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觉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他至死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个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
“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的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一下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凉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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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的日常收支
高振普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5）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周恩来卫士的回忆）
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1）
朱敏
朱敏，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的女儿，1940年12月14岁时辗转赴延安回到父亲身边，后到苏联到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学习，亲历了残酷的苏联卫国战争，被德寇抓进集中营。电影《红樱桃》主人公的原型即为朱敏。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敏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写到爹爹1976年7月6日去世前怀念战友周恩来、抱病读新译本《共产党宣言》、拉着李先念的手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本文即摘自该书。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周恩来住院时，爹爹去看望了几次，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没有过多地担忧。没有想到很快就传来病危的消息。
其实爹爹并不知道，每次周恩来伯伯见爹爹都是有备而见。有一次，爹爹接到周恩来秘书的电话，说总理很想看看朱老总，可否安排来一次。爹爹当然也十分想去看看他的老战友啦！可是，周恩来伯伯怕爹爹看见自己的病态会难过，事先特意换上中山装，将病号服压在枕头底下。周恩来伯伯又怕见面时间长了影响爹爹吃饭，便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下午5点半，一定要让老总回家，他有糖尿病，不能影响他按时吃晚饭。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伯伯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爹爹的要求。这一次，周恩来伯伯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50多年前相处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爹爹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爹爹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伯伯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爹爹的汽车驶出视线才转身回病房。
这之后，爹爹再没有看见周恩来，也不知他的病情怎样了，直到得到周恩来病危的通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个传达不幸消息的电话是康克清妈妈接的。她没有一下子告诉爹爹，她知道爹爹和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感情很深，而且周恩来比爹爹年轻10多岁，一下子挑明了，怕爹爹经不住打击。到了第二天，离老帅向总理遗体告别还剩下一天时间，妈妈故意将话题转移到总理的病情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深入，爹爹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态度，知道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人难免一死。
妈妈一见，以为爹爹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便将总理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爹爹。爹爹立即站立起来，紧张地问：“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上午……8点……”
爹爹扑通跌坐在藤椅里，两眼直直的。
妈妈一见好害怕，连忙推爹爹，喊：“老总，老总，你没有事吧？”
这时，爹爹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妈妈知道爹爹心里难过，流流眼泪比憋在心里强，就没有安慰爹爹，让他痛快地哭一场。爹爹哭声越来越大，最后放声大哭。他的哭声使身边已经知道这一噩耗的工作人员，再也憋不住内心的悲伤了，跟着在外头房间也哭泣了起来。已经懂事的孙子，也哭着奔到爷爷面前，祖孙抱头痛哭……
第二天，爹爹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周恩来遗体最后告别。
爹爹从出门上车就开始流泪，等到了吊唁厅走到总理身边，他已经泣不成声。他双腿颤巍，但还是并拢双腿，以军人的姿势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这是爹爹生前最后一个军礼！
开追悼会那天，爹爹本来是要去的，但连日的悲伤，影响了他的身体。那天上午，爹爹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爹爹伤心地拍打着自己的腿，好像是对自己说，又好像是对周恩来的亡灵说：“恩来，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爹爹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但是半年后，爹爹也走了。
我想，是不是他们在预约相见的时间？
总理去世后，爹爹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拼命地工作。他那时已经90高龄，我们晚辈劝也劝不住，他就是要去工作！
我做了个简单统计，爹爹从1976年2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5个月中，共会见外宾l8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最后一次和中央党校教授成仿吾谈话，是他亲自去党校看望这位老学者的。当时，身边工作人员说：老总，您的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他接来吧。
爹爹不肯。
“为什么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还是我去看他吧！”
成仿吾教授从1975年初，根据中央批准，开始对马恩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校正，首先对他自己1938年从德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校正工作（该译本曾经有人根据俄文修改过，这次根据1948年的德文原本，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进行了校正），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终于出版了。
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2）
1976年的5月l8日，他把新译的《宣言》送给爹爹。爹爹大概l9日收到，20日就看了一遍。爹爹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号字的他自己留下看，小号字的由秘书念给他听。21日的早晨，爹爹就按时来到成仿吾教授的宿舍。一阵寒暄过后，他们立刻把话题转到《宣言》的新译本上面来。
爹爹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好这个工作也有世界意义。他并且说这个新译
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若是不好懂，他是不能一口气看下去的。爹爹还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一定要有好译本。
爹爹强调指出，这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
接着，爹爹还详细向成仿吾教授了解他有多少个助手，这个新译本花了多长时间。他指示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爹爹对他说，他要把这里当个“点”，他要时常来。
在临别前，他希望成仿吾教授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他保重身体，并深情地说，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成仿吾教授陪他坐车环绕校园看了一下，他们才握手分别。没想到这是爹爹的最后一次视察活动。
6月21日，爹爹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不知什么原因，礼宾司临时改变会见时间，又没有通知他，使得爹爹在有空调的房间等待很长时间，等会见完，爹爹感到身体不舒服。回到家，就发烧。妈妈让他去医院看看，爹爹说，不碍事，可能冷气吹多了，感冒了。可是到了25日，爹爹高烧还是不退，医生来家里看过后，建议立即住院，爹爹还是不肯，说明天还有一个会见外宾的事项。大家见拗不过爹爹，只好按他的意见，在家吃药治疗。妈妈那天照样去上班了。妈妈在办公室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爹爹病情严重，马上要住院。
妈妈赶回来时，爹爹已经住进了北京医院。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一进医院，爹爹的病有医生治疗，会很快好的，谁也没有爹爹永远不会走出医院的思想准备，就连爹爹常看的书籍也没有带，以为几天就能回家了。
可是病情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往好转化，而是越来越沉重。到了7月初，爹爹病危，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医院看望他。我知道，这是在最后诀别，一般病人无康复的希望，大家才会涌向病人的床前。
7月4日，李先念来看爹爹，爹爹的神志还比较清楚。他拉着李先念的手，一字一字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这是爹爹最后留在人间的声音，以后他进入了昏迷状态。
爹爹去世时，我就在跟前，当看见爹爹的心跳在监视仪屏上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线时，泪水哗地涌出了眼眶。
爹爹已经90高龄，我知道心脏停跳意味着什么。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但这颗伟大的心脏再也没有重新搏动。等医护人员拔出爹爹身上各种针管后，我第一个扑上去，紧紧抱住爹爹渐渐冰冷的身躯，放声大哭……
我想，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我对爹爹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已经进入天国的爹爹一定能听见女儿的哭泣……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的大地，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他携手半个世纪的妻子，离开了他唯一的女儿和亲爱的孙子们！
父亲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间满园春色，自己却两袖清风飘然离去……爹爹去世后，康克清妈妈又独自生活了10多年。她比爹爹幸运，亲眼目睹了“四人帮”的垮台，看见“文革”的结束，又亲身感受了我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1992年她带着安详的微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81个年头的世界。
爹爹和妈妈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每年清明，我都要和家人去那里为两位亲人扫墓，去看望他们，带去女儿和家人的问侯！
周启才：毛泽东悼词形成前后（1）
周启才
周启才，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本文摘自《世纪》双月刊。
1976年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
要误事。”说完放下了电话。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先后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
我们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警卫局服务科每天派服务人员和厨师在外面值班，按时送茶送饭，服务非常周到。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终于无情地到来。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