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许已经把我忘了！”
“哪能呢？你来越南时，他已经7岁，你回国时，他12岁，他是很敬佩你的！”
“大概你把我的过五关斩六将告诉他了？”孙洪林笑笑说，“乔干事翻译的文英的家信我看过，我觉得他是个很有谋略头脑的军人，将来比我们强！”
“你以为他对春季攻势的看法有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你的看法呢？”
“他只说了一面道理，”黎东辉说，“他不了解全局，我不是说春季攻势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应当肯定。……”
苏军医对此没有兴趣，告辞而去，孙支队长打开了一瓶五粮液，我们三人在他的宿舍里开始了深谈。通讯员机灵地弄了两盘下酒菜来。
“我在巴布山施工段时，有人认为南方解放力量的春季攻势，有点像中国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我想以此刺激起黎东辉的谈锋，进一步说，“百四大战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战绩辉煌，有的认为战略上有所失误。”
“这在南京军事学院早就探讨过，”孙支队长说，“它和南方的春季攻势不同。”
“关于百团大战的得失有结论吗？”黎东辉问，“有哪些不同？”
“争论往往是各执一端，”孙洪林说，“有人认为得不偿失，有人认为得大于失，因为不在于我方伤亡大小，而在于当时中国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三角斗争，按着两方相争三方得利的法则，战略上的确有检讨之处。这是我的看法，不管军事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战果，也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首先是把正面战场上的日军吸引到解放区来，造成解放区极大困难，倒是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
“我同意你的观点，”黎东辉说，“这次越北军事会议上，对春季攻势也有不同看法，但是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酒量几乎相等，还像13年前那样，马马虎虎地碰碰酒杯就各自一饮而尽。我用茶相陪，怂恿他们饮酒，我深知三杯酒下肚，无话不倾吐的道理。
“不过，你说话可要当心，”孙洪林对黎东辉笑笑，然后用筷子指指我说，“他会把我们的谈话写到书里去的！”
“我守着本家同志一向是直言不讳，不像你，把话放在肚子里，却要我来替你说。”两人碰杯，然后对我说，“本家同志，把我这句话写进去。”
“我一定秉笔直书，有闻必录。但我不能保证就能出书。也许只能在我的笔记本上藏着，委屈了你们的高见。……”
黎东辉概略地向我们介绍了发动春季攻势的背景：
“这种大规模的攻势，在越南抗法、抗美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这标志着抗美战略的重大转变，也就是从人民战争或者说是丛林游击战争转变到常规战争。……”
“这一点，我倒同意文英的意见，这个转变似乎早了一点，所以给解放力量带来了巨大损伤，在军事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孙洪林说，“同火力强大的敌军进行常规战争，文英说得对，就等于以己之短就敌之长，伤亡必然很大。……”
“这一点，文英当然说的有道理，但他不了解这个战略转变的深刻背景。”黎东辉说，“这一点，我在南方时，就有了初步的体会，美国的消耗战略和焦土政策，严重地破坏了南方的农村，残酷的‘自由开火区’无异于中国日军制造的‘无人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为了躲避轰炸和炮火离开家园。由于进入丛林生活困难，这就被迫流入城市和美军在基地周围设置的难民营。……这样，解放武装力量赖以生存和壮大的社会基础就被破坏了！那么，这些难民离开了家园和土地，既不能支援游击队，也不能参加游击队，便成了寄生性的战争旁观者。……”
“这一点和中国不同，”我颇带感慨地附和说，“越南南方的回旋余地很小，美军和南越伪军的火力和机动力量肯定比当年的日军强大！”
“当时，中国农民支援战争的动力，除了民族气节外，还有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为了将来能过好日子，愿意付出牺牲的代价。……”
“红军时候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是减租减息保家保田。……”
“可是，越南南方，美国的疯狂轰炸，改变了一部份农民的心理，在要求分得土地改善生活、取得政治民主方面不但无望，而且家园生命都无保障时，他们求生存求安全成了主要目标，死亡压倒了气节，刚才说了，难民只有极少数散入丛林，而大量地拥入城市，据西贡有关部门统计，南越各大城市有近50万名妓女，有30万年轻妇女在南方12个城市郊区官办的娱乐中心服务。……这就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理解的趋势，人民战争失去了人民。”黎东辉觉得这个词不确切，因而解释说，“中国同志把军队比作鱼，把民众比作水，可是南方的情况成了天旱水浅养不活鱼，只能靠北方向南方输送。……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在中国，解放区的革命力量在敌人扫荡时，还能保护民众的安全，而在越南南方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解放力量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根据美国军方公布的资料，解放力量控制的农村人口，只占南越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这样，解放区的兵源财源必然短缺，征兵征税自然给解放区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也给解放力量的士气带来不利影响。……这就迫使我们由农村斗争转向城市斗争。”
“这些情况，”我说，“是我以前没法理解的。”
“在1966年，黎笋同志就曾预想到这一点，”黎东辉思忖了一下，呷了口酒，继续说，“他曾指出：即使总起义和总攻势不一定直接造成最后胜利，但它至少能严重损害美国的战争意志和西贡政府军，为它的最后崩溃准备条件。……我想，春季攻势，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
我看到孙洪林有点不以为然的神态，却没有说出来，只是从侧面问道：
“这次春季攻势的具体战果和损失，有个约略的估计吧？”
“发动的规模，文英的信里已经说了一些，还不全面，除了他提到的那些地区外，还攻击了南方中部的茅庄：归仁、绥和和金兰湾的美军基地。对西贡达官显贵的疗养胜地和南越军事学院所在地大叻，也进行了攻击，投入了六个营的兵力！最猛烈的还是南越北部，靠近17度线的顺化、广治，还有岘港、朱莱、芙拜。当然，焦点还是溪山！
“攻占了几座城市？”孙洪林还是以提问表示自己的保留。
“有些城市攻进去了，但无法占有它，据说堤岸、嘉定两城，许多街道都炸成废墟，尤其是按枷，被炸毁了一半，威斯特莫兰的名言是：‘要拯救这个城市，就必须毁灭它，’顺化战斗最为残酷，我们的意图是想攻占这个古都，它可以造成国际影响，激战了三个礼拜。拿下了皇宫，我军和守军进行巷战，每座房屋都要反复争夺。……”
“结果还是退了出来，”孙洪林说，“枉自消耗了有生力量。……”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也觉得黎东辉对春季攻势肯定的太多了。“主要是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得失。”我又搬了几句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心中暗自思忖，也许正因为解放力量春季攻势的失利，才促使北越坐到谈判桌上，换取了今天北纬19度线以北的停炸吧？因无把握，不愿轻易说出。同时我看到孙洪林在这方面也出言谨慎，不像他当年给黎东辉当顾问时那样坦直激烈了，随口问道，“这次攻势的损失应该怎么看？听说有许多部队又退到越老、越柬边境去了。……”
黎东辉当然也看出我们的保留，好像不愿说出损失的数字。但他承认解放武装力量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主力部队损失过大，被迫疏散，士气也受影响，处在秘密状态的基层的革命组织，在总攻势中暴露出来，敌人来了个大搜捕，基层干部损失达百分之三十以上。
我们三人共进午餐。黎东辉饮酒有些过量，在孙洪林的床上睡到下午三点钟才起身告辞，决定等把文英安置好了之后，我们再去奠边府。
黎东辉走后，孙洪林又让我坐了下来，对春季攻势讲了许多自己的见解，他说；
“春季攻势，无论怎么解释，它是南方斗争的一个挫折，因为我们现在缺少必要的资料，我想，黎东辉也不一定真正了解南方的实情，黎文英的信虽然只是局部情况，倒也反映出解放力量的巨大损失。如果你有兴趣，归国后，到军区资料室去查阅一下有关国际情况资料，其中准能查到西方对春季攻势的看法，找到一些虽不精确却可以看出大概情况的数据，经过比较，就可以接近实际。……”
第十八章
（一）访黎文英
黎文英回到竹萝村治疗和养伤，使我推迟了奠边府之行。
第三天，我随苏军医去访问他，使我庆幸的是没有见到黎氏娟，黎东辉告诉我，她从昨天起，就和她的民兵小分队住在“起了，这当然使我避免了尴尬的碰面，同时又引起了我的疑虑，在敌机停炸之后，她们女民兵小组在忙什么呢？她有什么必要跟她们住在一起？
黎文英的精神很好，也很健谈，在溪山之战后，他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少校营长了。在最初的交谈中，我就感到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向我介绍了溪山地区的特点和历史：
“我很难说溪山之战的弊多还是利多，这要分清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军事上看，从长远看，还是从眼前看。溪山整整打了77天，损失很大，把攻克变成了围困。上次，我给爸爸的信里谈了一些情况和见解，当时，不了解全局，也不知道结果，自然有些片面和迷惑。”
为了更深入地探求，我故意强调说：
“溪山围困注定是有争议的。”黎东辉插进来说，“国际上的军事观察家和政治评论家也会众说纷坛的！”
“在河内医院里养伤的时候，有位法国记者夏尔·斯托里曾经访问过我。他说：‘北越人把溪山说成是美国的奠边府，溪山的美军指挥官朗兹上校却说溪山是未被突破的凡尔登，你有什么看法？①……”
①凡尔登要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构筑的最大要塞城，位于法国东北部德法边境，是通往巴黎的门户，法军的必守之地，德军集结重兵多次向它发起攻击，伤亡惨重，法军凭借大纵深防御顽强抵抗，终于挡住了德军。所以法国远征军希望奠边府成为东方的凡尔登。
“我说两者都是也都不是。溪山应该是美国军事上的凡尔登、政治上的奠边府！那个夏尔·斯托里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接着又问我，美国军方估计北越人民军在春季攻势中阵亡达32000人，被俘5800人，而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人。这个伤亡差距是很大的。你怎么想？我说，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可靠，但我的确知道，我们营伤亡很大。但我们向全世界显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从丛林里走出来了。并且向美军和西贡伪军发动了进攻，有一个数字我是确实清楚的：我们的突击队在1968年1月对日（旧历春节大年初一）的凌晨攻进了美国西贡大使馆，和大使馆的保卫者、救援者激战了6小时，许多外交官都参加了战斗，从窗口里向外射击，我们突击队16人全部壮烈牺牲，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大使馆守卫人员却伤亡了54人！这个比例差距也不小！……
“斯托里先生微微笑了，他证实说：当时最初的电讯进行了错误的报导——大字标题是：大使馆已被占领了！……”
“我也笑了笑，用调侃的口吻说：这则电讯并不错，战斗并不是在大使馆外面进行！我们的突击队员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他也开朗地笑笑说，我赞成你的辩解，可以说是攻占了6个小时！我是法新社记者，一向持客观立场，少校先生，你能谈谈你的丛林战争的经历吗？当然，我更喜欢听听你对丛林战争的见解！
我说：“这里面有个保守军事秘密问题吧？”
“在我接受采访时，已经得到过指示，可以谈敌方已经知道的问题！绕过军事机密。’……”黎文英说，“当然，更可以借这些新闻媒介进行革命宣传，但要说得可信，我只是说我参加的一些战斗。
“我倒也想听听你参加的一些战斗，”我笑笑说。“我虽然不是西方记者，可是，我也是搞文学的，我也可以替你宣传宣传！”
“那可有些不好意思了。”黎文英诚挚地说，“我爸爸已经把你的经历对我说过了，你也是军人，老实说，我在没有当兵之前，就听爸爸向我讲中国的革命斗争了，中国的游击战争，是我间接的老师。
“可是越南的丛林战争和作战对象不同，特点也不会一样！”
“中国经验越南化！”黎东辉补充说，“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创造。
我说，“美国把特种战争吹得神乎其神，我看了你缴获的那本安德森的《战地手记》，觉得特种战争，也就是一种区别于常规战争的游击战争！”
“也有不同，”黎文英说，“我们的游击战争是靠民众，美国的特种战争，基本上是一支搞突然袭击的别动队，不是靠民众，而是靠先进的运载工具、武器和经过高难度训练的战斗技能。……”
“所以美国的特种战争无法战胜游击战争。”我附和说，“甚至像安德森这样的特种战争专家都承认这一点。暧……”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安德森是死了还是活着？……”我倒关心起这个上尉的命运来了。
“这一点，现在无法搞清楚。当时，我们在公路上敷设了一枚遥控地雷，是准备炸一个大人物的。当时听说威斯特莫兰视察昆嵩和克莱基地，克莱没有大型机场，除了坐直升机外，就是坐吉普车。在炸翻吉普车后，从驾驶室里摔出一个血淋淋的人来，还有装着那本手记的背囊，其余还有三个乘车的军官均在车内，翻倒在路旁，一个队员只是向倾倒的车里开了几枪，由于昆嵩和克莱相距很近，炸响后，必须急速撤出战斗，不然就很难脱身，所以只好拖了一只背囊就跑，本想缴获一些重要文件或是地图，谁想到除了生活日用品和书信外，就是这本手记。……”
“这本手记里，谈到我方的地方很少。……倒是他对美国战争政策的探讨很有味道，发明了一个‘菜园理论’。……”
“我想它绝不会有收藏的价值。……”
“你还是说说你对美国特种战争的看法吧。好像世界上对美国的特种战争都感到很神秘，很有浪漫色彩。……”
“在最初的丛林战中，美国的特种战争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伤。我是1962年到南方去的。当上士班长，那时，我们进入南方的，大多是以连排为战斗单位的小游击队，我们进行突然袭击后，如果稍一迟误，敌人的战斗直升机就追了上来，就是在丛林里，也很难躲藏，伤亡很大；如果我们包围了敌人一个小据点，直升飞机也立即来给他们解围；……如果他们侦知我们的营地，直升机立即向我们发动攻击，对着你的头顶打，追着你的屁股打，你跑了半天路，他在一分钟内就追上，你如果让他发现了，真是没处躲没处藏。
“在1962年到1964年期间，南越伪军能在直升机的配合下发动快速进攻，进行追击或是救援被围部队。都发挥出空对地火力在近距离作战中的巨大的威力。……最初我们没有对付直升机群的经验，一旦机群来临，就纷纷躲藏，只能被动挨打，在1962年7月的一次直升机群进攻中，我们中队就牺牲了20多人。……
“后来，我们用高射机枪和步枪打直升机，效果也不很大，……但毕竟使直升机不敢过分猖狂。我们又研究出智谋胜敌的方法，就是设置假象引诱敌直升机来袭，我们就预伏在它从基地飞来或是回基地的航线上打它的‘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