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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弟弟一起到食堂的路上去等爸爸。我们一路走一路蹦蹦跳跳，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其实心里对当时的处境隐隐约约、多多少少还是明白的。小孩就像小动物一样，对身处的环境和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总会本能地有所感知，他们的聪明常常超过成年人对他们的估计。特别是那些大人们遮遮掩掩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孩子们尤其敏感和好奇，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去看一看爸爸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个想念和不想念的问题，我很想去看一看被关起来的爸爸是什么样子。
暮色四合的时候爸爸出现了。他夹在一队人中间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和爸爸走在一起的大约有七八个人，也许更多。他们横着走成一排，看上去就像是肩并肩在校园的林阴道上散步。说实话当时我没有马上认出哪一个是爸爸，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已经很久没和他见过面了。我是从爸爸的眼神里认出他的。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加快了步子朝我这边走来，在我面前他停下来，对我说：“你来啦。”也好像是：“你怎么来啦？”爸爸的表情是平静的，没有太多的惊喜之色。爸爸几乎一生都是这样，处变不惊，也不喜形于色，许多时候看上去有一点冷。他是家中的独子，备受宠爱。尤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读书好，有才气，被保送上大学，偏偏又阴差阳错没能进入理想中的院校，养成了孤傲、清高的脾气，多少还有一点怀才不遇的消极和隐遁。人到中年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变得比较入世和随和。他做老师，不少学生都非常惧怕他，在路上远远地看见他就赶紧溜掉，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
我妈妈的学生常有到家里来玩的，有时候还成群结帮，我爸爸的学生就很少到家里来。偶尔有一两个上门的，一看就是很有气质很有主见的，不是寻常之人。我小的时候比他的学生还要惧怕他，因为我的惧怕比他们的更加具体和切肤。别看我爸爸文质彬彬一介书生，平常话不多，但他一样会发脾气，发起脾气来一样会打人，而且出手很重。我爸爸打孩子是从来不需要“给个理由先”的，对他和他那一代人来说，用打来管教孩子天经地义，打本身就是教育方式的一种，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孩子更是一件管教与宣泄一举两得的事情。
而在那种时代背景之下爸爸心情不好比刮风下雨还要平常。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弟弟从出生起就一直跟着爸爸妈妈，又是男孩，爸爸从不打他。比起我弟弟，我没他听话，也没他柔顺。爸爸打我最生气我跑掉，也绝不允许我那样做。他把打了逃掉叫做“贩桃子”。他这样威胁我：“你贩桃子我砸断你的腿！”爸爸常有这种新颖和神来的表达，即使在生气和发怒的时候也不例外。而且他的许多说法还都有“出典”，有的很精深，有的很民间，常常是雅俗杂陈，让人听过不忘。
我第一次听他说“贩桃子”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从来没敢问过他“贩桃子”作何讲。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火透了，气得要爆炸，即使他平息之后，我也不敢上去旧话重提。我自己琢磨，估计桃子，特别是我们家乡盛产的水蜜桃极易腐烂，不便运输和贮存，“贩桃子”大概有拖得时间越久越不好办的意思在里面，或者干脆就是指赔本吃亏的买卖，反正是一句威胁性的话。
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并无所谓，只要一听我爸爸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出来，即使他说的是拉丁语、阿拉伯语或者是塞尔维亚语，我也明白“贩桃子”的后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我也确实被他吓住了，宁吃眼前亏，不敢等到他秋后算账。所以他打我从来不跑，做出坚强的样子，死扛到底。不过我承认我的确是被他打怕了，或许本来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内心驯顺的人，结果反而变得叛逆了。
在昏暗的暮色中我见到爸爸，但我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样的见面有什么不寻常，当然更不会想到，随后我和他不到十年的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中他对我的种种影响，包括让我一次次尝到他巴掌的滋味。我和弟弟站在高大的法桐树底下，在爸爸走近的时候我们齐声对他说：“你放心！”这句话是妈妈教我们说的，她只让我们说这一句话。可是我们开口一说出来显得那么前言不搭后语，孤零零的一句话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悬挂在空气里，让我们一时有点窘迫。好在爸爸听了并不觉得奇怪，他很知情地点点头，脸上也是明了的表情。那显然是一句他听得懂的话，是他与妈妈之间的暗语。我们刚说了这三个字，那些跟爸爸一起走路的人就围过来，不耐烦地催促他快走快走快走。短暂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里妈妈问了我和弟弟许多，只要是关于爸爸的一切她都特别感兴趣，问完之后她神情抑郁，让我和弟弟到外面去玩。我直觉她是要一个人躲起来哭一场，心里既害怕又恐慌，也不知道如何宽慰她，很想找到外婆，可是外婆不知去向。弟弟好像也知道妈妈要哭了，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屋子。到了外面他悄悄对我说：“妈妈肯定在哭，她很爱哭。”他还告诉我有一次妈妈去市场买鱼，她花一块钱买了一条鱼，却让小偷偷走了二十块钱，回到家里她一句话没说就哭了起来。等妈妈打开房门的时候我们看见她两个眼睛红红的，不过她已经洗过脸了，脸上的表情很镇定。她在厨房里忙晚饭，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过几天，我和弟弟看到妈妈当着我们的面哭了一次。
那天有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他们来得很快，就像一阵龙卷风一样，突然就出现在家门口。他们之中有学校的当权派，有工宣队，还有几个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个个都板着脸，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里面领头的一个是住在我家前面一排房子的邻居，平常见面都要跟我们聊上几句，态度非常亲热。这天他忽然冷若冰霜，比别人似乎还要凶狠一点。这群人走起路来虎虎生威，带着嗖嗖的冷风。
妈妈一见到他们肯定是马上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她还是对他们笑脸相迎，说着寒暄的话，尽量地把他们当成是正常的来访。可是她笑得十分局促，脸上的笑容是僵硬的，我在一边都看得出来。我有一种灾祸临头的恐惧。这些人在门口略站了站就涌进了我家，他们好像还算客气，没有动手翻箱倒柜。妈妈赶紧自己过去一只一只地把箱子打开，让他们检查。
最后怎么收场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吧。其实那个时候就像书中说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略有点儿嫌疑的东西早就处理干净了，烧的烧，砸的砸，哪里还会等到别人来查？我记得还是在外婆家的时候，有一天一大清早还在睡梦里就听见院子里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响，起来一看，满院子都是碎瓷片。有几个青花盘子砸成了两半，还对在一起，如果没有中间那道裂纹，看着就像好的一样。我问外婆这是干什么？她说是在“破四旧”。我也见到过妈妈在后门口烧书，那些硬封皮的书还真不太好烧，她用火钳翻动着，股股青烟熏得她眼泪直流。等那群抄家的人一走，妈妈往椅子上一坐，双手捂着脸，眼泪又滚滚而下。为爸爸的事情妈妈终日忧心忡忡。传来的消息也很不好，据说爸爸态度极坏，不老实交代问题，不肯低头认罪，还和让他交代问题的人争辩，甚至还发脾气。看管他的人都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反革命”，说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他被打得很重很惨。有人在半夜里隔着护校河听见他叫喊的声音，知道他又在挨打。可是不管他怎么叫喊，也没人敢过去干涉。
第二天中午我姑妈就急急地来了，有人冒着风险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她。姑妈是我爸唯一的姐姐，我爸也是她唯一的弟弟，她听说他挨打，赶紧跑到学校里，急于见到他。姑妈找到了关押我爸爸的房子，但已经空了，人转移走了，不知道他们又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一段我爸爸被他们带着屡屡更换地方，而且封锁消息不让别人知道踪迹。
姑妈每天都来我家，和我妈姑嫂两个相对叹气。几天之后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说我爸病了，通知我们去给他送饭。在我妈再三追问之下他们才说出来我爸胃出血，相当厉害。来人特别强调说：让小孩去送，大人不要去。我妈心急如焚，一边猜测着爸爸的病情，一边慌慌地杀了鸡熬了鸡汤，煮了汤面，又准备了糕点饼干，嘱咐我和弟弟快快地送进去。
随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和弟弟每天都去给爸爸送饭。除了送饭我们还帮父母传递纸条。我们就像战争年代的小战士，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鸡毛信递来递去，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剩下的饼干他不想吃了，要我把饼干筒拿回家去。从他的眼神里我马上明白饼干筒里肯定不单单是饼干。这时看守的人开口说：“拿过来我看看！”当时我反应极快地把爸爸给我的另外一些东西：书还有换洗的床单等等抢先一步捧到他的面前让他检查。他翻了翻书，又翻了翻床单，不感兴趣地放在一边，用眼睛示意我爸爸把饼干筒给他。
我看着爸爸双手捧着饼干筒一步一步缓慢而沉着地向他走过去，当着他的面慢慢悠悠地打开饼干筒盖——我爸保持了他一贯的慢条斯理，我妈戏称他是“慢动作”——饼干筒里除了饼干当然什么也不会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张卷成一根小细棍的白色纸条就夹在爸爸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把它像火苗一样拢在手心里，在那人埋头仔细地检查过饼干筒和筒里的饼干之后又从容不迫地和饼干一起放了进去。
诸如此类的“历险”不止一次两次，但我总能应对自如，和爸爸配合默契，从未失手。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但我天生就不怕事儿，也不怵生人，从不畏首畏尾。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送饭这件事总被我父母提及和夸奖，他们认为我从小就灵活机智，遇到事情有办法。而我其他的优点和长处都因此被忽略不计。
那时候我芳龄八岁，弟弟六岁，除了爸爸被关起来之外，我们有着许多令人喜爱和羡慕之处。我们聪明，洁净，礼貌得体，性格开朗活泼，在学校里都是品学皆优的学生。我们两个走出去，真是人见人爱。左邻右舍也拿我们作为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样。
尽管年纪还小，我和弟弟本能地会利用自己的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跟看守爸爸的那些人混得很熟，还有一些在校园里很活跃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他们也非常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让我们叫他们哥哥姐姐。他们刷大字报、表演节目、搞临时批斗会，时常有一些新花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是那时候当之无愧的校园明星。
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父母不是工人就是农民，不沾“封、资、修”一点边儿，所以他们连腰板挺得都比别人直。就在我爸爸被打得最厉害，关押地点老是变换的时候，我和弟弟只要出门和“哥哥”、“姐姐”们玩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我们去打听一些消息。他们对我们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很友善，很亲切，从来不防范我们，也从来不歧视我们。他们比我们大好几岁，却并不居高临下，相反，和我们越来越好，情同手足。
忽然有一天在校园里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各奔东西。根据当时的情形，他们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成了新一代的农民。他们是命运坎坷的一代人，一生之中经历了许多共同的难关。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当中极少的一部分有幸考上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尽管最终也纷纷离开了农村，重新回到了城市，但因为受教育的欠缺，随着社会转型，他们需要适应和面对的很多。他们普遍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做着技术含量不高又很辛苦的活儿，其中某些人还可能成了下岗职工。而在他们不计较阶级成分和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个个出类拔萃，被看作是革命的红色接班人，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和希望。
给爸爸送饭这件事还是引来了压力，压力是来自学校的。有一天早读课刚完，班主任老师突然在班上不点名地说有人给反革命的父亲送饭，这就是同情反革命，没有阶级立场，等等等等。她神色严厉，义愤填膺，面孔红红的，一口气说了很多。她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直盯着我，但她锋利的目光一遍遍地从我的脸上扫过，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她所有的话尽管都是对着全班同学说的，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心里完全清楚其实她每一句都是只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座位很靠前，跟她几乎脸对着脸，能看得见她说话时飞溅的唾沫星子。记得当时我坐得笔直，紧绷着脸，比正常的认真听讲还要加倍认真，心里却像被烈油煎熬一般。在这之前我还从未被老师批评过，有着超强的自尊心。这样的时候该怎样自处我一片茫然，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心理准备。班主任的话就像焦雷一样打在一个要好而脆弱的小学二年级女生的头上，让我濒临崩溃，但最后总算还是不动声色地挺住了。
回到家里我就把老师说的那些话学给妈妈听，妈妈气坏了。我父母因为自己身为老师，任何时候他们都习惯性地维护学校和老师，但那一次是例外。妈妈板起脸生气地说：“这个人说话太没水平了！”说一个老师“没水平”在我看来是很厉害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根儿上把人给灭了”。班主任并不是说过一次就完了，她对我的态度从此也改变了，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冰冰的，偶尔我被同学欺负，她也绝不会站在我这一边，连句公道话也不说。
我在她的班里很受压，所有那些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的活动再也没有我的份儿。到学期结束，她在我成绩报告单上写的评语相当一般，操行评定只给我“良”。实际上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在学校里的表现也非常好，得“优”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成绩单拿给妈妈看，妈妈很不平，她不屑地把这张报告单扔在一边。尽管如此，那一个学期我还是在同学的举手投票下被评上了“五好学生”，妈妈很欣喜，也很欣慰，把我和弟弟的奖状并排贴在墙上。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家的一面墙上贴了长长的两溜奖状，那是我父母的骄傲和炫耀。
不知是谁告诉妈妈向班主任打小报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小义。小义和我同龄，是个瘦削机灵的女孩，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两个小酒涡，很乖巧讨喜。她的父母和我父母是学校里的同事，不过他们相互并不往来，原因是“文革”当中他们不是一派的。那时候人和人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是哪派的，曾经听说过不是一派的夫妻会反目成仇，对立两派的甚至会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时代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分歧被极度夸大，远远超越和压倒了亲情和男女之间的吸引，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小义和我家住得很近，是我转学过来认识的不多几个朋友之一，上学放学我们常一起走，也老在一起玩。有了这件事之后我妈叮嘱我少跟她搅在一块儿，我就尽量回避她，不再主动去约她。但每天一早小义就准时准点出现在我家门口，笑眯眯地来等我一起上学。她见了我妈很有礼貌，大大方方地叫一声阿姨，大大方方地坐在我家的小椅子上说说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