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耄耋老人身上的那份激情深深感动着我。
王亚六，福建莆田人。他在滇缅公路上，有过一段难忘故事。
1941年1月，九架敌机分别对滇缅公路的枢纽“功果桥”进行轰炸，一半桥面坠入江中，日军电台乘机宣称“中国国际通道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几天后，是南侨机工用144个汽油桶扎成浮筏，冒险将载满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而第一个冒着危险将汽车驾驶过江的就是如今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会长王亚六。
2005年7月6日，在南侨机工联谊会，他讲述了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事情：
“抗战开始，南洋各地的华侨，支持国内抗战的热潮相当高，纷纷捐款又捐物，不分穷富。我们南洋的老板，也将他5辆中巴车跑一天的全部收入捐献了出来。我自己也将一个月的收入捐出。一次，我还看到一个穿着很破、在码头做苦力的华人，把中午吃饭的两角钱也放进了学生的募捐箱里，自己却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当时很感人啊！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9）
1939年回国的那天，老板、老板娘，还有我的女朋友都来送行。吝啬的老板娘，这次不仅承诺我今后继续回店工作，还送给我一些钱。自己当时就像英雄一样受到别人的关心和尊重。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到边境小镇畹町，去接华侨援助的一批美国“道奇”牌载重车。险啊！仓促修成的滇缅公路，坡大、路窄，而且迂回在群山峻岭间，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悬崖，我们在车上都不敢向外看。
接车前，中队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强调说，原地调头千万要“屁股靠山，车头向崖”。当时，崭新的“道奇”车停在边境，一眼看不到尾。我是第32号车。我们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弹药仓库，向车上装了120箱迫击炮的炮弹，装完车，急忙向芒市进发。我们知道，前线的将士们需要弹药，有了这些军用物资就能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
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装车，经常几昼夜无法休息，货一卸再回去装，连轴转。1939年到1941年两年多，我根本就没在床上睡过，大多时间都是睡在路上。有点空闲时间，我就往车的坐椅上一倒，马上就能睡着。当局规定每月南侨机工有30元国币津贴，但由于运输任务忙，不少人没领。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机工即行遣散，我在滇缅路的生涯就结束了。”
94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翁家贵，接着叙述道：“滇缅公路各方面的条件都艰苦……”
翁老祖籍在海南省琼海市温泉镇，他出生在马来亚吉隆坡。1939年，他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父亲、母亲也支持他。他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你们去参战是无上光荣的。”
翁老的身体很好，心胸宽广，爱好娱乐，还天天坚持体育锻炼。
2005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到云南保山市拜访了这位94岁的老人。晚上8时，翁老站在家附近的马路口欢迎我的到来。翁老一口气登上五楼的家门口，转过身子看到我在喘气，笑了，笑得那么善良、可亲，真像自己的父亲。
翁老说，他是第五批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第五批共503人，直到第九批回国抗战的华侨共3226人。翁老这一批人，是途经新加坡、越南河口到达昆明的。整训后，翁家贵当时分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他们的任务是从云南的下关到畹町，然后再到昆明，运送外国援华的军用物资。由于1942年切断了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当年10月份在遮放解散了。这样，一部分南侨机工便流浪街头，另一些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你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翁家贵老人，如今由昆明交通机械厂退休，家在昆明官渡区，可他常常回到保山他女儿家居住。1989年5月，让翁老最为自豪的是，他亲自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建立的纪念碑的揭碑仪式。在1995年，他还由马来西亚华侨邀请出资去参加了一次海外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会议。
罗开瑚老人是和我父亲同一批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国参加抗战的海南文昌重兴人，而翁老是海南琼海温泉人，两老人带着标准的海南乡音，回忆当年与我父亲一同回国的故事。
2005年7月6日，南侨机工罗开瑚在联谊会上回忆道：
“早餐是咖啡加黄油面包，中午和晚上顿顿有咖啡。”罗开瑚如是描述当年在南洋的生活条件。然而，为了奔赴抗日疆场，这些海外赤子放弃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回国吃苦。罗老说：“9个月时间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土路；而且路途艰险，仅从滇西下关到畹町总计547公里的距离中，便要越6座大山，穿悬崖峭壁8处，跨较大江河5条。同时，滇缅公路又是有名的‘烟瘴之区’。瘴气透过阳光、淫雨、雾气、热浪，弥漫着公路。” 南侨机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奔波着、战斗着。罗老继续讲述：
“在滇缅路上行车，人人都必须闯四关：一是瘴疟关。此关最难幸免，尤其是被人称之为‘焖头摆子’的恶性疟疾，‘十人得了九人死’；二是雨水泥泞关。雨季中天气常常突变，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骤至，导致山陡路滑，塌方险情，很容易发生事故，车毁人亡；三是险路险情关。下深谷，爬大山，不少地段里上有危悬欲坠的巨石，下有深邃难测的深渊；四是躲避日军轰炸关。1941年10月后，日本飞机开始对这条路上的桥梁进行狂轰滥炸。”罗老继续回忆。
面对这四道“要命”的关口，在这条路上牺牲的人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仅南侨机工先后就有一千多人为国捐躯，平均每一公里的滇缅公路就有近两名南侨机工献出生命！
为了自身生存，他们背井离乡，从海南岛南下到南洋谋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他们又从南洋回国赶赴抗日战场，最后叶落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如今，这几位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早已过古稀之年。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有说不出的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时语塞，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颊滑落，在场的老机工，握住我的手，沉默片刻后，再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语言的安慰和交流，而彼此心心相通，都知道我在为谁而落泪……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父亲逝世整整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几位和父亲有相近的年龄、相同的经历和遭遇的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起回忆着他们的往事，而且是我所不知晓的一些南洋机工的故事。老人时而激昂的情绪，时而对已故老战友追忆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我，驱使我对那个年代的细节作深入的了解，追寻父亲所走过的足迹。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0）
第一次见到这三位南侨机工，仿佛遇见了年迈的父亲，重新告诉我他的往事……
通过几天的相处，我突然发现这几位老人与父亲晚年的生活习惯特别相像，保留着南洋人喜欢喝浓咖啡的习惯，见到客人第一句话总是：“喝咖啡吗？”让人未喝到咖啡就闻到了南洋咖啡的浓香味。
会后，我走访了父亲抗战时期走过的保山、芒市、遮放、腾冲、龙陵松山遗址、惠通桥和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抗日救国的生命之路，在崇山峻岭中环绕延伸着，时而与天相连，时而与谷相接。我耳闻目睹了当年抗战运输的艰难险阻。一路上我在想，这些南侨赤子能头顶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夜以继日地奔驰在悬崖峡谷中，驱使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唯一信念，那就是民族和国家的存亡高于一切！
2005年5月，我在南京与当时在缅甸作为华侨大队队长的王楚英老人见面时，他详细地告诉我，在印度兰姆伽整训时，我父亲在美国汽车学校任助教和中国驻印军炮四团服役的抗战经过。告别时，他紧握着我的双手，心潮澎湃，激昂有力地说：
“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他为国家的存亡，为民族的利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放弃在南洋优裕的生活回国抗日。他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最后，王楚英老人给我已故先父题字：
“爱国侨胞、抗日将士陈邦兴千古”。我将王老的题词，请石匠刻在石头上，竖立在父亲的墓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的抗战历史，记住南侨机工。
接触到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情感常常驱使我牵挂那些健在的老机工。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动人故事，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些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洒热血的前辈。
在昆明参加抗战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告诉我，有一位广东顺德籍的南侨机工刘承光，现在新疆农垦退休在家，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工资待遇偏低，保姆费用都无法解决。知道此事后，我心急如焚，回到北京立即找到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明江，汇报了这一情况，并递交了这位老人的申诉和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的报告，希望中国侨联能帮助解决问题。林明江副主席很重视此事，并立即作出批示，转新疆侨联落实政策。2006年1月，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通知我，这位老人托人写信到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告知新疆已落实南侨机工的待遇政策，补发了工资，现在这位老机工的退休工资也从原来的六百元，增到一千贰佰多元，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心中非常高兴，希望联谊会转告中国侨联和林明江副主席，感谢侨联领导对老机工的关心。对此，我深感欣慰。
2006年10月初，我到海南东方市寻访92岁的老机工黄万全，得知老人住院的七千多元医疗费没有钱缴纳。回到北京，我将老人的医疗费问题向林明江副主席汇报后，林副主席又立即指示，从侨联基金会中拨出专款，帮助解决部分住院费用。
以上事例不但表达了我对仍健在的老机工时刻牵挂之心，也显示了中国侨联对南侨机工一贯的关切之情。早在1986年1月，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萧岗就率领调研组赴云、贵、川三省对南侨机工的落实政策问题进行了调研，促进了南侨机工历史遗留问题的早日解决。1986年11月，庄明理副主席又陪同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沿滇缅公路访问留居云南省的南侨机工，并与全国侨联顾问张楚琨先生共同努力，促成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建立。该纪念碑于1989年7月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50周年纪念日之际在云南昆明揭牌。1995年8月，中国侨联给每一位健在的老机工发“荣誉证书”和生活补助金，以资表彰。2001年7月，中国侨联又将“南洋侨联机工抗日纪念碑”定为“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教育世人。中国侨联，永远是南侨机工的温暖之家。
为让更多的海南人民全面了解这一段抗战历史，2005年7月19日，我刚从云南回到北京，就匆匆给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写信，将云南省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情况及有关南侨机工的故事告诉了这位博士出身的年轻的海南省领导。一周后，他的秘书小杨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周常委非常重视我提供的情况，在审阅了我的来信和有关资料后，批示由《海南日报》派出记者，及时奔赴云南省采访健在的琼籍南侨机工。8月中旬，特派记者飞赴昆明，在毛毛细雨中寻访这一段鲜为海南人民知道的历史。8月底，《海南日报》等相关的报纸，以连载的形式，迅速地报道了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的故事，详细地报道了这3193名南侨机工中，有八百多名海南籍的机工，他们肩负着海外华侨的重托，惜别亲人，回国抗战，在祖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大通道滇缅公路上，冒着战火硝烟，出生入死，夜以继日，抢运军需物资，运送忠勇将士，维修军用车辆，用汗水、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许许多多悲壮的篇章，1800多名英雄儿女，长眠祖国的西南边陲滇缅公路。让海南人民都知道，在中国抗战史上，在南洋曾经有过这样一群海南人，他们的爱国壮举，感动过南洋人，感动了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先生当时曾说：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1）
“海南地方不大嘛，但参加的人数多，这说明海南华侨是对祖国最关心的，是最爱国的，是最革命的。”
从此，只要看过《海南日报》的人，都会知道海南籍800多名南侨机工的英雄事迹了。
坐落在昆明市庆云街156号，仅有十多平方米的云南省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机工联谊会，是南侨机工唯一的活动场所，它联系着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机工，是南侨机工的家。有一位记者在采访这些老人的时候，说出了一句让人回味深刻的话：
“这儿真是一块净土”。
是的，来这儿工作的人，几乎都是义工或业余者，有的甚至自己将款捐出，为南侨机工联谊贡献一点力量！
谈到南侨机工联谊会，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对南侨机工的感情和付出，实在是让我难于忘怀。这位高原妹子，如同一匹被太阳晒黑、充满活力的高原牦牛，默默地为南侨机工操劳奉献，把联谊会当成自己家似地照料，时刻关心着每一位老人的生活，主动解决老机工的困难，老机工在她心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她是最年轻的南侨机工第二代人。她已故父亲陈昭藻是一位海南琼海籍的南侨机工，母亲是云南人。她和姐姐、弟弟，出生成长在云南，对海南故乡的情结一片空白。几年前，她按父亲的遗愿，寻根回到故乡海南省琼海市九曲江镇乌皮凤楼村，呈现在她眼前的家，是一座破烂不堪、无人居住的祖屋。这就是海南人祖祖辈辈逢年过节都要烧香敬祖的地方。男人与祖屋，是海南家族传宗接代的体现，是汉人漂泊移居海南岛几百年来，延续至今神圣无比的传统习俗。总之，家就是“根”所依附的载体。
村里相邻，一栋栋用进口 “黑盐”木料和红砖建造的整齐的海南式祖屋，比比皆是，新建的更显得高大和气派。相比之下，陈昭藻的家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而是祖屋遗迹，门口长草，门内长树，给人以心寒心酸。如今的海南农村，有华侨关系的农家，虽然主人侨居国外、一年间偶尔回来一趟，但家家的祖屋都会花钱雇同村的老人看管，保持香火不断，祭祀先祖，财丁两旺，后继有人。
而陈昭藻的家，已人去屋破。他一生救国，魂留滇缅。村里的老人会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一生；而年轻人，没有见过他，也不会去打听他。他们也许只会知道，这破屋里的主人，是一位回国抗日华侨而已，并以此相传后人！
南侨机工，真是一群人生漂泊、无私奉献、爱国忘家、落地生根的种子。
重返南洋、缅甸寻找父亲的足迹
一代人谱写一段历史。在艰苦岁月里，南侨机工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救国之歌，再现南洋。
从海南岛漂泊到马来亚，又从新加坡回到祖国的云南滇缅公路；从滇缅公路飞到印度的兰姆伽，又从缅甸战场回到祖国云南；从云南走到贵州麻江，又从江西上饶、福建南平，来到江苏徐州和山东、天津、辽宁等地，转战半个中国；最后，跨过鸭绿江，从朝鲜带着胜利的笑容和喜悦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海南岛。
200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也是父亲去世整整20年。虽然我与他的年龄相差两代人，沟通甚少，他的历史轨迹在我的脑海里痕迹不深，但他的在天之灵，始终不知不觉地催促着我，去撩开他那尘封60年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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