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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通电的当天傍晚，马鸿逵从重庆打来电话。他先问了解放军进攻情况。接电话的宁夏守敌长官用阿拉伯语报告说：“‘满拉’（学生）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把‘囊噶’（念经的木板）放在阿訇的‘尕洛’（头）上哩！”
马鸿逵不甘心地说：“就无别意？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
宁夏这边答道：“我们已通电求和了，不要再来。”
只听得马鸿逵在电话里大哭起来，无可奈何地掐断了电话。
21日下午，一野彭德怀总司令向马全良等人发出复电，对宁夏守敌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电文如下：
廿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
22日上午，杨得志司令、耿飙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联络部部长甄华等十九兵团首长，在中宁接见了贺兰军参谋长郑毅民。杨得志奉命将我军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提交宁夏兵团，限于24日12时前，派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否则将宁夏敌人全部歼灭。
郑毅民表示完全接受协议，并携协议书速返银川面告马全良。
与此同时，马鸿宾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马西”复电指示，于22日上午在银川私宅号“五亩宅”内召集贺兰军、第十一军及逃至银川的一二八军指挥官紧急议事。
马鸿宾在会上说：“卢军长过去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卢军长去，一方面表示认错，一方面表示诚意，就让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是卢军长的助手，也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9月23日，宁夏守敌投降谈判代表团，到达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富宁公司驻中宁办事处，向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政治部主任潘自力递交了证明书，表示代表军政各方承认错误，接受和平。
我军在言谈中严厉谴责马鸿逵一贯反动，阻击红军，进取陕北，抗拒解放西北等罪恶。杨得志司令员指出：“所谓战犯是战了就犯，不战不犯。今天你们是为接受和平而来，我们欢迎。这是党的政策，党中央对解放宁夏，采取和平协议和方式，你们看如何？”杨得志说完，递给他们一份由我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原文如下：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放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部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签字盖章）
政治委员李志民（签字盖章）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签字盖章）
马光天（签字盖章）
马廷秀（签字盖章）
中华民国38年（1949年）9月23日宁夏代表团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协议。
但是，在该协议签字后一时许，我第十九兵团首长即得知国民党宁夏兵团三个军均已溃散，尤其是第十一军溃散官兵还在银川公开鸣枪抢劫。
敌十一军突然溃散始于所属第一六八师。
9月22日上午“五亩宅”会议后，第十一军指挥官下午赶往新城处理军部剧团演员何万义等逃跑一事。他在一六八师官兵大会上，毫无根据地说：“大家要安心等待解放军改编，改编后可以随解放军打到四川去！”
这句话，使早就厌战恋乡的国民党宁夏士兵大失所望，因而一哄而散。23日上午，在新城一六八师杂乱四逃的影响下，驻老城的一八九师亦弃甲出城，仅一个小时时间，近万人之军不击自溃。
马全良军长听到这一消息，并听到传闻有人暗杀他，故假冒收容散兵之名，与副军长王伯祥于22日夜到达吴忠堡，向曾思玉军长面告银川情况：“贺兰军已散了，第十一军正在散，局面已无法控制，请解放军迅速进驻银川。”
23日，马鸿宾也向解放军告急，称：“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之势，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现象，请即令杨司令员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贺兰军与第十一军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已先后自行溃散，第一二八军残部也四处逃散。因此，我第十九兵团首长认为：国民党宁夏方面已无力执行协议条款，我军也不能按协议条款处理国民党宁夏兵团，故立即撤消了原准备在24日由新华社发表协议全文的决定，同时命令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一部连夜进驻银川。
9月23日夜，风雨交加。
第一野战军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在副团长苟耀德的率领下，由仁存渡口过黄河，然后乘马鸿宾等人闻讯调集而来的40辆卡车急驶银川古城。
我五七二团抵达银川时，城内枪声不断，军库被抢。五七二团指战员即占领4个城门楼及钟鼓楼、王皇阁等制高点，并进占了马鸿逵公馆等指挥要地，以部分兵力解除了国民党第十一军一六八师残部武装。
24日中午，我第一九一师主力进入银川城，敌一加强连向贺兰山方向逃窜，被我追歼消灭，银川得以安宁。
9月26日，杨得志第十九兵团举行隆重入城式，下面记载的是入城式的热闹场面：
当人民解放军进入银川市时，宁夏耆老马鸿宾先生率领前省府人员与城年中小学校学生及回汉人民各界代表约700余人，齐集南门外欢迎。城内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欢迎的标语，当解放军雄壮的步兵行列和载重卡车通过欢迎人群时，人们高呼：
“欢迎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万岁！”
老百姓还燃放鞭炮，欢呼声和鞭炮声连成一片。
在马鸿逵18年反动统治下，饱受苦难的银川市民，热情兴奋地向解放军同志述说自己的渴望和控诉马家军的暴行。被马鸿逵部队抓走独子，弄得鳏苦无以为生的70多岁的王富元，紧紧握住解放军同志的手说：“救命的恩人盼来了，你们要是再不来，俺们穷老百姓就没活了，都得被马鸿逵逼死！”
宁夏中学学生裴贤等说：“过去马家抓兵，连我们学生都不能幸免。同志们成天担心受怕，现在你们来了就好啦，我们可以自由地学习，自由地说话了。”
大街上，人们到处拥挤着争阅约法八章和银川市军管会布告及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宣传品，倾听着解放军宣传员的街头宣传，每一个脸上都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笑脸。
至此，马鸿逵在宁夏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
十三、进疆
第一兵团河西走廊千里追敌，迸逼新疆，陶峙岳排除阻力毅然率部起义。数万新疆父老百姓为了迎接解放军，在迪化城外数十公里处，焦急地等待了三天。进疆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为使新疆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并对解放全中国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时，王震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就解决新疆问题同王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说：“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的各族人民做好事”，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军委关于争取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图。
8月4日，毛泽东在转发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的电报中说：“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8月6日，毛泽东又指示：“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
在兰州战役前，毛泽东曾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并告贺龙、习仲勋，部署集中3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要求“王震兵团从（黄河）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
8月26日，兰州解放，第一兵团挥戈西进，9月5日解放西宁。这时，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最后决定第一兵团率第二军和第二兵团的第六军进军新疆。
9月4日，向河西走廊追歼逃敌的我第二兵团，开始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我军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17天推进700公里。
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9月10日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14日，进入风雪交加、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由于防寒装备不足，冻死冻伤200余人。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狂风、大雪、奇寒带来的种种困难，仍然以饱满的士气，奋勇前进。
17日，我第一兵团将士越过海拔5000公尺的祁连山，攻占民乐，歼敌骑兵第十五旅等部，19日至20日，在张掖地区歼敌5个团，21日，与第二兵团会师于张掖。
逃窜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氏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甘肃河西警备总部及第一二○军、第九十一军残部，在我政治争取下，于9月24日在酒泉起义。
起义的敌军根据王震司令员指示，迅速派出汽车200辆，由骆驼兵团派兵押送高台、张掖一带，接运第一兵团的一部分部队轻装进驻酒泉。
9月23日，我军进入酒泉，和平解放了这座城市。随后我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玉门、安西等地。与此同时，偏踞岷县地区的敌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5个团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至此，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起义、投诚和被歼的敌军共4万余人。除陇南一隅外，甘肃全省均获解放。马步芳、马鸿逵在甘、青、宁三省的反动统治终被摧毁。
第一野战军的下一个目标，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我国的新疆省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睡，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约410余万。省内多戈壁沙漠，面积约160余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省份。早在抗日战争末期，该省伊犁（今伊宁）、塔城、阿山（现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了民族军。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并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解放区。1949年9月，民族军已发展到1。4万余人。
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第四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骑兵第一师及骑兵第九旅等，共7万余人。
陕、甘、宁、青四省基本解放后，该省守军处境更为孤立。
国民党内部曾有人形象过新疆守军的困境：“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在19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这些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绿洲一样，瀚海相隔，首尾脱节。在这些部队中，有受蒋介石、胡宗南遥控的‘嫡系’，有听命于马步芳的‘亲兵’，有盛世才留下的旧部，还有一支由美蒋装备训练的乌斯满武装。真正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陶峙岳确实是内无善战之兵，外无可援之军。”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谈判。斯大林告诉刘少奇，美国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撤到新疆，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得逞，对中、苏均不利，建议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得悉后，遂将原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的计划，提前到当年冬季。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赶到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几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治中开始作为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央代表，到迪化与伊宁代表会谈，解决新疆问题。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参与卧共合作谈判，其政治思想开明。抗战前夕，他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向学生讲《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或共产党当权，但革命总是要继续前进的。”又如，他曾在延安大礼堂向共产党干部讲话时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他在新疆九分校的一次对上校以上军官的讲话时说：“我们历代汉族祖先对不起新疆各族人民，负债于各族人民，我们是来还债的。”
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的陶峙岳，在推动新疆和平解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陶峙岳于1948年来新疆就任警备总司令以前，在兰州跟张治中曾经有过恳切的交谈，对张治中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内心是愿意走张治中的路子的，但他顾虑驻新部队成分复杂，非到绝对成熟时，决不能表示和平起义的态度，以防万一有失。
自从张治中来新疆着手和平解决新疆内部问题时起，在新疆军政首脑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与反对和平解决两种力量的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新疆问题如何解决，走什么路子，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斗争也更尖锐复杂了。主张和平解决的人，自然主张和平起义；反对和平解决的人就坚决反对和平起义。
从局部来看，起义的决定力量在于驻新的国民党部队。可是这些部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流毒甚深，而部队的实权，实际还掌握在少数顽固的部队长官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