护的。但也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和民族败类进行阻挠和破坏。
进军一开始，在酒泉指挥部里，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就接收到了特务分子和反动分子煽动起义部队骚乱的电报：在鄯善，敌一九四团一部，于10月16日举行叛乱，抢杀准备迎接我军进城的县长和欢迎群众，把我第二军先头部队二十团堵于城外；在焉耆，敌一二八旅大肆劫掠群众，烧毁民房百余间，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在轮台，群众被打死打伤200余人；在库车，全城被劫。。
10月20日，进军部队又突然收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电，说驻哈密的敌一七八旅五三三团的反动军官，指使其驻七角井的部队，扣留了我五师运载军用物资的汽车，扣押了我随车的全部人员，并乘这些汽车窜回哈密，公然劫走了哈密银行库存的两万多两黄金和大批物资，纵火烧毁民房数百间，打骂群众，无恶不作，还准备挟持全团叛变。哈密是新疆的东部门户。哈密一卡住，我进军行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进军部队决定立即将其包围，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还给敌一七八旅旅长写一封信，提出严正警告：为了确保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叛敌分子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否则，解放军有权对他们实行制裁。。同时，责令其在半小时以内给予答复。当进疆部队步、炮兵把叛乱部队包围后，敌人派出一名副旅长与进疆部队谈判。此人十分油滑，口头上讲一些“表示惭愧”的话，实际上拐弯抹角、支支吾吾，总是推卸责任。张希钦参谋长指出：你们的叛乱行为是公开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协议，直接危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同时，责成其尽快查明祸首，给予严励惩处；立即退回赃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几天之后，他们把首恶分子逮捕法办，送到了迪化，把一部分抢去的东西归还给了群众。第一兵团进疆以后，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团结和依靠新疆各族人民，担负起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各项任务。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第一兵团于1950年3月派出一支先遣分队，向西藏地区侦察前进。这支先遣分队翻越了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天险，穿过冰雪覆盖的无人区，克服了饥饿、严寒、迷路、高山反应等重重困难，几临绝境，终于胜利到达藏北改则地区。我军这一英勇的行动，完全出乎西藏反动上层的意料。当先遣分队到达藏北的日土宗（县）时，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目瞪口呆。进军藏北，好比给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背后猛刺一刀，有力地配合了西南主力部队解放西藏的行动，促进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先遣分队抵达藏北后，大雪封山，供应断绝，但他们无所畏惧，猎取野驴充饥，把麻袋缝成衣服御寒，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加重藏族人民的负担，从而粉碎了反动上层挑拨我军与藏族群众关系、把我军逼走逼死的阴谋。
第一兵团还陆续抽调了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了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牧区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工作，斗倒了恶霸地主、反动伯克（牧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了翻身解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后来这些干部战士中的许多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象革命的种于，撒遍天山南北，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我进疆大军始终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当作中心任务。入疆后，进疆部队，征尘未洗，立即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南泥湾屯垦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挖开冰雪，安营扎寨，用他们战斗过的双手，向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千里荒野展开了新的进军。没有房子挖地窖，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牲口人拉犁，不熟悉当地作物栽培规律，虚心向随军人疆的农业专家学习。他们开发荒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架桥铺路，兴办牧场、渔场及各类作坊。当时部队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称：“劳动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第一兵团进军新疆、解放新疆的胜利，结束了历代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进疆后，第一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艰苦创业，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他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人一起，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
12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下辖：第九十军，军长赵锡光，政治委员张仲翰，第一副军长王根僧，第二副军长陈德法，参谋长李祖唐（后叛变）。该军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贺振新；第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王季龙；第二十七师，师长陈俊，政治委员龙炳初。兵团直辖骑兵第七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骑兵第八师，师长马平林，政治委员张献奎。
十四、分兵人川藏
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取得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第一野战军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在彭德怀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军的同时，贺龙率领另一路大军经营川北，向四川进军。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当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决定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
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
“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因此，贺龙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人川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带过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贺龙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认为，军队要听党指挥，共产党员不能争个人的兵权。
早在1947年3月陕北大战在即的时候，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很久的问题。若按一般的惯例，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当时，贺龙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当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时，党性很强的贺龙，坚决拥护这一决定。他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为了保卫延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从不把自己带领的部队看成个人的，而且要求所属部队听党指挥。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三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赴陕北。贺龙仍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队过了黄河。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是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晋绥解放区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贺龙毫无怨言，愉快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大量弹药时，贺龙下令部队急送炮弹2000发到陕北，以后又让后勤部门送去了三批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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