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的堕落与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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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的堕落与忏悔-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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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6 、不愿当“0。5 %”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
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
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
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
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部分有一定地位的人的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
抽、穿、用极为奢豪,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
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关系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
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
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
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部分人就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
算违纪,恐怕部分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
动交待出来了?还不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
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部分人才能维持住局面。

    少数腐败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
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今天,少数腐败干部
有没有急民所急,忧党所忧?他们也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他们也都要
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
元钱,就激动地流泪。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有的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
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
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
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 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
的0。5 %。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
账,这里面将近有一半是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这还不算存在国外的钱,按这个数
字算,你说有多少人有问题吧?如果按照收受2000元钱就给予党纪处分,收受5000
元检察院就立案的话,部分干部肯定在这个面上,这是相当可怕的。”

    他不想去充当那“0。5 %”,还想同别人一样随大流。因为两者在捞取的钱财
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多点少点罢了,但是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一方是阶下囚,
一方是座上客;一方是专政对象,一方是大权在握。这太不公平了。

    专政对象的一方,正如他自己所述说的那样:“和被关押的地痞流氓等其他人
犯没区别,要把监规背得烂熟,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睡20多个犯人挤在一起的
大通铺。”

    大权在握的一方,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
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

    他就是突然间从一方而转入另一方的。所以还要想办法转回去。否则一切都完
了,只有死路一条。

    “胡长清、成克杰一出事,我倒真有点害怕。”他说。

    这是必然的,不害怕才怪,谁都怕掉脑袋。所以绝不能走到那一步,要死死地
顶住,面疙瘩补锅——抵挡一阵儿是一阵儿。

    “再说许多关系已铺好,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说。

    有落网的鱼,也有破网的鱼。在网外面的鱼不是更多吗?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

    在玩“工程游戏”中,李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工程质量不能差,不能搞成
“豆腐渣工程”。钱到了手不能完事大吉,不能丢下工程就不管了。李真是一个聪
明人,他不会办这种蠢事。相反他对工程更加关注了,不能因为个人吃了“回扣”,
就影响工程质量。“回扣”是按照规矩应该给的。这里不存在吃了人家嘴短的问题。
他的嘴很硬,到了工地上,看哪不顺眼就批评。他好几次来北戴河,监督工程质量。

    这个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说是某工程局承包,实际上是一个叫泛华集团的黄
某干的。他为了得到下一个工程,干得很卖力气,连非常挑剔的李真都挑不出大毛
病。他给李真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但他留给丙的印象可是太糟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某是具体出钱的,出得不太情愿,一拖再拖。这一点李
真不知道,他只看到工程干得不错,“回扣”也及时给了,足额6 %,然后他得3
%,丙也得3 %,这还能印象差吗?

    其实丙根本得不到3 %,追加造价那部分“回扣”,黄某一直还欠着。羊毛出
在羊身上。工程款是固定的,丙这里要“回扣”,别的人要好处费,经一道手,剥
一层皮,凡是沾点边的都找他要钱,钱又不能随便给,得保证工程质量,所以他就
拖着、赖着。而且他还留了一手,欠这部分中介费不给,用它来向丙拉下一个工程。

    下一个工程就是承德培训中心。1996年夏,李真来到了避暑胜地承德。这里与
北戴河相比又有不同特点,北戴河靠海,这里傍山,是过去皇上避暑的地方,有古
建筑,有外八庙。为什么不也建个培训中心呢?这时候李真通过建培训中心来为自
己政治前途服务的构想越来越明确了。

   

                第七章

    7 、6 个点不变

    这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去讲,也不能随便对别人讲,要讲只能讲是为了培训税
务干部,为了给广大税务职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忏悔》中写道:“除了在秦皇岛、承德、廊坊(正
在施工)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
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上层领导及有关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
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
果,甚至违反原则。”

    原来他建培训中心的目的是为了招待有恩于他的人,为了与上层交往方便,有
时不计后果,违反原则,把培训中心变成了为少数人提供特殊服务的享受场所。本
来承德国税局想征地盖一座办公楼,李真说何不把原来的招待所改建成办公楼,再
征一块地盖培训中心呢?省里投资,你们来建,将来共同使用,都方便。当时只是
这么一说,到第二年具体操作时,李真已当了省国税局长,原来的郑局长成了专职
党组书记。他说上边不让建楼堂馆所。李真说,我已经与总局监察局打过招呼了,
承德市政府也同意。老郑就无话可说了。“其他的事我都未管。”老郑说。

    李真又独掌了建筑大权,工程中介费的一半又将到他手里了。

    1997年9 月,丙在北京向李真要承德的工程。他说承德的工程,小黄他们还想
干,你看行不行?李真说,北戴河的工程他们干得不错,工程技术质量也很好,造
价也可以,不过还得等一等,到时候再谈吧。

    他没有立刻就答应,得吊吊他们的胃口。

    天凉了之后,丙赶到石家庄,在办公室里见到了李真,问工程的事定下来没有?
李真说,中介费还是6 %。6 个点不变。丙说,好吧!其实他心里正在叫苦,小黄
还欠着他的钱呢。

    李真又提出北戴河追加预算的那几个百分点也得补齐。芝麻粒上刻字———抠
得真细。丙说没问题。只要能把工程弄到手就是胜利。至于经济账,好算,反正亏
不了。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在李真那里他是满应满许,在黄某那里可就得讨价还价了。黄某只给他5 个点,
再多一点儿也不给,说这已经亏了。他又不能向黄说李真要6 个点,他得为李真保
密,闹出事来今后什么工程也没有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无
非是自己少得点,保证李真的6 个点就行了。

    合同一签,李真就追着丙要自己的6 个点。黄某拿不出钱来,丙只得从自己公
司的账上先后拿出170 万现金给了李真。除去补足北戴河工程的30万元,这次李真
净得140 万元。但丙这头,黄某一共只给他打过160 万元,至今还欠他80万元。

    李真与忠实伙伴丙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12月。

    衡水市国税局要建一座办公楼,李真一看设计,说太土了,要建一流的,高档
的,现代的,对内对外都能接待,可你们报的计划是盖鸡窝。要改。投资1500万元,
省局拨款800 万元。要纳入省局阳光大厦的序列管理,施工队要由省局来派。

    也许是他的责任心很强,也许就是为了控制这一工程,总之李真经过这样一番
要求,又能对这一工程发号施令了。

    衡水国税局长说,市里要搞招标。他似乎想抗拒一下。

    李真一听就火了,说:“我去找副市长!”

    李真在承德培训中心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丙。不久,丙来到石家庄,领着某建筑
单位项目经理任某,在办公室找到了李真。李真当时就给衡水国税局长打电话,说
北京有个朋友想做这个工程,你们具体谈一下,最好能用这个施工队,走正常基建
手续。局长说来吧。李真说,你在家等一下,下午他们就过去。


    中午李真陪丙等吃了饭,就让他们去衡水了。

    第一次接触,局长对他们印象不好,并且发现他们不太懂行,想派人到北京实
地考察一下。

    但是没等他行动,人家已经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来了,还带来了营业执照、介绍
信、资质证书等。看现场,丈量,看图纸,说你们的图纸不行,要改。这回可是太
懂行了。还拿李真压他。又很不愉快。

    但李真来了,召开干部大会,叫来衡水市委书记和市长参加。他在会上说,省
局对这个工程投资800 万元,我派施工队来做,书记、市长要给予支持。

    副市长表示支持,同意议标。然后走了一下议标的形式,就签了施工合同。

    合同是1998年12月28日签的,1999年1 月份,李真就找丙要中介费。丙赶紧向
任某要,任某拒绝给6 个点,只给5 个点。5 个点也行,快打款吧。但任某说没有
钱,至今还没有打款———恰好李真出了事,款也不用打了。

    李真当时催着要钱,说有急用,丙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提出45万元给了他。这
个数字还是按工程造价1500万元的6 %计算的,即90万元的一半。

    至此李真通过给丙介绍工程,共得好处费305 万元。

    “有急用”、“急等用”这是1999年李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那时风声已经
很紧了,他急着向境外转移钱财。

    李真不交待,案情扑朔迷离。

    专案组负责人刘森请来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侯磊,共同研究对策。

    侯磊检察长说:“正面攻不下,可以先从外围摸摸情况。”

    刘森说:“您情况熟,要多做些工作了。”

    侯磊找到了李真的前妻柳絮。

    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比较有正义感。李真迷上了她的美丽,强烈追求,
组成家庭。但柳絮对这位丈夫和这个家庭,似乎并不特别感兴趣。她耽于幻想,追
求完美。家务马马虎虎,理财也不内行。二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李真仍然很
喜欢她。

 

                第八章

    8 、检察长的谈话

    这样一个看来头脑比较简单的女人,在大的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她认为李真只
是看上了她的美貌,并非与她心心相印。她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她看来,李
真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是家庭幸福的标志。相反,难免有一天还
会招来祸患。

    这种感觉在她到新加坡留学,李真频频向境外转移赃款时,就更加强烈了。虽
然财富在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但幸福感却没有一丝一毫地增加,逐渐积存起来的是
一种莫名的惊惧与慌恐。

    她不想留在外国跟他搞“一家两制”了,她回国想跟他“两人一家”地过日子。
但是李真的政治野心和财富目标越来越大,大得使她不能适应,也不敢适应了。于
是,她果断地与他离了婚。

    李真很伤心,想把柳絮的新任丈夫调往异地他乡。

    但是权力在前妻面前失去了威力。

    她正告李真:“你要敢这样做,我就把你们干的好事全捅出去!”

    李真害怕了,没敢轻举妄动。

    李真被抓捕以后,柳絮没有什么动静。

    侯磊打电话邀请她和丈夫一起出来坐坐。

    这不是传讯。

    传讯,轮不上侯磊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出马;坐坐,却可以。

    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查办案件,也各有各的办法。

    侯磊领导河北省的检察工作,指挥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是很讲究方法和策略的。
因为这项工作很难干。你的工作对象是腐败分子,而有的腐败分子是领导干部。

    比如李真,现在你可以调查他的问题了,他在台上的时候,能让你随便调查吗?
不仅不让你随便调查,甚至还可以给你找点麻烦。检察院就是一块净土吗?司法腐
败不也是很严重的吗?

    这没有错。侯磊大力整顿内部,加强检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了战斗力。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正好

    派上了用场。这是策略,还是智慧?都谈不上。是一种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中央纪委下决心查处李真的问题,也许侯磊还在一直加强整顿呢。

    现在他可以不整顿了。

    他给柳絮打电话说:“我是侯磊,可以请你和你爱人出来坐坐吗?”

    柳絮一听是侯磊,先就吓了一跳。

    侯磊代表着什么?一把利剑,反贪利剑。过去柳絮和李真搞“一家两制”,最
怕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听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利剑”,就更害怕。现在利剑向她
指过来了。

    李真本来就是个刀刃上骑车子——不要命的主,可以不那么害怕,照样干;柳
絮可没这么勇敢,早就让这枝明晃晃的利剑给镇住了。

    现在利剑就在眼前,她仿佛看到了闪烁的寒光,能不害怕吗?

    但是一见到侯磊本人,“剑”的感觉就没有了。他说话很和气,态度很可亲。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相对而坐,说一些一般的客气话。柳絮很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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