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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在我面前只流了两滴泪，看到我妈时却分外激动，泪水哗哗地涌出来。她居然一点也不怪我妈。她说：“妈呀，我差点流产啦！”然后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呜呜地哭着，说不出话来。我妈用薄瘦的手轻轻拍着她肩上的纱布，皱紧了脸，一边欷殻ё乓槐哂昧Φ阃罚孟袼奈馈Ｋ堑那兹攘瓒加行┘刀剩杷邓罢馐歉墒裁矗壳准夷覆爬矗憔捅ё湃思铱蓿俊�
冯丽一边治伤一边保胎。为了保胎她吃够了苦，治伤要舒筋活络，而保胎却正好相反，怕的就是舒筋活络。她对我妈说：“我一定要保住，我不会跟他离的，我是离过婚的呀。”她的话说得很混乱，但我妈听得懂，我妈附和着说：“保住，不离。”
洪广义也听说了这件事，他没到医院去看冯丽，而是跑到歌厅里听了一晚上的歌。听了歌之后他把我约到绿茗茶楼，一见我就说：“我听了余小惠唱歌。”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没接他的话，只是看着他。他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后院起火这种事，按理说是越少越好，可我也不好说什么，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点点头，也叹一口气。他想了想问我：“老婆没什么事吧？”我又点点头。他说：“没事就好。”
他又问我：“你打算离吗？”
我看了他一会儿，摇摇头，“我说不出口。”
他说：“那你还是想离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她吗？”我知道他指的是余小惠。我又摇摇头。他说：“不为她？那我就猜不透你了，你还留她在这儿干什么呢？下不了决心？”我还是摇头。我把脸皱起来，说：“这不是下不下决心的事，我说不清，反正也不影响生意，能帮她一下就帮一下吧，再说我也欠她的。”洪广义也摇头，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种事不能说谁欠谁的。”我说：“话不能这么说。”他说：“那怎么说？就是欠你也总不能欠她一辈子吧？这世上还有一辈子还不清的债？”我转着手里的茶杯，看着杯子里的茶叶沉沉浮浮，说：“弄不好就是一辈子的事。”
洪广义叹道：“你呀，还是书生气十足呀。”
我苦笑着说：“我哪里还有书生气？哪有我这样书生？”
最后洪广义又举他和娟子的例子，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这是他头一次跟我说这件事，言语上还在怪娟子，说她不干脆，不应该跟他纠缠。他认为这种事就是这样，一刀劈下去，断了就断了，拖泥带水是要吃亏的。我觉得他的例子对我不合适，但我没吭声。洪广义便摇着头说：“你自己认定的事，我也不好怎么劝你，不劝啦，你自己看着办吧，但前提是要把绿岛办好。”我点了点头。我说：“放心吧，这个我懂。”洪广义说：“懂就好，我怕你不懂。”
冯丽转到中西医结合医院去了，这家医院将治伤和保胎的矛盾统一得比较好，帮冯丽把胎保住了。我对冯丽的做法感到纳闷，她既然不理我，干吗非要千辛万苦地把胎保住呢？保住干什么？女人真是说不清。
冯丽住院期间，她的生意主要靠她那几个伙计。那个叫萝卜的年轻人三天两头的会到医院里来一次，把店里的生意说给她听，有时候还会把账本带来。我碰到过萝卜好几次，萝卜总是对我笑一笑，他看起来像个农村的高中生，瘦精精的，手指上的骨节像树疙瘩。萝卜来了冯丽很高兴，萝卜一走她就把脸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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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一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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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候开始，冯丽的脸就一直这样冷着。她在我面前变成了一块冰。她的脸是冰，眉眼是冰，全身上下都是冰，只要靠近她，我就会感到一种冰寒之气。她再也不看那些报纸，在我面前不哭不笑不喜不怒。她也不到绿岛去了，至于我回不回去，她根本不问。我回去她也不愿跟我说话，有时候连眼梢都不挂我一下。睡觉时她尽量靠着床沿，在床上留出大片空地。她捧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小心翼翼地将屁股挨上去，然后缓缓躺下来。到后来她似乎成了一个肚子，人却不见了。
第二天春天，离雨季大约还有个把月的时候，她生下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对于一个孩子的出生，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出生，很多人都会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动和热情。但我设有。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那天我也像别人一样，在产房门外的走廊上焦急地等着，听着冯丽痛苦的叫喊声从门缝里传出来，心里却乱得很。后来看见孩子也是，刚出生的孩子全身都是红红的，皱皮皱脑，像只赤皮老鼠似的，有一股新鲜的、湿漉漉的腥味，而且腥得刺鼻，我闻着这种味道，心里忽然感到一种恐慌，还有一些恍惚和茫然。
生了孩子以后，冯丽脸上不那么冷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法靠近她。我也不想靠近她。我感到她现在是冷在心里。她的心里已经结了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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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二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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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惠和昏鸦在头年秋天被抓起来了。他们被抓跟任何人都没关系，他们是自投罗网。麻纺厂头天半夜里被抄了，他们不知道，还往那里跑，被留守蹲坑的便衣当疑犯抓了。事情发生以后，她爸爸老余又跑来找我，老头坐在我那儿哭，哭得非常伤心，老泪纵横，这么大年纪了，一点样子都没有。我没法安慰他。我沏了一杯茶给他端过去，他却躬着身子站起来，抓住我的手用力摇着，把茶都泼掉了，烫得我一只手通红。我不好发他的火，忍着气嘘嘘地吹那只红手。他不管我烫得怎么样，也不道歉，他的心思全在他女儿那里。他说是余冬叫他来求我的，余冬告诉他徐总一定有办法的。他说徐总啊你千万要帮忙想想办法呀！只有你有办法呀！我说我哪有什么办法？他便说徐总啊，这事你可千万不能推呀！
他终于提起过去的事了。他仰着一张泪光光的老脸，抖着嘴唇说：“看在你们过去的份上，你无论如何要帮帮她，你不能不管哪！你不管还有谁管呢？”
我摇摇头，叹一口气；又点点头，再叹一口气。
余冬总是把他姐姐的事往我这里推。我又把余冬骂了一顿，我说：“余冬，你姐的事我还要怎么管？我管得了那么多吗？”余冬讷讷地说：“可是……你不管你要把她接回来干什么呢？”
我被他噎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不过想想也是，我干嘛接她回来呢？我只好让刘昆去托人打听。我不是不能打听，只消一个电话，这事就能弄清楚。我只是不想出这个头。刘昆在这条路上也熟，他很快就给我回了话，说他们也就是关她几天，再罚点钱就没事了。我把这话告诉余冬，让他说给他爸爸听。余冬勾着粗脖子想了一阵子，对我说：“别让我姐出来，把她送到戒毒所去吧。”我说：“还有一个呢？”余冬说：“那个狗杂种，谁还管他！”接着余冬又很懂事地说：“这事我会叫我爸出面的。”我想想说：“算了，你爸只剩半条命了，我还是让刘昆去办吧。”
刘昆确实会办事，你不用跟他把话说透，他会把事情办得完全对你的心思。他把余小惠送进了南城戒毒所，却一点都不让昏鸦知道。昏鸦出来后四处打听都没有消息，便问余冬，余冬说她走了，不会再理你了。昏鸦不相信，又跑来问我，我说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还问我？昏鸦的样子很失落很惆怅，我以为他该走了，可他还不走，还要呆在南城。晚上他又抱着一把吉他来到歌厅，还想在歌厅唱歌。但是刘昆把他拦住了。刘昆太能干了，我让他当了个副总，他感激涕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吭哧了半天，竟说徐总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
现在刘昆也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像个人物了。他对灰头灰脑的昏鸦说：“真不好意思，你自己也知道，客人都不喜欢你的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唱吧，绿岛要做生意，顾不得情面，你要理解才好呀。”
昏鸦很硬气，二话不说便跑去找别的歌厅，可他跑遍了南城所有的歌厅，却没有一个地方要他。我猜这事大概又是刘昆办的，也只有刘昆，才会用心揣摸我的心思，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封人家的路。昏鸦无路可走了，剩下最后一条路，那就是离开南城。可他也绝，偏不走，一副死也要死在南城的样子，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抱着一把吉他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歌唱。
我背上行囊，我又要启程，却不知道要去何方
我背对着夕阳，我的影子到达了的遥远的山梁
黑黑的山梁白白的山梁光秃秃的山梁噢
我喝一口水，啃一口干粮
我不知道我能否到达你
也不知道山梁后面是否有我心爱的姑娘
可我只能往那儿走，我面对着你，你就是我的前方
我为你柔肠寸断，寸断柔肠
我希望你头上的云彩落下来，在我到达的时候
姑娘用牛粪燃起了篝火，炊烟正在弥漫芳香
就像他说过的那样，南城人不喜欢他的歌。南城人非常粗糙，南城人只懂得喜怒哀乐，不懂得忧郁和惆怅，他们不给昏鸦扔钱，把昏鸦的忧郁和惆怅当成哭丧。昏鸦一天唱到晚，饭都挣不到，眼看着越来越像个乞丐了。我让湘西妹子李晓梅替我给他扔过几次钱，李晓梅说，你为什么要接济他呢？我说你别管，只要给我把钱扔给他就是。李晓梅便总是像个过路人那样，往他面前扔几张大票子就走。昏鸦没看见她。昏鸦唱歌时不是勾着头就是仰着脸，眼睛不是朝天就是朝地，要嘛干脆闭着两眼，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是谁给他扔的钱。
昏鸦就这样从秋天唱到冬天。当余小惠快从戒毒所出来时，余冬又狠狠地搞了他一次。南城的的冬天很冷。南城夏天是火炉，冬天却是个冰窖，尤其是晚上，又尤其在地下通道里，寒气能透到人骨头里去。昏鸦裹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件棉大衣，脑袋靠着冰冷的水泥墙忧伤地唱着，脚下一滩水渍结成了干翘的薄冰。他的大衣面子已看不出颜色了，胸襟上的垢泥在灯光下油亮亮的，像刮刀布一样。他唱着唱着被人用一个蛇皮袋套住了。他说：“谁呀？谁？套我干什么？！”正说着，手也被人捉住了，扭到背上去了。他感到有人在用绳子缠绕他，感到自己被缠成了一只棕子，被人抛到了一个铁箱子里。他唔噜唔噜地叫着“干什么干什么？”一边蜷曲着麻秆一样的身体，在铁箱子里滚来滚去，弄得铁箱子哐啷啷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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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二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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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冬开着那辆花花绿绿的小货车一路狂奔，出南城后往北，跑过结满薄冰的农田，跑过了大片红土丘陵，把一个个村庄和小城镇都抛在了身后。大约凌晨三四点钟，他在车灯里看见了一座昏暗的小县城，便吱一声把车刹住。昏鸦在车里滚了几滚，然后被人提起来放在了地上。他的骨头被颠散了，人被颠晕了，半天都不会动弹，等他把脑袋上的袋子弄掉，余冬早跑得不见了踪影。
昏鸦弓着背干呕了一通，眼泪都呕出来了，用袖子擦擦眼睛，才发现自己是在一座陌生的小城里。小街上空荡荡的，灯光显得比雾还要灰蒙，几片枯叶和破纸被寒风吹得在街面上一晃一晃。他扭头到处看了看，又仰脸看看天。天黑得跟锅底一样。
他缩着脑袋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最后抡起瘦拳头捶开了街边一个小亭子的窗门，人家嘟哝着问干什么？他说买东西。他说求求你啦。人家十分不情愿地打开窗门探出脸来，问他买什么？他说南城在哪个方向？人家伸手指了指，他谢了一声，扔给人家两个硬币，便朝着人家指的方向走了。大约十几天以后，他又在南城露面了，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唱歌。过街天街上和地下通道里都有风，像刀子似的风嗖嗖的，把他的脸吹得蜡黄，把他的皮肤都吹裂了，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棉大衣的破洞里漏出了板结的棉花，糊满泥土的皮鞋张开嘴露着脚趾头，指关节冻得像裂开了口子的胡罗卜似的。他用胡罗卜似的指头弹吉他，紫色的血便像细蚯蚓那样从指关节里爬出来，又一丝一缕地爬到了他的吉他上。
听说昏鸦又来了，余冬不相信，他跑去看。他看见昏鸦后愣住了。他躲在拐弯的口子上，愣愣地看了昏鸦一个上午，脸和耳朵都冻得通红，回来后一边哈着手一边对我说：“徐哥，我拿这个人没办法了，除非杀了他，我总不能杀了他吧？”
我问余冬：“我说过要拿他怎么办吗？”
余冬便讷讷的。
我说：“以后你别来跟我说这些事。”
余小惠从戒毒所出来后照样在绿岛唱歌，但每次都由老余陪着，来去则是余冬开小货车接送。小货车的驾驶室里只能坐两个人，老余让女儿坐驾驶室，自己搬个小凳子坐在车厢里。但没唱几个晚上，余小惠却从老余眼皮子底子溜掉了。她借口上洗手间，一去便不见了人影。老余左等右等都不见人，急得团团转，又不想麻烦别人，自己慌慌张张地到处找，蜡黄着一张汗脸说，人呢？啊？人呢？不知道他问谁。一边问一边跑进跑出，跑着跑着就歪歪地倒下去了。倒下了还没人知道，余冬来接人时才发现他爸爸躺在侧门墙根下，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忙了一阵子，出来对余冬说，没用了。余冬张开嘴就嚎起来。
老余死于脑溢血。老余把老伴也带走了。老太太本来就臃肿得成了一堆软塌塌的肉，听到老头猝死的消息，一口气不到，人就垮下去了，沉在那把又老又大的沙发里。两口子就这样结伴走了。我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在殡仪馆旁边的纸扎店订了一个大花圈。那天刚下过一场春雨，街边躺着许多红红的樟叶。
春天的南城到处落的是樟叶。南城的街树全是樟树，樟树的叶子在秋冬不会落下来，只会绿得发黑发亮，到春天却渐渐变红，等春风春雨一到便纷纷飘落下来。就在这个满街都是酡红色樟叶的春天，余小惠又走了，昏鸦也在南城消失了。余小惠肯定是跟昏鸦一起走的，昏鸦吃尽辛苦就是为了等她。他终于等到了，把她带走了。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为了爱情，至于余小惠，我也这样认为。我也愿意这样认为。我这样想时心里很酸，但我不是在吃他们的醋，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我真心希望他们好，也希望他们不要再回来，尤其是余小惠。
他们似乎是往西南方向走了。余冬说以前曾听他们说过，要走的话，他们就去西南，而且大约是先去城都。
余冬找遍了南城，没找到余小惠，也没找到昏鸦，便对我说他也要去城都，他说他现在有杀人的心了。他说：“千万别让我找到他，找到了他我就一把掐死他！我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余冬边说还边做动作，好像手上正提着昏鸦的脑袋。我提醒他杀人偿命。余冬说：“那我爸妈呢？我爸妈的命由谁来偿？”
一个多月以后，余冬黑皮黑脸地回来了。他没有找到他们。他说他到了城都，接着又到了昆明，还到了贵阳和重庆，可是连他们的影子都没见到。他眼圈都红了。他梗着粗脖子说：“我爸妈都死了，我的亲人就剩下一个姐姐了。我姐说不定也要死在那个狗东西手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还要去找，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可我没钱了，徐哥，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叫他别去找了。余冬说：“那我就看着我姐死吗？”我说：“那是你的事，你一定要找就去找吧，我不管，也不拦你。”他说：“你借我点钱行吗？”我说：“我没钱，有钱也不借给你。”余冬就哭了，勾着头，弯着桶似的脖子一抽一抽地哭。我发现余冬爱哭。他哭着说：“徐哥你就这样不管吗？你怎么能不管呢！”我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