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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忿忿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
“嗯？”我说，“嗯。”
“你会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我说：“嗯。”
“你脸上怎么有一块青？你摔跤了吗？”
“嗯。嗯？”
“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样子！”
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她变得特别爱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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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四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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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王玉华能指望谁。我只知道，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指望不上。好在现在商场的服务特别热情，你只要说买什么，做什么用的，他们便会头头是道，跟你说得一清二楚，让你一点也不感到为难。我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的把结婚所需的物品买回来。我连当尿盆用的痰盂都买了，是那种带一朵大红花的盘口痰盂。我挑痰盂时，人家说脚盆买了吗？我说那就买一个吧。人家又问，用水的盆子呢？我说用什么水？那是个白净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侧过脸去笑了笑，自作主张地给我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盆底用工笔画着几根水草和一条鲜活的鲫鱼。她说你别问那么多，只管买回去，没错的。
单位同事见我不断地买东西，便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新娘子是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问是好意还是恶意，所以我总是含糊着支吾过去。我说还早还早，丈母娘还不知道生出来了没有，我哪知道新娘子是谁？
现在看来，我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谨慎是对的，否则真是无法收场。就在我从商场抱着两个鸭嘴暖瓶回到宿舍后不久，正点着煤油炉准备给自己下面条时，余小惠的弟弟余冬来了，一看他姐姐不在我这儿，便板着脸问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说我都两天没见到她，我怎么知道？余冬扭头就走。我追出去，问他怎么回事？余冬劈面揪住我的领口，用有一层薄茧的大拥指捺住我的喉结，把我顶在楼道墙壁上。余冬在商业局开车，身上有一股机油味。他长得不像他姐姐，他五短三粗，脖子像一截桶一样。我看见像桶一样的脖子上突起了一棱棱青筋。
“姓徐的，你听着，”余冬压着喉咙，声音不大，“我早就想动你的手，现在我姐姐不见了，要是她有点什么事，你就准备用篮子捡骨头吧！”
余冬下楼后，我靠在墙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便往老铁街跑。余冬还没回家。余小惠妈妈看见我又骂臭流氓，而且大着嗓门，骂得毫无顾忌。老余也不管她了，由着她口无遮拦大声寡气地骂我。老余的样子非常沮丧，垂着脑袋坐着，长吁短叹。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人的？老余说上午他去单位开离退休干部会，她妈妈买菜回来就没见人了，以为去你哪儿了，刚才收拾东西，才发现她把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带走了。我说她有可能去哪儿呢？老余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脸。这都怪我。我确实欠揍。我抬手便掼了自己一巴掌。我还能怎样呢？只有给自己一巴掌。老余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但我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我耳朵里全是刚才那一巴掌的声音，咣咣的，一波一波地放大；接着我又感到嘴角里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伸手抹一把，才看见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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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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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那么走了。我厚着脸皮跑到剧团去，心想她总有平常玩得好一点的同事，或许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人，那个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我又去练功房和排练场，也没看到人，只看到了几只快活的麻雀。我便跑到宿舍楼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知不知道余小惠去了哪儿？人家一脸愕然地反问我，她去了哪儿？
最后我还是在陆东平那里得了一点消息。其实我怀疑过这个矮个子武生，但我又觉得他没有理由要害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干呢？
陆东平就住在余小惠隔壁，正在睡觉，他近来总是一副缺觉的样子，把嘴张得很大，蔫蔫地打着呵欠，哑着喉咙说：“你去找团长吧，听说他那儿有她的一张纸条。”我又说团长呢？刚才我敲门他家里没人。陆东平说：“这时候你还能在家里找到他？到他老婆店里去找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团长，团长正在搬一只纸箱子，纸箱子里全是电器开关。他满脸油汗，在口袋里左掏右掏，掏出了那张纸条，“这张条子她还是托别人转给我的，我哪里知道？”他后面小店里的一个女人在叫他。他笑笑说：“没办法，要过日子。”他弯腰抱起纸箱子，像一只磨盘似地磨进店里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纸条。在这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余小惠鬼画桃符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走了，算长假还是自动辞职，随便。
团长忙完了又跑出来。我把纸条还给他。他把纸条夹进一个卷了边的小电话本里，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使人觉得这张纸条非同一般。
后来我在广场纪念碑下呆呆地坐着。南城的广场总是热闹的地方。四周全是车。几个女人和孩子在那儿喂鸽子。空气很肮脏，灰尘厚厚地粘在鼻毛上，弄得像马鼻子似的老是嗤嗤作响。虽然已近黄昏，阳光仍很嚣张。这是一个阳光嚣张的季节。我看着它渐次变红变淡，成为一抹虚缥而轻俏的水红，最后完全消失。我又看着所有的灯亮起来，看着南城变得璀粲和透明。
广场上的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到最后都走了。没有了人的广场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像蒙了一层铅黑色的透明的雾。一个卖茶叶蛋的妇女推着小铁架子车从旁边走过，到我时身边停了一下，说她还剩几个蛋，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说，不饿。她说都到下半夜啦，还不饿吗？我说不饿就是不饿！广场似乎还在黯淡下去。卖茶叶蛋的妇女悻悻地走了，小铁架子车吭啷吭啷地响着，人走得不见了，吭啷声还依然响亮，仿佛是整个南城在静夜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越来越远的吭啷声中站起来，麻着两条腿往回走。
回家后便弯腰从床底下去抽那幅画。把画从联防办拿回来以后，我还是将它塞在了床底下。我抽出了一半便发愣，想想又把它塞了回去，并且将那几个刚买的盆子也踢进了床底下。盆子发出的声音比小铁架子车的吭啷声还响亮还空旷。
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恍恍惚惚，老胡便说我的魂魄丢了。他说：“看得出来，你的魂魄丢了，你魂不守舍。”
看来我真成了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一个人丢掉了魂魄就会萎糜不振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和该干什么，除了吃喝拉撒，别的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只是一个人形，一具会走路的躯壳；就连走路也不能好好的走，而是虚浮着，飘飘忽忽的，像踩着棉花似的。那些天我走路就是那样的，就跟别人看我时的目光一样。别人看我时，目光都是飘来忽去的，表情也是怪怪的。我们领导也一样，那张酱色的、肥胖但很干燥的大脸上堆砌着乱七八糟的表情，使人觉得他心事重重满怀惆怅。
“小徐，你过来，到我这儿坐一坐。”
领导的目光飘忽着，但口气很亲切，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向我招手。他的手跟他的脸一样黑，一样肥胖而干燥，干燥得泛着灰白色，远远看去像一只大猩猩的脚掌。我朝猩猩的脚掌走过去。他的身体跟他办公室的门一样宽，站在那里像挤嵌在那里。“来。”他说，声音很厚，容易使人想到一条旧棉被。我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笑了笑，嘴咧得很大，两排假牙闪着瓷器似的白光。他就这么笑着把我让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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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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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吗？”他说。我摇摇头。他说：“哦，对了，你不抽烟。”他掏出一盒烟，“这烟好，我认着它抽。”他点上一支烟，抽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鼻孔很黑很大。“唔，这烟就是好，要不玩一支？”我又摇摇头。“不抽好，”他说，“你是对的，我是没办法啦，有一些领导关心我，总是要我戒烟，说我早晚要把自己抽垮的，可我怎么戒得掉呢？我到底还是个文人哪，要思考呀。”他又笑起来。他的笑是没有声音的，准确地说他只是用脸在笑，或者更准确一点，只是嘴在笑。
“还好吧？”他问我。
“嗯。”我说。
“怎么样？现在弄清楚了吗？”
“嗯。”我说。
“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嘛，摔跤不要紧，关键是摔倒了要爬得起来……”领导呱哒呱哒地说着，可说着说着就扯到别处去了。这是他惯常的毛病。他从前写过小说，写得不多，很通俗。不但小说通俗，人也通俗，却把自己打扮得很像一个非常受宠、非常有地位的文化官员，喜欢戴一项紫色毛线帽，形状有点像贝雷帽的那种，顶上还竖起一点点，像根细细的秃辮，然后再穿一件淡色花格休闲西装。现在他不写小说了，间或写一点杂文，杂文也通俗，比如骂骂南城人的素质，说他们不懂五讲四美，诸如此类。不写杂文时就吹牛，他的牛吹得很大，可谓无边无际。我曾经怀疑他得了癔想症。喜欢吹牛的人大都容易得这种病。他动不动就把自己和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扯在一起，说他们春节时都去看望他，跟他如何探讨一些问题。他常常是说着说着就把话扯到那儿去了，今天也是这样，从我这里说到前些天某某书记请他吃饭。这话大家都听他说过好几次了，大意是某某书记征求他的意见，要把他往上挪一挪，而他则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撇着阔嘴，脸上很神往地问我，“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现在不挺好吗，是不是？”大约发现我有些恍惚，愣了一会儿，才把肥手一挥，“好了，不扯这些，我们还是谈点正事吧。”
他抻了抻脖子，又正了正脸，说：“小徐呀，你看看，我这是和你商量，你看现在大家都开放搞活，我们呢，也打算办一所少年艺术学校，你呢科班出身，所以我们想把你抽出来，这是征求你的意见，你呢可以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呢就跟我说一声，好不好？”过一会儿他又说，“这两天你就收拾收拾一下工作室吧，收拾好了，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就行了。”
“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呢？”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商量过了嘛，是不是？”
“嗯？”
我看着他的大嘴。他的嘴唇也是黑的，而且是酱黑色，因此分不出什么唇线。可是他的假牙真他妈的白，永远泛着瓷器般的光泽。这张由黑白两色构成的大嘴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只听见了一大堆跟旧棉被一样又厚又硬的声音，他跟我商量了什么呢？我问他：“我们商量了什么？”他依旧咧着大嘴，大嘴突然合拢，小眼睛变得很亮，“徐阳，你怎么这样？这样不好吧？明明跟你商量了嘛，怎么还反问我商量了什么？有意见可以提嘛，学人家扯蛋算怎么回事？既然你要扯蛋，我就没时间陪你扯啦，我还要到市委去谈工作呢，你跟办公室去扯吧，就这样啦，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我们单位是一幢很有点沧桑感的老房子，中间是个大院子，长满了杂草，杂草里有棵树，四周是用木柱子撑起来的回廊，从领导那儿出来之后，我在回廊上走着，经过了老胡的传达室。老胡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同时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他说：“你看看这张报纸。”他怎么又让我看报纸？我还看什么报纸？我把他的报纸推开。老胡说：“你不看？人家在嚼你，你也不看吗？”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嚼我？谁的舌头又发痒？但我还是摇摇头。我看着老胡满脸正在深下去的皱纹，对他说：“我们来猜一猜，她到底是往北走了呢，还是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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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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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锁着眉头问我：“你说谁呀？”
我说：“余小惠呀，她是往北呢，还是往南？”
老胡说：“唉！”
那天老胡要给我看的是一张晚报。不知为什么，南城晚报瞄上我了，他们把我拿出来讨论，把那点事情上升为一个事件。他们头一天就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画家应该在哪儿画人体》，另一篇是《论徐阳事件及精神文明建设》。两篇都在言论版上，还有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一段生活中的小插曲，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小事不小，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和问题，比如今天我们编发的这两篇文章，提出来的一些说法就很有意思……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并且热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使这场讨论更加丰富多彩意味深长，也更具有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不就是个流氓吗？居然引发了这样一次讨论。就像南城晚报所希望的那样，许多人都踊跃地参与了讨论，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文章，弄得非常热闹。日报、经济报，甚至电视报、妇女报等等都赶来凑热闹，就像苍蝇叮臭肉那样，蜂拥而上。我真是出了名了，我成了大名鼎鼎的流氓，每天只要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的大名必定赫然纸上。
老胡说的一点不错，人家确实在嚼我。老胡真是个天才，知道用一个“嚼”字，这么一“嚼”，真让人有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
可是我不知道人家在嚼我。老胡每天上午把报纸送到各个科室，下午下班前又到各科室转来转去，把能收回来的报纸都收回来，存在那儿。他给我存了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