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十年来，我有很多的思考，想写一本回忆录，正好，我想借你的笔来著书立说，为我孙洪林树碑立传哩，比我自己吹自己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写写今天的援越抗美和昨天的援越抗法，说不定还能使我名标青史呢！……希望你把我的观点全写上，就是受批判也在所不惜。……”
“可是，现在是保密的！”
“历史，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凡发生过的，就会永远存在，有的不能抹去，没有的不能硬加。……”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这次到越南来深入生活，是为将来的创作进行积累。……既然抗美援朝能写，抗美援越也一定能写。……”
“呃，咱们有多少年没有见了？”
“那是1956年的春天，我跟随警备区首长到你们师去解决团结问题，……算来已经12年了！”
“你还记得当时的处理结论吗？”我发现他端茶杯的手微微发抖，似有块垒郁积在胸，他勉强地笑笑，“现在是旧话重提，不是清算旧账，只是探索是非，当时，你是党委秘书，你的看法可能比较客观……”
“凡事只能历史地看，站在当时看，你是错误的；让在后来看，你是对的；站在现在看你又是错的；站在未来看，你又可能是对的！……”
“很有意思，”孙洪林的眸子隐现出一种异样的神采，“谈谈你的具体想法吧，你看，现在我是向你采访了。”
“当时，你的训练方法过分超前，不容易被师长、政委接受，这已经种下了冲突的基因；你作为师参谋长硬性推行自己的训练方法，这就必然出现‘成则无功，败则有过’的结果，正好，出了大事故，桥上翻车，摔死了两个科长、一个后勤部长。政治部主任受了重伤。……”
“那次翻车，纯粹是偶然事故，这是那些思想守旧的人，那些嫉贤妒能的人挟嫌报复，借此整我就是了！1963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跟我的当时的训练方法不谋而合。如果当时受到重视，1963年推广的就是孙洪林教学法了。结果，……我被调离了……”孙洪林说到此处仍然愤愤不已。
“由此，也就因祸得福，”我略带感慨地说，“如果当年推广了你的教学法，今天的支队长就不会是孙洪林了，你在国外没有听说吗？罗瑞卿跳楼重伤；郭兴福杀了全家而后自杀，虽然未遂，活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你是绝对当不成五个伟大的代表的，你若超前，必须付出超前的代价，……就像天文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和伽里略一样。……”
“但是历史总要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我对那次处理一直耿耿于怀，如鲠在喉，正好，你来了，咱们私下里敞开谈，你对那次的处理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公正的吗？”
我不明白孙洪林为什么到现在还重提这笔旧账，是说说心里痛快？还是真像他说的借我的笔，记下这段个人恩怨和历史是非呢？
作为党委秘书，自然只是听取、记录、整理成材料上报或是存档，没有个人得失好恶和利害冲突，但看问题也未必客观准确，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有个体验，师以上的班子闹矛盾，妥当的办法就是调离。因为高层领导大都城府很深，很难就事论事，就像一座水中冰山，表面上的问题一目了然，隐在水下的形态就很难捕捉。孙洪林提到的部队训练问题：这里边有创新守旧的观念问题；有练为战还是练为看的思想问题；有勇于改革不怕风险和得过且过混资历熬资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怕麻烦图省力的作风问题；更深层的却是争强斗胜、互不服气、好出风头、哗众取宠、个人恩怨、互不尊重、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争权夺势、你上去还是我上去、拉帮结派……等等数不清、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凡事一牵扯到性格冲突、观念冲突、思想冲突、作风冲突、利害冲突、权力冲突、自尊心的冲突，那就是一个乱麻团，谁也别想解开，甚至越扯越乱，只好快刀斩乱麻——调离！
师一级的问题又往往波及到上层和下层的矛盾：并不是说正确的主张就没有阻力、就会得到上级的支持和下级的拥护，绝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训练，那有多苦多累？对于那些长于弄虚作假、耍花架子、搞形式、摆样子、喜欢安于现状过舒服日子的基层干部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而抵制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想得更复杂一些：师部的科长们，各团的团长政委们，哪些是师长的人？哪些是副师长的人？哪些是政委的人？如果你参谋长的训练改革成功了，全军扬名，你会不会取师长的位置而代之？那么原来的副师长怎么办？你当了师长会重用哪些人？又会排斥哪些人？集体利益和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就面临着明的暗的激烈的乃至残酷的斗争，目前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体现吗？矛盾是永存的！
更何况，你孙洪林就没有缺点吗？你有能力、有魄力、有文化素养，敢说敢为，喜欢思考，正因为有这些优点，就带来了突出的缺点：首先是锋芒毕露，你对师长、副师长和政委是不够尊重的！每次工作会议上，你都滔滔不绝，师长政委会不会认为你是过分表现自己？
古人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更何况你还有严重的缺点呢！事兴谤起，誉高毁来。这正是人生的复杂性。你的缺点，连一个远离支队部的苏长宁也看得出来，所以他建议我来找你解决采访中的难题；连乔文亚这个属于政治部范围的干事，也写纸条给我，要我找你解决他的工作安排问题。……
就是我本人也在利用你的缺点来解决我的采访问题，按说：我来越南采访的活动应该有支队政治部负责安排，由宣传科来具体负责，可是，由于政委处事谨慎，生怕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便借助老熟人之便，请你大力鼎助，在我，在苏军医和乔文亚看来是顺理成章。可是，在政治部主任和政委来看，你是不是越权了呢？
你对我的热诚帮助勇于负责不拘细谨在我看来是长，在宣传科长和政治部主任来看呢？你是不是不太重视军、政关系呢？
以上就是我的内心独白，我没法向孙洪林直说。同时，我也感到孙洪林除了肚里有话无处说之外，还敏感到了什么。他肯定会知道摔断腿的罗瑞卿用大箩筐抬出来换斗，在罗瑞卿推行郭兴福教学法的时候他说过什么了？回国后会不会被人翻出来？抑或是和其他被打倒的人关系密切，回国后会不会受到牵连？我怎样才能解除他的烦恼和忧虑？
“支队长，我倒觉得关于那次训练事故的处理没有什么不公。世上本来就有许多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就看你强调什么，从什么角度去看，许多事情注定是难分是非的，因为事物本身就含有利弊互见是非皆存的许多侧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把你调离进入院校深造，未必就是坏事。……”
“是啊，是啊，这就叫祸福难料。……”孙洪林苦笑了一下说，一这就是我想找你私下谈谈的原因之一，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只是正面教育，非常闭塞，可是，红卫兵带来的消息却像翻了天。”
“可以说是变幻万端，是非难辨，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要说我讲不清，就是我讲清了，很可能是一种误导，今天像是福星高照，明天就是大祸临头。我既是观潮派又是逍遥派，因此，也就能脱身到国外来积累生活、开拓视野。……”
“你为什么能够这样？”
“第一，我不是黑线人物，也没有大毒草可挖；更主要的是我没有权位让别人可夺，两年的医院副政委和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深感为官之难，所以我视当官为畏途，因而也不想去夺什么人的权，所以我能从风暴和漩涡中游离出来。……至于国内的形势，很难说会向哪里发展，说句绝对的话吧，我看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它的趋向，毛主席本来是想搞半年的，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他的预想。……最高指示胜过圣旨，可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硬是没有人听。……”
“他们告诉你了吧？我的儿子孙家杰去年私自入境，举着红宝书要到越南南方去打美国佬，自从前年起，已经有多起红卫兵偷越国境，我们大使馆已经遣返了好几批；这些毛头孩子简直疯了！”
“这是一种狂热！”这种话我在国内是不能说的，“你怎么把他送到高炮部队去了？”
“这是他要求去的，”孙洪林略带激动地说，“他认为施工部队不是作战，只有高炮可以直接瞄准帝国主义开火！”
“应该承认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
“他现在在62支队，保卫太原，刚去不久，就参加了战斗。他们那门炮击落了一架RF—101，立了一功。……可是，我踢他那一脚，并不后悔，”
“你踢他干什么？”
“那是他们红卫兵被大使馆遣返时，他带着另一个红卫兵跑到我这里来。大使馆也同意他留在施工部队，因为遣返了几批，也有不少教训，我儿子这一批特别坚决，要遣返他就绝食。押送时又逃跑，孙猴子天宫都敢闹，还怕你大使馆？”
孙洪林说到这里开朗地笑了，“他们逃到支队来，跟我要枪，要我支持小将们的行动，还说他们的行动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简直就像痴人说梦，好像天下帝修反像几个气球，他们几个娃娃吹几口气就啪啪爆裂，他们的确敢想敢干，好像我给他几支枪，他们就可以纵横热带丛林。……”
“天真得可爱！……”
“是啊哦只好说：你们打地上的帝国主义是绝不可能，打天上的行不行？”
“那当然也可以！”我的儿子好像在批准我的建议，“我立即给袁支队长挂了电话，他说只要我写个纸条，他们就收。……可好，我那小子高兴之余，说起他们在文革中的功绩，当我们听到他们到北京去如何批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时，我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命令他立即滚走。……最后，支队用车送他们到太原刘舍车站。……从此，我就没有见他，他们立功，是他们高炮连的指导员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说，我还要到太原去一趟了。……”
“如果仅仅是采访对空作战，那倒不必跑那么远。如果你想去看看我的儿子，必要性就不大了！”
“当然，我也只能顺路而去，支队长，你要知道，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跑很多地方。……”
“那好，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你出题目我做文章。……”
（二）愤慨和忧虑
我把苏军医给我提出的建议，简略地说了一遍。刚刚落音，防空警报就惨烈地响起。敌机又在轰炸安沛机场和红河上的罗贯桥。警卫员进来提醒我们进坑道。
孙洪林作了个知道了的手势，继续我们的谈话，他说：
“如果听到防空警报就钻防空洞，那一天就干不了多少事情。敌人的空袭太频繁了，也就见惯不惊。……首先，我建议你修改一下采访计划，越南北方，我们有十好几个支队，你没有必要到处跑，部队施工，跟国内施工差不多，至于高炮部队，安沛地区高炮阵地随处可见，我看，你只要跑几个点就可以了。至于施工和防空作战中的功模事迹，我看也都大同小异，除了飞机是美国的。还有异国风情之外，和在国内也差不多。在朝鲜战场，我们还真刀真枪地跟美军干过；在这里，仅仅是钻防空洞和对空射击，说句实在话，你写了，我也不想看。……”
“我总要取得一点切身的感受。……”
“你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也参加过解放上海，还需要更多的体验吗？战争就是那么回事，枪林弹雨、烈火硝烟、血肉横飞、冲杀搏斗。……你要采写现场很简单，支队宣传科的功模材料和事故报告，这几年积了足有一麻袋，有的已经整理过好多遍了，让乔干事给你从中选出几十份，你再拣出有用的到现场去访问一下就行了。……”
我又重申要去高平、东溪和奠边府的意愿。
“至于去高平，我看也不必要，那里跟你经过的谅山、平嘉、太原、宣光、安沛一样，都炸得面目全非了，奠边府也是一样，面目全非。你们作家非要去实地考察不可，我也理解。可是，如果我们图上作业，把地形划给你看，你也能够想象得出来。……”
“你有奠边府的当年作战地图吗？”
“我画了一个，只是不够准确，所以我托苏军医带给了黎东辉，让他帮我订正一下，这下好了，我可以委托你替我办这件事情。至于高平、东溪，没有多大必要画地图，战斗非常简单，我们根本就没有打高平，七溪是个小镇，也就是攻了两次，主要战斗是在野外打的。……这些仗，没有多少写头，真正有写头的是我们军事顾问团和越方在军事思想和军事指挥的冲突。……‘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不要光写打打闹闹的，应该写出门道来。……”
“我完全赞成你的见解，不过，不了解战役的全部过程，就很难提炼出战役的灵魂来！”
“我有一个回忆录的初稿，在黎东辉那里，你可以先去访问他，在打东溪和奠边府时，我是他那个团的军事顾问，我们中间曾有过争执，但友谊很深，他是黑旗军的后裔，是越籍华人，如果不是两国关系，我们很可能成为儿女亲家，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是同年……”
我本来想对此说几句近似宿命论的祝愿的话，因为孙家杰此时也正在越南北方。可是，我忽然想到乔文亚和黎氏娟的关系，就闭口不谈了。
“黎东辉这个人非常健谈，在越南军方，在亲苏还是亲华的矛盾中，他是标准的亲华派。所以，他得不到重视和信任，一直是副师长，现在是长期休养，基本上是退休。他的儿子黎文英是上尉连长，非常机智勇敢，如果你等到他回北方休整，关于南方的丛林战争，他可以给你提供权威性的情况。他是从士兵打到上尉的，受过好几次伤。……”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到奠边府去看看。”在这种时候，我只好把苏军医的建议抖落出来，“苏长宁说你安排起来没有多大困难。……”
“如果仅仅是安排一辆嘎斯69，派一个人陪同，易如反掌，甚至我都想亲自陪你去一趟，旧地重游，自然是别有情趣。问题是此行要通过总指挥部，这也好办，主要是沿途难行，轰炸得厉害，你们是上面来的，是客人，我们很不放心，即使出个小事故，我们也担当不起，这是一；还有，到奠边府的沿途，有许多苏修的导弹基地和他们的防区，如果双方车辆相遇，往往发生互不相让互相责骂的事件。如果没有越方同志陪同从中斡旋，很可能造成斗殴或者开枪事件。不管事情性质如何，‘外交无小事’，一下子就是国际问题，牵扯到国与国的关系，说不定因为一件小事大做文章，引发大的国际事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个情况使我心灰意冷，但我解释说：
“万一碰上苏方人员，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至于沿途安全，我想，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绝对保证，我们又不急于赶路，沿途特别当心就是了。”
“在这方面，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办过外交，不知道外交方面的厉害，你说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对方有意寻衅怎么办？如果两车顶在一起，谁让谁？在国内，你可以退让，在这里，你退让就是受辱，就要丢失国格丧失军威。如果他说你到他的防区侦察技术情报，把你扣住，你也有口难辩。……”
“问题还这么复杂？”
“如果有越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