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敌人寻机决战是我求之不得的，关键在等第十九兵团到齐，以便集结主力歼敌于西安附近。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对政治、军事和士气均不利。应利用西安、咸阳坚固据点诱敌深入，要向每个军民作战斗动员和解释工作。关于击南击北问题，我看打马是理想的，但在胡、马两军乘我十九兵团来到前即联合实施反扑使我被迫过早决战的情况下，可能先击胡，特别是敌威胁到我不能守西安，须集中力量歼敌一两个单位，迟滞敌人进攻是需要的。。。在任何情况下，要不怕困难，不为零碎动摇整体。”
这时，我第十八兵团3个军及第七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三军的第八师全部到达三原、西安地区，第十九兵团3个军前卫师亦渡过黄河到达韩城、芝川地区，向三原、富平地区开进。
敌军闻讯我新的部队集结，纷纷后撤。至26日，二马退至永寿、崔木镇一线，胡宗南部退到武功以西。
鉴于我第十八、十九兵团经长途行军需要休整，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遵照军委指示进行休整，为与胡、马进行决战做准备。
此时，孤悬于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深感孤城难守。为了争取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一方面，以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四十团为骨干的武装力量频繁活跃在榆林城附近，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武工队积极配合，围困榆林。另一方面，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等领导，多次写信给邓宝珊和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劝其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是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驻守榆林长达32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该军受民族大义之感召，拥护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与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有较好的关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见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王震、高岗等曾走榆林做统战工作，或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加上我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该军部有一定的进步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该军受蒋、胡之令，参与内战，1947年8月上旬和11月上旬，该军两次与我军在榆林激战，遭到严重打击，实力大减。1948年夏，该军的八师奉命调守包头。马鸿逵也因形势所迫，将宁夏协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其老巢了。因此，到1948年底，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及总部特务营，二十二军部及军直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以及八十六师徐之佳部，总兵力不过4000人。所以，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忧虑。
正当人们议论较多，悲观情绪很重的时候，军长左协中收到了习仲勋、赵寿山等人的来信，说明大势所趋，诚恳劝告榆林守军起义。
共产党的来信给榆林守军的主要指挥官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反省这几年的状况，酝酿着投靠共产党。于是，晋陕绥边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背着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秘密商议起义事宜。
之所以要背着徐之佳，主要是因为徐之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还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的亲戚。汤恩伯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时，徐之佳是汤的参谋处长。1936年，第十三军驻绥德时，汤将徐塞给高双成（当时任第八十六师师长）任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师长，实际上是给八十六师安下的一个钉子。所以，左协中等人与共产党接触、联络，一般极其谨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等在商议时，张之因说：“现在是起义的时候了，不能再错过时机。”
左协中也说：“现在要谨慎从事，最好先与邓总司令汇报一下，看他的意见怎样。”
随后，派张之因以汇报防务为名，把共产党的信送到五原邓宝珊处，请他决定如何办理。由于榆林机场飞机直归西安指挥，只得请徐之佳进行交涉。机场承允飞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没能成行。
1949年1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消息传到榆林，除少数人惊异外，多数人认为上级起义了，下级哪有不起义之理。几天后，邓宝珊给左协中发来电报说：二十二军起义一事与党中央谈过，要加强保卫，听候安排。
榆林指挥部接到邓电报后，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心里平静了许多，只有徐之佳表示反对起义。但在开会时，左、俞都没有表态，所以其他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二十二军军部，对起义还是不起义，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徐之佳出于其反动立场，坚决反对起义，自不待言。就是左、俞之间，也各有所怀，不露真意。左协中坚持不离开榆林，俞方皋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再转往甘肃。而一些顽固派则乘机散布“起义、投降没有什么好下场”等，一时不愿起义者占了上风。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在催促榆林守军迅速做出决定。下面是第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的一段回忆，叙述了第二十二军榆林起义的曲折过程。
此时，徐之佳主张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军开到关中；左协中则说再请示邓宝珊总司令。很明显，左的这一招：一则是为了搪塞徐之佳；二则是可迎合俞方皋开包头的想法；三则借此拖延时日，更符合他的骑墙主义。向邓请示的结果是开赴包。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实上也开不动，因为左协中的内心根本不想离开榆林。紧接而来的是南京中央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都电令第二十二军开赴宁夏。马鸿逵还特意来电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到时一切均愿大力帮助。这个命令既符合徐的愿望，也符合俞原来的打算。俞曾讲过，他与马家有关系。真的开到宁夏，他会把左协中一脚踢开的。左协中有自己的老主意：决不离开榆林。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说到宁夏后保证可以转开头中，直归中央，部队的扩编、补充都不成问题。左一时为徐的甘言所动，以为开关中后前途大有可为，有点心花怒放。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说明不能开走的实际情况：一是千里沙漠没有运输工具；二是官兵眷属沿途粮秣如何筹办：三是即使部队开到目的地，那时部队能否为自己掌握？你这个军长，蒋介石要不要？蒋介石任人唯亲，二十多年来消灭了多少杂牌军，本军两次整编，你和全军还没有吃够苦头吗？同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我们要面对现实，作认真的考虑。左鉴于形势，踌躇地说：不开，这个命令如何应付，他们马上停发军饷怎么办？我说：照总司令电令办理，就地起义，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左说：徐早就反对，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想办法应付一时再看。当即决定：应付南京和兰州及军内的日常事务，由我去办理，他专对付外界。
这时，南京和兰州连电催行。我们即电告开拔中的实际困难：请求拨运输汽车100辆，骆驼300头，以便先运走弹药和眷属；要求在沿途设临时补给站；并以纸币买不到东西，请求全军薪饷改发硬币等情。南京复电说，为了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改令第二十二军先开到绥西三圣宫待命，并告已电宁夏马鸿逵主席沿途协助，到达后一切所需即予解决。从此南京三令五申催开，马鸿逵敦促更紧，往来电令反复多次。后来，南京国民党中央以榆林机场降落不安全，无法送饷为辞，严电催开。我们只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弹药分作两次运去宁夏石嘴山，作出要开的样子，以取得信任。当时形势对第二十二军的处境越来越坏，开不动的实际困难，徐之佳也不能闭目塞听，于是他想先脱离部队，只身逃命南京。他问我：老左到底是什么想法，开不开？我说，有他的想法，也有实际困难。中央不拨运输工具，不说别的，仅弹药一项怎么办？他说，毁掉。我说，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最好你打电报直接催要运输工具。
1949年春节后不久，徐想出了脱身之计，他对左说，要亲自到南京去支涉汽车。左听后，坚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左协中决不出卖朋友。听起来好像两人情投意合，实则是同床异梦，各有自己的打算。徐千方百计想把部队开出去，左则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开出去。左在榆林附骤起家30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绝境他是不肯轻易离开榆林的。不放徐走，不是有爱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这个关系就不好搞了。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洞悉此情。
我听到左不放徐走，就去问左，是不是你还准备打第三次围城战呀？若不起义，仗就在眼前。有徐之佳在，就不能起义。那么这个仗就得打了。左再三考虑，总算让徐之佳走了。于是，有些好心肠的人就以为徐已走，障碍没有了，该起义了。但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左协中五花八门的把戏，还在后边呢。
徐之佳走后不久，李含芳回来了。他原是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团长，1947年在解放军攻打高家堡战役中被俘虏，此后久无消息。此次回来，他对人说是给左叔，李父与左同事，故尊左为父辈）拜年来了，顺便给自己办点私事。大约在3月间的一天，左协中与我谈到起义的问题，说他打算把现有的第八十六师和军部直属各营（除特务营外），编为两个师，叫李含芳和张博学去当师长，问我怎么样。我说，起义很好，但要编成两个师，恐怕不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本来第八十六师和各直属营的人数就不满员，为什么还要编为两个师呢？这是什么意思，是谁叫我们编的？又是谁给的番号？真起义，一切都得听从命令，没有自编的余地。（二）延安派何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又派谁去与延安商谈，商谈的情况如何？我和大家为什么一点不知道。（三）你以张博学和李含芳为师长，张腐化堕落，由团长调为八十六师代参谋长还在待查中；李合芳品质恶劣，不务本业，你都知道，这样两个人能当师长吗？（四）张、李搞政治投机，想捞一把资本，而你要编两个师为的什么？这样动机不纯的起义，会使人嗤之以鼻。这种作法，我不能同意。事后，我就把以上情况告诉了高凌云，高与我有同样的看法。我还请他转告第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要他们切实掌握部队，作好准备。我又找了第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他是左的内侄，问他知道不知道以上情况。他说，不知为啥要编两个师。我也请他注意掌握部队。这一场暗斗，总算把政治投机的打算熄灭了。
当宗永福（左的外甥）连先后把两批弹药运到石嘴山后，似乎起到了一点作用，飞机又继续送来了军饷，日子还可以过得去。为了不触怒南京和兰州，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应付办法，不管他们催开不催开，我们每天都要拍发一通催要工具的电文，并危言耸听他说些待命苦衷的话，目的是使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开。当然，这样做也不能完全瞒过南京和兰州的耳目，实际上他们也是希望在不发生意外（指起义而言）的情况下，虚与委蛇，暂施羁縻。国民党充其量不过多印些票子罢了。然而，这只对少数人倒卖黄金有利，苦死的是官兵，受害的是地方。
此后不久，延安代表罗明、田子亭两位同志来到榆林。他们因抗战期间所建立的种种关系，出于关心才来敦促第二十二军起义的。但不知左协中是何用意，不让公开商谈，只由他一个接触。说还不到时候，免得走漏风声，影响粮饷，使官兵不安。从他讲话的意思看，好像官兵还不同意起义似的。以前借口徐之佳反对，现在借口官兵不同意，左协中的态度令人莫测。
正当左协中举棋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为左协中所谓“官兵不同意起义”帮了忙。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来之前，离城南301的地方，是双方巡逻游击之处，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榆林部队生活用炭，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派兵到距城东南20余里的炭窑去驮。延安代表到榆林后，双方认为这种事不利于促进起义。遂商量决定：双方在驮炭时都不带武器，在驮炭这问题上，互不干扰。可是在3月间，第二十二军的部队去驮炭时，竟被带武装的解放军拉去驮骡，还打伤了士兵，辱骂了带队的军官，使全军为之愤然。第二件事，4月间，国民党中央继续派飞机运送军饷粮款到榆。我们事前和罗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机场南端高地警戒部队，并告诉其派出部队的番号、人数，以及哨所地点。请罗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军。为了不发生意外，我们将此项商定，也告诉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队，责令他们严加注意，不要发生误会。派出的部队认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备，连机枪衣都未卸去，及至发现解放军前进，也不敢鸣枪射阻，即被解放军缴了械。飞机临近机场上空，又遭解放军的火力猛烈射击，不敢降落，飞返西安，以致影响军饷粮款的接济，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阵喧嚣和不满，更为反对起义的人造成了煽风，点火的机会。骂我们是阿斗，是出卖团体，使我们没有说服官兵的余地。当时我想，在此关键时候，为何会因此小事而引起轩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所以，当总部俞方皋参谋长请罗明、田子享两代表吃饭，邀我作陪时，我在饭后闲谈中，提出了这两件事。这固然是下边的一时过失，但对起义的确起了不良影响，更为左协中的骑墙主义开了方便大门。
事物的发展，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飞机没有降落，当月经费还可以挣扎维持（高双成军长在世时给军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储备金），可是以后经费就会恐慌。此时，罗明代表向左协中表示，延安叫他们回去，第二十二军究竟起义不起义，请速作决定，起义则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则他们就动身了。左见不作出一定的表示，无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说拟派军部参谋处二科科长张旨晟和他的秘书孔芳亭等当秘密代表去延安应付。我听了以后，很是生气，激动地说：“且不论这两个代表能代表谁？还要秘密行动，是什么意思？起义是关系全军的大事，不能作儿戏。起义就起义，不起义何必骗人？骗人到时候要负道义上的责任。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说到这里，左也激动起来，忙说：“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黄河不是一条线！”说实话，我当时无力强迫左协中起义，但坚决反对他骗人。看他势在必行，劝说无益，当晚我即将这件事间接地转告了罗明，同时也告诉了高凌云。高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这种骗人的作法。后来，罗明代表郑重地对左说，起义事关重大，必须派个能负责任的人当代表，那两个代表我们不欢迎。这时，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罗明代表的话如实地告诉我，还说军部负责人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个人，那只好你去了。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但是，我不仅知他变化多端，而且得悉张云衢快要回到榆林，张为人难测，我不能不要求左对派我当代表赴延安谈判，作出必要的保证。于是，我向左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