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脸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两个。我一边囫囵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情况。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4）
叶剑英第一个来到怀仁堂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地摇啊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将他们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是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的。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另一处房间的警卫、秘书……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士10余人。武健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个面包车，乘车到了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全国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个学院早已停办，我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带过来的人安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学习班。
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由傅家瑞等带领的清理小组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对清理工作做了安排。
怀仁堂的事情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山9号楼。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9号楼里召开的。
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5）
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
马晓先、田炳信：江青被抓的时候（1）
马晓先 田炳信
从1949年以后，中国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1976年发生的一连串大事更让人震惊。在这铺天盖地的大事件相继发生的过程中，时年32岁的中南海保健处护士马晓先目睹了其中的一些场面，经历了历史大时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场景和细节。本文摘自《新快报》。
总理一个电话，我们被送进中南海
田炳信：时间是最大的校正器，很多事情离开特定的环境、人和事，回头再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冷静，有些事情也就好谈了。你在江青被抓前后一直担任她的护士，有些历史性的细节，恐怕你更清楚些。
马晓先：你知道，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些人和事又特敏感，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保持了沉默。
田炳信：现代的社会比以前进步了许多，言论自由也更宽泛了。对于过去的事和人，人们更多的是趋于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认识。记得1988年我还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工作时，有天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们的报纸在正文里把“李鹏总理视察云南灾区”中总理的名字印错了，一看果真如此，但后来也没追查什么政治事故，因为当时还是在铅字盘里捡字，像鸟字旁的字，有许多个都在一个格里。
马晓先：这点和以前真的大不一样了，现在报纸上、网站上登出来的新闻要是放回到几十年前不知又要抓多少人。人们对报纸的看法也不纯粹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了，我记得我给江青当护士的时候，她对报纸看得很认真。
田炳信：她都看什么？
马晓先：看看报道些什么事，上面有些什么人，她的名字和照片登在什么位置上，都特别注意，因为她在政治上确实很有野心，但从个人能力、知识面来讲，她还是有差距的，这是我一个搞医疗保健的人从旁观察到的情况。
田炳信：你是怎么进到中南海的？
马晓先：1968年中央新成立中南海保健处，当时我在北京医院。2月17日下午，周总理给我们院长打了个电话，医院就把我们召集起来。
田炳信：选人？
马晓先：对。当时送了6个医生三个护士，我是护士中的一个。当天下午5点钟，我们就坐着大卡车去中南海。那时候一个电话马上就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都是无条件服从。
田炳信：像颗螺丝钉，拧在哪就在哪。你在中南海保健处待了多少年？
马晓先：从1968年到1995年退休，28年。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候到江青那的？
马晓先：是1974年3月，也就是主席去世前病重的那段时间，当时汪东兴要给江青找个护士，要求科班出身，最好有小孩，因为做了母亲的人细心、耐心，最后找到我，但我知道她脾气有点大，不想去，组织上为此找我谈了两次话。
田炳信：江青是主席夫人，当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人特殊，地位也特殊，但她是本身就难伺候呢，还是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变化？
马晓先：都有一点，她有肾功能失调。
田炳信：当时她多大年纪？
马晓先：有60了，在此之前在她身边待过的护士都说她脾气比较大，做事比较挑剔。她觉得什么事都要自己顺心才行，想怎样就怎样，这样就给人家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田炳信：你第一次去见她是什么感觉？
马晓先：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倒不是战战兢兢的样子，而且去她那之前我在她女儿李讷那里做过，李讷的脾气也大，她挑了好多护士都不行，最后还是要找我。当时李讷说：“你可以，你在我妈那可以。”她们母女的脾气很相像，很容易吵架，但那完全就是母女间的冲突。我到了更年期，与女儿也会有类似的冲突。
田炳信：就是一般家庭内部的事情。
马晓先：对，家庭内部冲突。当时我生下女儿不久，爱人得了急性黄胆肝炎，我就以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拒绝到她那去，汪东兴也同意另外找人。谁知十几天后，他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还是谈这事。我说：“我去朱老总那，去那些老帅那都可以，就是不愿去江青那。”汪东兴便跟我拍桌子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你不服从党的分配？！”我说：“如果非得这样，那我只能服从组织，但我思想上想不通。”他缓口气说：“我不要你想得通，只要服从就行了。”就这样定了，然后就交待了一些事情。这事因为要严格保密，我都没跟我们处领导谈，连我爱人也不知道。
田炳信：回家也不说？
马晓先：不说，直到后来因为有些情绪才无意中流露出来。
田炳信：你爱人只知道你在中南海保健处。
马晓先、田炳信：江青被抓的时候（2）
马晓先：对。
朱德宴客，“蚂蚁上树”竟是上菜
田炳信：中国现在满大街都是洗脚屋、桑拿屋，美容院、健身院，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健身都是些简单、不花钱的活动，广播体操现在都没人做了。你当年跟过一些重
要领导，他们的保健、养生和用药方式是不是比普通老百姓要高级很多？人们总觉得很神秘。
马晓先：现在人们把保健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好处是健康意识增强了，不好的就是商业炒作太浓了，像桑拿浴、足浴、足疗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在找借口来赚钱。保健讲究长期性，重要的是生活要有规律，在我们负责过保健的那些领导当中，还真没有整天去吃山珍海味补这补那的，吃得都很普通。我认为，现在中年以上的人大多是从贫困、饥饿的年代过来的，所以他们对吃有一种畸形的补偿心理。
田炳信：猛吃，海喝，吃出一身脂肪，喝出一个“将军肚”。我听说你在朱德委员长那待过一阵，他的饮食起居怎样？
马晓先：我是1968年到朱德那工作的，他家的条件相对很简朴，吃得很简单。早上有个鸡蛋，有点稀粥、小菜和牛奶，他要求不高，康克清大姐也一样，早午饭都是老两口一块吃。
田炳信：比普通老百姓强不了多少。
马晓先：强不了多少，只不过就是干净，都是一碟碟小盘。据说1963年时他有次请客，做十几个菜，最好的一个菜是“蚂蚁上树”，就是用粉条煮点肉末，其他都是白菜、土豆、青菜。
田炳信：你跟了朱德那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吃过鲍鱼、鱼翅、燕窝？
马晓先：没有，真的没有。当时他们饮食的主要原则是易消化。朱德得了20年的糖尿病，血糖有点偏高，康大姐在这方面控制得比较严格，所以他吃的量不大，加上有护士监测血糖，几点睡觉，几点起床，生活还是挺规律的。他喜欢起床后先洗个澡再吃饭，吃完饭后做一套他自己编的操，从头到胳膊、颈椎、腰、腿都要运动，刮风下雪都坚持不懈。朱德活到95岁，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他也不挑食，愿意吃大米和小米加点白面混在一块煮的“二米粥”，饮食没什么特别禁忌。但他们每年都有一次体检，这点我觉得对老年人很重要，身边有专人在监测他的关键指标，有情况的话早发现、早排除。
田炳信：你当时没跟过毛主席吧？
马晓先：没有，我一直在江青那。
田炳信：后来外面传说她不管主席了？
马晓先：江青她不是贤妻良母型那种人，她有自己的想法。
田炳信：她对生活的要求高不高？
马晓先：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但那种高不是说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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