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吸引她的，还是同学母亲对他的评价：“勤恳，能吃苦，一套行李就是他的家，经常工作在外。”
沈桂英老人爽直地讲述着，她的介绍人就是机工黎家明的岳母，即同学周琼英的母亲。
黎家明中等个子，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加上他说话温和，看上去比较内秀。那是他生前我对他仅有的一点了解。在我查阅整理南侨机工资料过程中；在机工复员登记册中，载有黎家明的那一张历史档案，他一家三口的合影留给我深刻印象。妻子怀抱一未满周岁的孩子，丈夫右手紧搭在妻子肩上，俩人的双目既柔情又充满对未来的向往；丈夫的手臂揽住了妻儿、揽住了一个家庭。
黎家明，海南琼海人，1932年到马来亚，侨居新加坡。1939年3月报名回国，在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军训以后，派往仰光装配进口汽车；1940年调入昆明西南运输处二十一大队直到抗战胜利。在此期间，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周琼英。周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师，在家自开医馆，其母在家主持家务；花季之龄的周琼英在文林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昆明女子中学。周家在昆明小普吉有三间房屋，其中一间租给几名南侨机工居住，因南侨机工在那里有一分队。住在那里的几名机工是黎家明、李大勋、陈宋义、沈代成、刘家汉等。周的母亲是个有心人，她仔细观察着出入家门的这群帅小伙子。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待人礼貌，勤恳耐劳，仪容潇洒，个个拥有技能；工作早出晚归，常常是清早五点多就出门；虽言语不太通，但没有给她找半点麻烦，休息天还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事。周母看在眼里；乐在心上；何不让女儿在这群帅小伙子中相上一个做女婿？言语不多，埋头做事的黎家明被周母相中了！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女儿周琼英不得不佩服母亲确实有眼光，给她选中的这名南洋来的小伙子是她一生永远的依靠。
而那时的沈桂英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若与机工李大勋结为夫妻，就可以跟着他，如果遇到日军飞机来轰炸，还可坐着丈夫的车子跑，那样安全。于是，他们在不太通畅的语言交流中相知、相识，最后结婚了。至今仍然使她难以忘怀的是，丈夫一回家，就带着她上影院，看了不少影片，如《夜来香》、《马路天使》等，还到昆明南屏街南侨机工到昆后才新开的“海天咖啡店”喝咖啡。遗憾的是她当时不会喝。“是苦的！”若干年后，她才适应了丈夫引领她品尝的咖啡味道。她说，那时候不知他们是华侨，只感到他们个个仪表堂堂，对人好，勤恳耐劳，这与本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4）
1942年底，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多数无以为业。李大勋兄弟俩分别带着他们的妻子到了云南驿美国陆军运输部队工作。在云南驿生活的那一段时期，沈桂英与嫂嫂莫彩玉一起用降落伞的布料缝制衣服，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很艰苦。云南驿留下了她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她当时的信念是：丈夫人好，就是再苦、再穷也要跟着他走。在那里她认识了很多海南籍的南侨机工，也包括我的父亲。她说：“你父亲个头高大，对人很好。特别是50年代初，生活困难，你父亲经常送一些东西给我们。你有一伯母不断地从新加坡寄回物件，你父亲常常毫不吝啬地将领到的东西拿去帮助海南同乡。”
1987年，留在昆明的机工李大勋夫妇在与哥嫂分别四十年后，在昆明相聚了，哥哥李大林夫妇专程从新加坡回来探望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让我们等得好苦啊！”机工复员时，沈桂英因怀孕行动不便，与其哥嫂说好他们先回去，等她生了孩子就回南洋。孩子是生下来了，可回去的机会也没有了。1990年，哥哥李大林的孩子寄来两张机票，让他们回新加坡去看一看，他们启程前往。回来后她一番感慨：新加坡城市干净、漂亮，我的哥嫂及几个孩子生活也不错。他们有三个孩子在新加坡，两个在美国。当初，要是我忍着点痛也就过去了，还可以躲避“文革”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冲击。不过，现在政府已承认历史，承认华侨对抗日是有功绩的。如今兄弟俩都已作古，九泉之下，他们可以安息了！
南侨机工黎家明在2003年病故。据说，他的妻子周琼英先他而去，离别时告诉他，她在天国的路上等着他……
我不禁想起三年前李大勋病故后，我去向他遗体告别时的情景。在低沉、缓慢的哀乐声中，我们送走了又一名南侨机工。出来抬头看看布满乌云的天空，还飘起一阵零星小雨。上天是否也洒泪送机工？
留在西南边陲的梦
2000年10月下旬，我第一次踏上滇缅路的行程。在几位老机工的带领下，我来到与缅甸仅一河相隔的畹町九谷大桥旁，找到已故南侨机工王亚文的家。
热情接待我们的，除了他的儿子外，就是其遗孀板晓安，一位地道的傣族妇女。
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日军活埋的机工陈团圆之子叶晓东，还有一年迈的傣族妇女。这位傣族妇女的家就是当年南侨机工陈团圆等四人的藏身处。日军知道后疯狂扑来；她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抓走机工陈团圆等四人，挖完土坑，将他们四人活活埋入！她是日本侵略军残害南侨机工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认识了机工王亚文的妻子板晓安。在以后几次重走滇缅路的行程中，我都会去拜访、探望这位热情的老人。在她的家中，认识了她的几个儿女，从中了解到他们已故的父亲——从海南到南洋，再从南洋来到抗战中的滇缅路上，最终留在西南边陲的南侨机工王亚文。
在他们家的厅堂中间，挂着王亚文青年时期着一身军服的像片，看上去非常的英俊。王亚文的小儿子王春林对我说：“知道吗，我父亲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落实在我身上。”具体说来，机工王亚文的梦想就是能让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穿上军装。
1913年出生的王亚文在南洋时侨居新加坡水仙门105号，是一名优秀的汽车驾驶员，曾担任新加坡英国皇家消防队消防车的司机。在一次救火现场，他把被火困在四楼的一名年轻女子背起从楼上跳出，有惊无险地救下了这名女子。之后，姑娘家在经过一番考察后，确认王亚文是一靠得住的人，决定将姑娘嫁与王亚文，招他为上门女婿。就在即将成婚之时，国内发出召唤，需专门人才往滇缅路服务。王亚文毅然报名，并说服了女孩及其家人。就这样，王亚文放弃了这门亲事，离别新加坡回国了。他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在滇缅路上冒死完成了回国支援祖国抗战的重任。抗战胜利后，他未能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留在了祖国西南的边陲小镇——畹町，后与当地的傣族姑娘板晓安成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出国到缅甸的王亚文再次回国，积极投身到祖国建设中。在畹町农机修造厂，他充分发挥技术特长，利用战后废旧的汽车部件拼装出能正常使用的汽车、拖拉机，直到被隔离审查。大儿子王春树在最有理想之时，最大的向往就是报名参军，加入到部队的大熔炉中去锻炼。无奈，其父王亚文因为是南侨机工的身份，“文革”中被诬为“海外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儿子报名后，查出了父亲的身份，结果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孩子的理想因为自己的身份被连累，王亚文为此难过得常常暗自叹息，变得更加沉默了。
但他的心中仍然留下了一个梦！
20世纪70年代后期，畹町人民医院添置了一辆救护车，需一名技术优秀且全面的驾驶员，想到的首先是机工王亚文。
在畹町人民医院驾驶救护车的日子里，王亚文从未拒绝过任何一次出车任务。院领导评价他说：“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他病了都不休息。”他的孩子们也说，他那种工作热情真是少见！尤其是在后几年的工作中，他勤恳、吃苦，精神还相当愉悦。
1978年，小儿子王春林高中毕业。王亚文语重心长地对这个有机会报名参军的儿子说：“现在已落实清楚，我不是海外特务，我们南侨机工是回来支援祖国抗战的。如今，你可以到部队接受锻炼，国家正需要人，这也是多年来我的一个梦想。”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5）
至今，王春林仍然牢记着临去部队前父亲说的话：“到部队要勤学苦练，练就本领到任何时候都有用；但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后来王亚文病倒了，但他心中还有一个梦，想回海南岛，回到他出生的地方；想到新加坡，重返他生活、学技的地方。但令人惋惜的是，王亚文的这个梦永远地留在了西南边陲的土地上。
天涯海角寻机工
追寻南侨机工的足迹；我来到了天涯海角。
在三亚市人民医院，我找到了已过世多年的机工——陈逸的家人。拿出珍藏的像片，抹去多年的灰尘，机工陈逸人如其名，潇洒、飘逸。
天上明月古今同，
人间岁月变化中，
昔日蜚语翦除尽，
今朝正气处处逢。
这是陈逸1987年8月与同是海南籍机工的罗杰（罗豫川）相见时写给对方的赠言。字里行间，透出了陈逸喜悦的心情。
这一年，是陈逸被作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反革命”被遣送到农村劳教十八年后，得以平反的第五年，他等来了生命中的春天。
陈逸，字钟法。1914年10月生于海南琼海县。八岁起在家读书六年，六年间所学文化在当地可称得上一秀才。之后，考入中学，初中毕业于海南嘉积第十三中学。十五岁时他离开海南来到马来亚。由于陈逸文化基础好，无论学习什么都能很快入门。十八岁时，他学习汽车驾驶，不久就掌握了熟练的汽车驾驶技能，然后在新加坡英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开车。有文化、有技能的陈逸，在马来亚的生活过得非常潇洒、舒适。
1938年，时年24岁的陈逸和所有生活在南洋的华侨一样，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1939年初，他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三批回国。回国后，他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十二大队任司机，并任分队长。1942年滇缅公路运输中断，所在大队的机工被遣散，陈逸只好到下关以帮朋友驾车为生；之后，还曾到缅甸帮人驾车以维持生活。机工复员起程时，他没有及时得知消息而未能再回南洋。1949年底，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为军区副司令员庄田驾车。当时的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为陈赓将军。陈逸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驾车两年后，因他熟知缅语、马来语，被调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二处任情报员。
母亲曾回忆说，五十年代初，陈逸时常来我们家。问及他具体工作，他只是微笑。
在省军区情报处工作时，他被派往缅甸收集情报。到达畹町后，他住进“粤渝饭店”。该饭店的主人是一海南人，其妹夫是重庆人。当时在畹町的南侨机工还有王亚文、陈家佩、林猷汉、李极荣、符云山等。几个同乡通过消息及时告知陈逸不能过去，说缅甸有国民党的部队，怀疑他是共产党，过去就有危险。陈逸听从了同乡的忠告，转回了昆明。
1954年，陈逸从部队复员回到海南。
带着军队复转军人的介绍信，陈逸回海南后被分配到海南岛自治州党委做驾驶工作；期间，结婚娶妻。1962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陈逸在“四清”运动中被遣返回原乡务农。
在我找到陈逸家人之前；未曾有人过问陈逸南侨机工身份一事，我是多年来过问其南侨机工家属的第一人；悲哉！就连陈逸的档案，其单位也已经找不到了。
陈逸家人面对千里迢迢来寻问其父的我，很是激动，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跟随陈逸一起回原籍生活十多年的次子陈立志，在沉默一阵后向我慢慢道来：“小时候同父亲在农村，吃饭是没问题，但菜是没有的，一个月能吃上一块肉那是相当不错了。长年都是酱油、豆腐块，有时摘几个椰子扒开，把椰肉挖出，用盐或红糖拌在一起就是菜，但更多的时候是酱油之类。常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斥责。特别是小孩打架之类的小事，常被他人欺负。‘坏分子’、‘特务、反革命’，屡被唾骂。父亲常对我说，人家看不起咱们，不要与他们计较，就当没发生过。在村里、村外，有良心的村民都说他是个大老实人，是个书呆子。说来也怪，父亲从1962年到1980年的18年在家乡接受思想改造期间，从未有什么大病，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也很少，若当时有什么大病，必死无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从南洋归来的华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是事实。幸好有了邓小平同志，做出英明决策给予平反，才了结了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冤假错案。今天，政府重新重视华侨的历史功绩，肯定华侨在抗日时期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我们这些华侨机工的后代也会感到无比荣耀。父亲临终前曾经对我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回云南，到滇缅路上寻找、拜祭战友（阵亡机工），给他们烧些纸钱，或烧些香。他们像‘海外孤儿’，没有人记得他们，更没有人给他们烧香拜祭，让阵亡的机工也记得有父亲这个战友。现在看来，父亲的这个愿望只能由我这个做儿子的来完成了……回想起父亲在农村的那些日子，有时讲起他的过去，他就非常起劲，久久难以收拢他那高兴的笑脸，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模样，仿佛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从他老人家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父亲的确有一种莫大的欣慰，也许是他对自己的那一段经历感到骄傲吧，或是他对所做的事情感到问心无愧，我至今不得其解……”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6）
南侨机工；中国抗日史上一个悲壮的群体，被尘封、被遗忘、被歪曲，他们沉寂，默默不语；那一段深深烙在他们记忆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他们也不敢讲、不敢说，其家人也不得其解……
这是摘自陈逸1940年5月所写的《一篇感想》：
为了适应祖国抗战的需要，争取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去年的今天，我们华侨机工，便一批一批地回国来了。因为前方、后方都需要运输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刚刚踏上国土，只受了短短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就出发到滇缅路担任运输工作，到现在已经足足10个多月了。现在虽然奉命回所训练，但在那里的生活情况，会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的。
回想起来，当我们编队的时候，每位同志的心里都十二万分的愉快，那朝气蓬勃和精诚团结的精神，真够使人兴奋的。分发工作后，大家都站定岗位，认清目标，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去克服那恶劣的环境带给我们的困难。那时候秋雨连绵，雪花纷飞，有时车驶至中途发生了故障，或因山路崩陷，阻断去路，做了四五天或一星期的“山大王”是常有的事，然而，我们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我们不会埋怨，只会从内心问道：“是谁使我们这样吃苦呢？”很明白，是敌人。
……和我们关系密切，领导我们的各位长官，在很多地方不理解我们；我们自己知道，华侨机工一向在南洋是过着舒适散漫的生活。一半侨生都不晓得祖国文字，其行为和习惯。常有马来民族的表现，“李逵性格”的性情；领导我们的长官，如能够“谆谆善诱”，像孟子说的“以理服人”，说话有理，则人非草木，谁能无感！①
历史有时也会开玩笑。陈逸从南洋归来参加祖国民族独立解放，抗击日本侵略者；共和国成立之际，他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