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新任驻越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到达西贡的时候，我访问了他。
艾布拉姆斯告诉我，他在1966年就参与陆军参谋部的有关越战的战略研究，那项研究叫作“南越绥靖和长期发展纲领”，它的主旨是把绥靖放在战争努力的首位，当时，陆军首脑们拒绝接受这一近乎消极的方针，而宁愿推行威斯特莫兰的“搜剿和消耗”战略。那样来得干脆。
艾布拉姆斯始终坚持他的绥靖观点。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成了使战争越南化的途径，期望他能使苦不堪言的在越美军从泥潭中拔出腿来。他在西贡强调越战成功的标准是美军和西贡控制区的“人口安全”，而不是杀伤敌军多少。他把美军和南越共和军的主要兵力用于农村绥靖，实施“凤凰计划”，主要是清除越共在农村的基础。这就出现了一个挺别扭的战略新词——把目前南越政府援助美国的战争，改变为美国援助南越政府的战争。这就是说，美国要像中、苏援助北越一样。
写到这里，我发现威斯特莫兰的搜剿战与消耗战的战略有三个重大的误区：第一，搜剿战实际上成了以美国之短就越共之长的丛林游击战争；第二，消耗战，他忽略了中、苏援助的客观因素，因此，北越的物质资源是消耗不掉的；第三就是逐步增兵，第二次大战中，日本对中国也是逐渐投入，所以那壶水老是烧不开，使以前的投入也付之东流，越陷越深。即使美国政府最后满足他增兵206000人的要求，到头来还是不够。对于毛泽东的几亿人民几亿兵的人民战争来说，美国有多少兵可派呢？
这一时期约翰逊总统因心理矛盾极为痛苦，白宫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他时常语无伦次，显示出偏执狂和妄想狂的病态迹象。
为了加强谈判的实力地位，美国在缩小了轰炸范围之后，对北纬19度以南的目标轰炸却更为狂烈起来。约翰逊原以为局部停炸可以缓和国内反战的情绪，没想到在马丁·路德·金这位著名的牧师遇刺之后，黑人暴力骚乱同反战浪潮一起席卷了全国各大城市，示威者同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流血冲突。新闻媒介以“东南亚的战争正在引起美国一种内战”为题播送到每一个家庭。麦克罗，这个在越战中腿部受伤的瘸子上尉抱怨说：“我们这些为祖国荣誉而战的伤残者，回国后，并没有受到尊敬。可见这场战争并不得人心。结束这场战争就是结束美国的痛苦和耻辱！”
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农场主的儿子，还谈到了越战中部队的吸毒和沮丧情绪，这将给战后的美国带来隐患。这方面，美国国会有一个调查：士兵们在极端空虚和苦恼中，吸毒成了对政府不满的主要表现。吸食大麻烟的人逐年倍增，在现役军人中，由29％增加到58％，使用海洛因的人由2％上升到22％。麦克罗上尉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吸毒成瘾者使国内暴力事件猛增。参加越战的人回国后，有25％的人因犯罪而被拘留，其中大多数与毒品有关！
麦克罗——这位瘸腿上尉最后说了几句颇有分量的话：“不管美国在巴黎会谈的谈判桌上得到什么，那将是一张一钱不值的一纸空文，南越政权是个病入膏盲的人，美国给它输了那么多血，到头还是一场空。……”
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宣誓就职时，演说词是很动人的，他说：“历史所能赠予的最大荣誉是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一荣誉现在召唤着美国——这是一个帮助全世界最终走出骚乱的低谷、走上自文明的曙光出现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和平高地的机会。……”他保证在越南实现和平。他采纳了“贤哲”们的建议，改善阮文绍政府军的装备，扩充其兵员，以便转移战争负担，撤出美国部队，到1968年底西贡军已达到82万人！
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在国外旅行时，他的长期助手朗诺将军建立了一个军政府，并且立即袭击越共在柬埔寨边境上的营地。紧接着价值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送到了这位反叛将军的手上。与此同时，美军会同西贡政府军对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南方局和军队进行了夹击。在国外旅行的西哈努克成立了流亡政府，他愤慨地说，他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政变的受害者。
朗诺一上台，立即禁止中国利用西哈努克港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输送补给品，中国不得不加强中越边境的陆路运输和通往越南北方的沿海港口的海上航运。
尼克松把越战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在战争越南化的幌子下，降级成了升级。被白宫未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霍尔曼称之为“疯人理论”的尼克松战争威胁政策的具体化，就是他上台一个月后推行的“菜单作战计划”，——用B—52战略轰炸机轰炸“鱼钩地区”，这是柬埔寨境内离西贡不远的那块小小的弯曲部分。据可靠情报，那里隐藏着南越作战中心指挥部，并且策划把空袭扩大到已知的每一个在柬、老边境的北越人的庇护所。这是绝对保密的行动。
从1969年3月的“早餐作战计划”到“午餐作战计划”，B—52轰炸机进行了3650次空袭，持续达14个月，投弹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扔在日本的4倍，在4年后的“水门事件”后才知道全部细节。但是尼克松升级的理由是：猛烈的轰炸有助于美军撤离越南的速度。
反战浪潮由美国公众转向军内，1970年，越南丛林战训练中心的40名军官联名上书尼克松，警告说：“如果不顾我们的死活，让战争继续下去，许多士兵将把军方和国家领导人当作敌人！”
尼克松总统面对反战浪潮，宣布在今后的12个月中，从越南撤出15万美军。但是，1971年1月，经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同意，尼克松批准南越政府军17000人入侵老挝，没有任何美国地面部队参加，由10000人的美国炮兵、空军、直升飞机部队提供支援，名之为“朗山计划”。入侵的主要目标是沿着越南9号公路从溪山、辽保进入老挝边境的班东和那吉省的车邦。在这里，由17000名南越政府军建立一条高地火力基地防线，由此一举切断胡志明小道。同时，也是战争越南化的一次试验。美国把地面作战变成空中支援。
结果，在长达两个月的入侵行动中，西贡官方公布，南越共和军伤亡达6000人，有消息说伤亡达万人以上，美国没有地面部队参加，它的空勤人员伤亡却达到1218人。“朗山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由此，反战、拒战浪潮由陆军扩展到空军和海军。
当“勇猛号”航空母舰从日本横须贺开往越南时，有84名水兵拒绝登舰，“尼特罗号”军火运输舰在启航赴越时，有7名水兵跳海。他们被打捞上军舰后悲愤地解释他们跳海的原因：“我们跟越南人无怨无仇，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我的国家和家庭，我们没有理由去和他们打仗，更不愿意为西贡那些混蛋们去送死！”紧接着就是大量的破坏事件发生，据海军统计，仅仅1971年，破坏性事故高达600多起，“突击者号”航空母舰由于一次人为的事故进厂大修，推迟三个半月才能出航，仅修理费一项就用去100多万美元。空军就更为严重，有的驻关岛空军基地的B—52战略轰炸机飞行员拒绝起飞；在泰国空军基地的许多战斗轰炸机飞行员拒绝执行袭击任务，有的把炸弹随便丢进荒山，制造种种借口，半途返回。飞行员对那些为了勋章强迫他们执行任务的官长充满仇恨，173空降旅就发生了多起谋杀指挥官的事件，有两名营长被杀。
1971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视察越南部队时，凄侧地说：“我对目前部队厌战的状况深感震惊和忧伤！”到1971年下半年，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已经感到在越南的战争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了。可是，是什么原因迫使尼克松政府还要作最后挣扎式的跳上几跳？
（二）美国人的心理障碍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摘录之五
美国在越战中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它将是美国的一场可怕的噩梦。这场噩梦在美国人的心灵上投下的黑影将延续很多年：它有58000名美国青壮年战死，他们的阴魂在亚热丛林里游荡，唱着流落异国他乡的悲歌；还有30万人受伤，他们臂断腿折，肉体创口治愈之后，心灵的创伤却永难愈合，不但伴随他们终生，甚至还传之后世，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士兵下落不明，他们时常在亲人的梦中出现，听到他们在潮湿闷热的丛林里哀嚎；在越战的10年中，有100万美国士兵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轮流在越南生活过，他们在越南的罗曼蒂克的生活中，丢弃在越南的私生子达20000多！他们是一场输掉的战争的牺牲品！
美国为什么赌注越下越大？即使到了无望时仍然孤注一掷？与其说它被南越拖下了水，毋宁说是它被自己的心理障碍拖下了水。可是，美国数不清的智囊机构、战争研究机构、情报机构，经过千百次的论证之后为什么走不出这个误区？
最后，从越战的泥潭里走出来的并不是出于对误区已有了某种清醒的认识，而是事实强迫他离开了赌台。1965年7月，美国的鹰派参议员拉塞尔·朗的表述是相当坦率的，他说：“若是山姆大叔被半个贫穷小国打得落花流水，中国将怎么想？”这就是说美国为了证明自己是强大的无敌的，必须在越战中打赢。可是，他的话是明白的，思想却是糊涂的，他从一个又一个小误区，进了一个大误区。似乎这个误区，美国的智囊们都回避了它。
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有标准可循的，并不在一场战争的胜负：当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走最后一名士兵时，当1975年4月西贡陷落在越共之手时，美国失败了，可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越南仍然是个贫弱小国。正像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1970年发表的《五·二○声明》中提示的中心思想：小国能够打败大国。那是因为大国是到小国的土地上去打！北越人是顽强的，可是，它再顽强，也不可能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州里取得胜利。……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安德森的“菜园理论”，他和康妮已经谈到过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为什么未能被美国军、政界的决策者们接受？抑或是他的《战地手记》丢失之后，他未能把他的观点写出？这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死，手记丢了，思想还在。还有康妮，她回到《箴言报》编辑部后会沉默无言？而在全国的反战浪潮中，她竟然没有表示？这里引用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也许正好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
利令智昏！夏尔·斯托里所以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站在干岸上。
尼克松仍然无法走出约翰逊的怪圈，在入侵柬埔寨、老挝失败传到美国后，不但招来了更多的批评，而且引起了暴力悲剧，在各城市不断发生爆炸中，其中一枚炸弹严重破坏了国会参议院的侧厅，参议员富布赖特称尼克松的越南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或是一个巨大的判断错误。要么既是大骗局也是大错误！”
尼克松也像威斯特莫兰一样，烦透了新闻界，他认为新闻界毫不关心国家机密，毫不关心国家利益，得到一条消息，加上耸人听闻的标题，以此来挖总统的墙角。但是，他又不能不借透露某些机密的方式来缓和国内的反战情绪。他不断宣布从越南撤军的进程，并且向全世界透露了亨利·基辛格自1969年以来一直进行秘密和平谈判，并且透露了许多细节：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基辛格15次穿越大西洋去法国，并且这些旅行几乎总是在周末或假日，甚至可以随时调用总统的专机，而且得到了法国人的密切合作。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完成神秘使命后，第二天还可以照常上班。
同时还透露亨利·基辛格和尼克松在这些谈判中扮演好家伙和坏家伙，也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也许用一个挥大棒一个捧萝卜来比喻更贴切。
但是，基辛格的谈判对手——越南劳动党的政治局成员黎德寿却更精明，他毫不匆忙，他会对着基辛格微笑，从不说是，也决不说不。
就美国卷入越战漩涡最后陷入泥潭的另一个心理因素，那就是谋取世界霸权，遏制共产主义，它的基本理论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美国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根据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它仍然是35届总统肯尼迪、36届总统约翰逊、37届总统尼克松恪守的神圣信条。相信越南的丧失将导致东南亚半岛其余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走向亲共轨道或并入共产党阵营。
这样，美国就把自己推上了危崖绝巅，处在了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两难境地。
维护美国的威望，保持美国力量的可信性，这是美国在越战中不断升级的牵引索，不惜代价维护面子成了重要的战争目的，麦克瑙顿曾经有个辛辣的分析，他说：美国在越南的目的70％是避免丢脸的失败；20％是不使南越及其邻近地区落入中国人之手；10％是使南越人享有较好的生活和自由。……美国最怕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地球上最强盛的国家却败在一小批游击队手下。
在白宫的决策者来说，美国强大的声望是世界秩序的支柱，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声望，必须投入更大的力量，在投入更大力量后遭到失败。就更损害威望。就像一个世界级拳王跟一个小孩搏斗，败则蒙辱，胜亦无光。
这种状况，在美国介入越战之后，似乎就有人预见过，在最高决策层里，每到关键时刻，也都出现过要求战争降级及早脱身的呼声。但和民众的反战情绪不同，都表现得不够坚决。
也许约翰逊离职后的愤慨道出了当权者的真正隐衷，他说：“我知道，如果从我手里丢失了南越，国内就会出现无休止的争论，就会要我对此负责，就会动摇我的总统职位。……我知道，从共产党人接管中国的那天起，杜鲁门和艾奇逊就丧失了行政能力，如果我丧失了南越，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也许这就是症结所在。
（三）宁肯接受这个大“诡计”！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摘录之六
美国为了让南越共和军接过地面战争，发动的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入侵，被军事分析家布莱恩·詹金斯称之为“第一流的灾难和第一流的愚蠢，他们无论在战术上或是战略上，并没有从前几年的越战中，吸取一点儿教训！”
尼克松对此失败非常沮丧，他派亚历山大·黑格去调查原因。黑格向总统报告说：“单靠无能的南越政府军是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的，如果由美国组织实施指挥作战，将是一次成功的行动，原因是我们脑子里有了“战争越南化’的概念，放弃了积极指挥。”
黑格的报告，一方面暗指国防部长莱尔德督战不力；一方面证明没有美国部队大量投入，“越南化”决不会成功。
那么，如果白宫早已知道越南化政策并无希望，而是出于从越战中脱身的考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跑政策。南越总统阮文绍也指责美国想洗手不干，离开越南，这不是政策上的错误，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错误的政治选择。……
但是，正在面临大选的尼克松，他考虑的不是阮文绍愤怒的抱怨，而是选民们需要什么。
尽管不少政治、军事评论家说。尼克松本应该一上台就可以按现在巴黎和谈的条件结束越南战争，而他却使战争枉自拖长了4年。可是，他幸运的是在他任期内，毕竟给美国公众以和平的希望，选民们认定，尼克松不久就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