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这么复杂？”
“如果有越方的同志陪同，由他作为中介，就好办得多，越方在目前是最需要中、苏双方合力援助的时候，他们最不愿意发生中、苏冲突。去年，我们的几批红卫兵越境之后，举着红宝书高喊反帝必反修，被越南群众视为洪水猛兽，将他们扭送越方政府，越方只好送交我们的大使馆。我们援越部队的士兵乃至干部也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公开质问越方为什么不反修？这事黎东辉亲自来找我谈了一次，推心置腹，他说：‘越南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提反对苏修的口号，现在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作战，主要依靠中、苏对我们的援助，我们背靠两个大国，对斗争胜利就充满信心，如果我们像中国那样，来一个越苏对抗，苏联一旦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抗美援越的重担必然压在中国一国的身上，少了个朋友就必然多个敌人，如果我们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结果会怎么样？中国有多大力量支援我们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胡志明主席曾经说过：‘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不好办。’如果苏方也压我们，要我们反华，不反华就停止对越一切援助，那么，我们怎么办？……唇亡齿寒，如果越南陷入困境，中国就会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我们是老友，所以我来向你倾吐肺腑之言。……黎东辉说完显得苍白而又忧伤。我只好用：这是少数几个红卫兵的不理智的行为来宽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国内外交部大权是在谁手里，是谁说了算？”
我也搞不清在夺权复夺权的情况下的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我听了之后，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一不小心搞个国际事件出来，不就麻烦了？
“对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孙洪林猛吸了几口烟说，“我们只能靠上级的简单传达得知一些情况，过几天又变了。弄得我们无法向部队传达，也不敢向越南同志解释，生怕出错，弄得战士像木偶；越南老乡问我们战士：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家几口人？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知道。……真正做到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得！……”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孙洪林也哈哈大笑。我们的笑声里自然有一种苦涩之味。
“我为什么不让乔文亚听咱们的交谈？因为上次黎东辉来时，有几个人在旁，我就担心我的话说多了。……”
我不由想起苏军医前天晚上跟我的谈话，在他印象里，孙洪林是个敢说敢当敢为的人，所以他建议我找他安排去奠边府事宜，没想到今天的孙洪林变得谨小慎微了。但是，我也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孙洪林的豪爽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提问，却用默默的期待等候他的下文。果然，他变得激愤起来：
“当时，我们支队传达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是揪出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黎东辉得知之后大为惶惑，在他的观念里，刘少奇是仅次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家，是国家主席，怎么一下成了坏人了呢？我想起了1950年6月27日，毛主席、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我们赴越军事顾问团时的情景，想起了他们的讲话。……”孙洪林的声音颤抖起来，表现出一种非常深沉细腻的感情，他停顿了一会儿说。
“那时，国内的战争刚刚结束，刚刚喘了一口气，顾问团的成员，我敢说没有一个不在安排自己和平时期的生活，过过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日子；有的想去治治病，有的想入军校深造，还没有结婚的或是新婚的都想过一个蜜月。……”
“这是人之常情！”
“一听说出国作战，谁都感到突然，而且是到炎热无比的亚热带丛林，越南的穷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有的同志公开表示不愿意去。那时，我的小家杰刚刚降生，妻子正在病着，……这一点，你可以看看我的回忆，全都是内心的倾吐，因为我不想出版，也无人给我这个小小支队长出版，所以我也用不到涂脂抹粉装横自己。……那时，刘少奇是怎么说的？他说：‘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有许多外国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其中就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他们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白求恩不就是牺牲在我国的吗？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不要只看眼前，革命者的胸怀应该是广阔的，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个人利益，关心人类的大悲欢。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大气派1’他把我们的热情鼓舞起来了。……所以，我当着几个人的面，向黎东辉说了刘少奇的几句好话，……我想，如果我的话被某些人传到国内去，那就很糟糕。……”
说到此处，我看到孙洪林那一向坚毅过人的脸上出现了迷惘疲惫的神色，我看得出，他的明朗的心境顷刻间变得悲凄黯然了。我也理解了当他的儿子谈到如何揪斗刘少奇时，他为什么一脚把儿子端了出去。……
（三）往事漫忆
不要说是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一个村寨，一个家族乃至对门邻居，就是一个家庭，兄弟姐妹抽狸父母子孙之间，也是时常吵吵闹闹矛盾百出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何况两个国家呢？和睦的家庭因为某种变故可以闹翻，多年的世仇因为某种契机又可能变得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就像狂风暴雨过去是晴朗的天空，而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雷霆骤来。
当我们从凭祥出发，驱车到达友谊关时，我们在此逗留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在友谊关前摄影留念后就登上了关楼城墙，据说关右高插云霄的金鸡山上，抗法老将冯子材守关的古炮犹存，但我们已经无时间登临揽胜了。仅仅凭关墙而望，群山耸峙，莽莽苍苍，云雾绕绕。出关之后就是同登、谅山。我们仍能看到谅山附近敌机轰炸后腾起的烟尘。我们办好了出境手续后，需要候至黄昏日落，驱车出关以避敌机。
太阳已经落在西山的峰峦之上，它不愿被群峰吞噬，挣扎着发出赤红的光焰，把鲜丽的霞光洒满了西部天空，像战场上悲壮的鲜血，使我想起历代的边关战火。那是1885年的春天，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在此迎战法军2000人，将其击溃后又乘胜追击，越境至谅山，重创法军，击伤其统帅尼格里，致使好战的茹费理法国内阁倒台。……
天空越来越暗，霞云像燃烧过了的余烬，不再闪耀光辉，浩瀚的长空和汹涌的山峰模糊起来，暮雷为大地披上了一层苦涩苍凉的色彩，像一曲古代的悲歌从天洒落，使人想到渺远的历史，又想到变幻莫测的未来。我们走下关墙，准备登车出境，最后望一眼风神骏逸雄强劲健的“友谊关”，那是陈毅元帅的墨迹。它是历史变迁时代更迭的佐证。友谊关曾称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镇南关，1953年改为睦南关，1965年改为友谊关。它和广西境内的水口关、平而关合称三关。……我们登上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进入异国边境，颇有踏入历史沧桑的神秘之感，某种异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奔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燃烧的异国的土地，而且那里是我从未到过的亚热丛林。
首先到达的是被敌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同登。很快又到达了谅山，此时夜色漆黑，除了黑黝黝的山影和断壁残垣中的几星灯光外，我就不知道谅山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想到要去看一看奠边府。
既然孙洪林都认为我去奠边府的困难很多。恐怕真要去不成了。但是，越是如此，我去考察奠边府的欲望反而强烈起来，应该想到我去那里的有利条件。那里是我们自己的高炮团而不是苏修设置导弹的区域。
奠边府的炮火曾经使世界为之撼动，当时的驻越法军司令亨利·纳瓦尔将军亲临视察了这个要塞。他在这里屯兵一万，还有五千名预备队可以随时调来支援。他非常乐观，却又慎重地提醒他的下属说：
“我们占领这个地方，越盟没有进一步抵抗。但我知道他们是一定要来的。奠边府虽然是个只有百来家东倒西歪的房屋的村庄，但它素有‘边县之位’之称，它的战略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兵家所共识。……我们守住奠边府，就是守住了胜利。……”
尽管这位司令官说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没有守住他的胜利。但他向世人展示了奠边府的神秘色彩！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不想去看看滑铁卢呢？我应该到奠边府去！因为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在那里战斗过，那辉煌的战胜者的旗帜上闪耀着中华男儿的智慧和心血；更何况，现在，我们的高射炮正在守卫着奠边府的天空呢？
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作家，亲！临其境，他就有了发言权，就不是人云亦云，就不是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他的所见所写所想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在我来越南之前，就被告知首先到达的地点是安沛。那时，我查阅的是一本一比七百五十万的袖珍世界地图，用直线衡量，从安沛到奠边府，还不到二百公里，但实际上却遥远得多也困难得多，它要穿越义路省和山萝省，翻过许多山林和河流。
面对着目前的种种困难，我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可是，我内心的欲望之火却迅猛地升腾起来，“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就像到达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到达莫斯科不去红场，到达巴黎不去罗浮宫一样，那将是终生的遗憾，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又想起，奠边府引起举世震撼的那些岁月。
那时，法国空军侦察机看到越盟的战壕迅猛地向法军阵地延伸，向河内指挥部报告这一情况后，纳瓦尔将军要给奠边府守军空投一批尸音控测器，奠边府守军说：“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听见他们挖掘的声音。……”
那时，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都充满了奠边府的消息，成为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法国《世界报》写道：“奠边府的医生们正面临着忍耐的极限，堆积如山的伤员等待着换药，浮满尸体的河水只能用孔眼极密的过滤器一点一滴地过滤，饮用水只够供给那些因干渴而昏迷的人。……”那时法国反战的《费加罗报》的大字标题是《他们完蛋了！》
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曾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他说：“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历史，我们之所以未能制止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团结一致的及时行动。从那时开始了多年的悲剧和危险。”
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希望盟国共同来干预越南的局势了。那时，美国曾准备采取一次“兀鹰行动”，从马尼拉派出二百架轰炸机摧毁越盟的阵地以营救法国守军，保住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桥头堡。……
后来，还有消息表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用三颗小型原子弹，毁灭越盟阵地。又有消息表明：这项轰炸计划被当时的国会领导人——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制止了。一向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的丘吉尔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个制止“兀鹰行动”的林登·约翰逊现在却在越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是不是也会想到驻越美军将来也会有个“奠边府”呢？
此时，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在我盯视着“奠边府”三个字时，便溶为一体了，当年曾在高平、七溪、奠边府战斗过的孙洪林支队长的感触应当更为深刻吧？我决心争取在他的帮助下，即使涉艰历险，也要去拜访“奠边府”这位中越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人！
第五章
（一）历史之魂
晚上，我一见孙洪林，就再次表达了想去奠边府的愿望。
“如果非去不可。”孙洪林郑重地说，“我想，总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先去找黎东辉，你们也是本家嘛。”然后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到底是真黎还是假黎？”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见面必须寻根究底到底谁是真黎。
我说我是真黎，孙洪林笑笑说：“黎东辉肯定也是真黎，刚才你说应把中国人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联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从刘永福和冯子材抗法写起。……你去访问他，可以把更深远的历史反映出来。……”
“我听苏军医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写好了。
“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天津条约》吧，许多史书上都斥责清政府腐败无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中法天津条约》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并不想替满清政府抱屈，也绝不否认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是现实。可是，这种简单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地再加上赔款。……”
“在这方面列宁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当你病在床上，强盗持枪抢劫，你不交出钱包，就连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钱包，等你养好了身体，不但把钱包夺回来还可杀死强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