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父母责怪，却撒天谎编造谎言告诉父母，说我推他摔倒在地。他父亲当时是县里出名的造反派。一听是特务陈邦兴的儿子推倒他的宝贝儿子，便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一帮人持枪冲进了我家。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着了。母亲搂着我在怀里，用她那撕裂肺腑的哭声向他们求饶，不要对我父亲下手。这时，我看到父亲，已木呆地坐在一个破旧的华沙小车拆下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而脸色发青！不一会，他猛地站了起来，一手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揪出，一手从鸡舍门后取出椰子绳，一头将我双手捆绑，再将绳的另一头抛向茅草屋外的一棵桉树叉上。我两脚离地，被悬挂在桉树上。紧接着，只见父亲抓起一条赶鸡的半开圆竹，使足全力愤怒地向我的身体扑来……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做完手术躺在医院的外科病床上。医生说我的右手肘关节被打裂，动脉血管也打断了，缝合了九针！据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防疫站医生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上班的叔叔和阿姨，没有你母亲及时的呼救声，你一定会死在爸爸的竹棒下！我的受伤，惊动了学校，有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来慰问我。在场的小孩把真实过程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有同情心的人们，都知道是因我父亲处境造成，而我是无辜的受害者！
父亲1939年回国，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的这段抗战历史，成为30年后的特务罪状，并留给我幼年的胳膊上这道缝了9针的伤疤。两组数字相加正是39，它不是一组庆幸的数字，而是“文革”所造成的悲剧数字，让人永远不能遗忘的数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落泪，包括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个华侨老兵，经历无数个战场，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都非常刚强，视死如归而没有胆怯过，但十年浩劫中的迫害，却让他胆怯和绝望。
父亲一直为我的无辜受伤而内疚！但我从不怨恨父亲，因为他当时已被逼得没有退路。父亲也曾有过那无奈之举，但他终于在我母亲的哀求下生存下来。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受着怎样的一种煎熬！
“文革”后期，虽然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公正的结论，也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这一类人，在一些造反派的眼中仍是另类。有位造反派就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对我父亲怀恨在心，暗中报复，不但在工作中刁难，而且在分房的问题上设置障碍，使父亲始终都分不上房，我们长年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屋。20世纪70年代中，因为茅屋着火，父亲为救火还受了伤。在下放乐东的整整20年里，我们从县委到医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们在新任院长的关心下，才搬进了新的瓦房。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住上瓦房，门窗浓浓的油漆香，让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进入梦幻般的新生活。但父亲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回顾和沉思。
回首三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个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刚直、感情冲动的父亲，在文革中面对各种打击时，他是如何承受和度过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张符山回到了当年父亲下放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城抱由镇。自1980年我离开乐东后，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阔别25年的县城，已不是我孩童时代的那种贫穷和落后的景象。新建的楼宇拔地而起，刚开张的酒店，彩灯闪烁，夜色增辉，伴随着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宁静的山城画面出现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桥头，独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面微风轻轻扑面而来，惬意的心情中带着点点的伤感。这儿，母亲为父亲这段归国抗日的历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多少的惊吓！而正是这儿，又让我领悟到了人间的关爱和同情。每当想起这些，心里总是不由地感谢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能伸出双手关心和帮助我们南侨机工家庭的符茂陪、吴亚合、张光辉、林明武、吴昌科和羊学明等同事和朋友。
这一趟，我拜访了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和帮助过我们家的挚友。
符茂陪，文昌宝芳镇文林村人，现乐东县卫生局的干部。他以一颗最善良的心，以一个文昌老乡的情，在我父亲受迫害的日子里，帮助我母亲写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的历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并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络，一直到我父亲“解放”。
“司机伯爹（在县城里人们都这样称呼父亲）跟我讲过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上翻车的故事，死的华侨很多。他也翻车，是命大没死。‘文革’中你父亲因历史问题受牵连，没有人能公开保护他，只有暗中帮助。当时我想，他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贡献最终是会被认可的。” 符茂陪回忆道。
是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曾经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家庭的态度，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记得1983年我在省城广州进修，58岁的母亲突然病危，身边唯有七十多岁的父亲。虽然情况危急，但县委、卫生局和医院等相关单位的同事、朋友都在帮助照料母亲，甚至帮助处理我母亲的后事。当我从广州赶回母亲身边时，她已离开了我们，她静静地离开这个生活了20年、让她遭受磨难的县城——抱由。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7）
父亲当时拄着拐杖，目送母亲的灵柩由众多同事抬上灵车，他没有哭，只听到他对送行的人说：
“谢谢，谢谢！少琴（我母亲）去天国看望她的绥和大哥了。”
二年后，我父亲也因病去世了。我将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并建成墓圹。后来，我在清理父母的遗物时才想起，我们这三口之家，六十年代开始跟随父亲下放，受到迫害，全家疲于奔命，不但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照，就连父母俩的合影都没有，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在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的2005年，我特地将父亲和母亲的单人照片，交北京王府井大街180号“中国照相”老字号，用电脑合成了一张父母的合影照。在我的心中，父母是永远不能分离的。
吴亚合，这位小个子黎族同胞，木匠出身，2005年已84岁高龄。他是我父亲下放到乐东县后认识的一位黎族同胞。这一次，偶然又在县医院新水塔旁路边相遇，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大声地叫起我的小名：“阿明哥”，我赶紧伸出双手抱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司机伯爹，他是抗美援朝的功勋，老华侨会讲英语、马来话、广东话、福建话、普通话和海南话，这在我们黎族地区是从来没有的。他又是乐东县工资最高的老同志，开车修车技术高，很受人尊重。人正直而性子急，得罪领导。家里三口人，阿明妈又有工资，在六十年代的县城，生活好得让别人家眼红。”阿合继续他的回忆，我和妻子、陪同的符茂陪，还有三位乐东的同学，都关注地听着他的讲述。
父亲被监督劳动期间，他一个人就负责县医院全院一百多人的食堂蔬菜供应、抽水和全院用电维修，劳动强度超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所能承担的。但受苦受难出身的父亲，对此没有任何的怨言，默默地做好每一件事。
父亲有幸在吴亚合这位黎族同胞的帮助下，逃过多次的暗害。父亲“解放”后，对阿合叔的救命之恩，还以报答，俩人成为挚友，县城红旗茶店里，几乎每天都有他俩的影子。阿合叔家人口多，经济有困难，我们家也总是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父亲作为一个经历多年战场的军人，知道生命的代价。直到1984年跟随我回到海口生活的最后一年里，他总是提起吴亚合。阿合叔永远是父亲后半生的挚友，心中牵挂的人，我们一家的恩人。
这一次，阿合叔又带着我，去寻找父亲曾经在县医院监督劳动、负责抽水的医院旧水塔遗址。虽然，遗址仅存一片水泥空地，周围也长满杂草，但当我双脚踏在这块水泥地上、举头仰望天空时，仿佛瞬间时光倒流，父亲在云雾中看着我和阿合叔……
在七十年代，因电力供应不足，父亲经常要半夜三更一人去抽水，不管风吹雨打，寒夜孤寂，都要耐心地等待，等待着将昌化江的水灌满水塔，然后才能回家！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我电话委托符茂陪替我带些钱给吴亚合老人，让他过好一个中秋节，没想到，符茂陪回话说，吴亚合老人在两个月前就去世了。心痛中，庆幸我们去年还见过一次。我告诉符茂陪，这些钱就交给阿合叔的家人，作为给他家属的安慰费吧！
人生如烟，生死由命。阿合叔从2005年12月和我最后一次见面，不到一年就匆匆走了。他在天国一定会遇见我的父亲，祝愿他一路走好，他和父亲永远是黎汉一家亲。这位善良而正直的黎族同胞，他的为人品格，是我们汉族人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是我怀念的人！
昌化江畔，那高高的猕猴岭在目睹、在见证着那一段往事，见证了一个南侨机工为民族九死一生、辗转回到海南所经历的挫折。30年前的故事，虽然已成为历史而远去，但在我记忆的脑海里依然永存！
经过这一场十年浩劫，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在世时，他不愿谈南洋，不提南侨机工，更不想回忆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抗战历史！
苍天有眼，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向前进。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让多少无辜的人们、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让这些南侨机工有生存下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新贡献的信念。
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尽管历史可以尘封、淡化，但却绝不能篡改。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又深奥的道理：历史终究是历史。
第一次见到他们，如同遇见年迈的父亲
南侨机工，大多数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在国内仅仅二十多人。他们见证了六十多年前滇缅公路发生的一切，胜利完成了45万吨军火的抢运，为此牺牲了1800多人，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193名南侨机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当中，八百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是海南人民的自豪和骄傲。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如同遇见年迈的父亲。
今天，南侨机工这一段尘封了六十多年的滇西缅北抗战的光辉历史，已向全世界公开。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的领导人，胸怀宽广，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是促进两党合作、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和民族再次复兴而付诸的杰出行动！
不过，我实在惭愧。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代，我对父辈们青年时代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悲壮历史知之甚微。2005年5月，当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二战”胜利的时候，我才通过《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陈晓楠，找到王楚英老人，又通过王老找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史料。同年，通过互联网络找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云南省档案馆，最后才找到了今天健在的南侨机工老人王亚六、翁家贵、罗开瑚。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史实，才向我一幕幕地掀开。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8）
根据王楚英老人提供的南侨机工的有关情况，我在网上搜索有关云南省档案馆与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的信息，一组关于南洋华侨抗战的简况，还有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信息，出现在我的电脑屏上。对着电话号码，我心切地拨通了联谊会。
这是2005年6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正巧，对方接电话的竟然是联谊会的联系人、秘书长陈达娅。双方介绍情况后，我请求她帮我查找父亲陈邦兴和大舅王绥和的有关回国资料。十分钟后，她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父亲是第八批回国，于1939年7月底回到昆明抗战；大舅王绥和的资料和准确时间还要继续找，但联谊会的史料《南侨风》一书中，已提到“文革”期间王绥和遭受迫害自缢而死的事。
放下电话，我无比兴奋。急忙给远在海南的大舅家挂电话，把这一消息通知他们。父亲六十多年前，告别南洋回国抗战的这一页，即将在我的眼前回放。
应秘书长的邀请，2005年7月7日，我在昆明参加了云南省侨联举办的抗战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2005年7月7日上午，阳光透过茂密的昆明西山公园松林，洒在宁静的山谷里。陆续有各种大小车辆，沿着弯曲的山路开进这里，公祭南侨机工的活动即将开始。这一天，我很早就到达西山公园，间歇中，我来到“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观看。
1989年，正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之际，为了表彰南侨机工抗日救国的历史功绩，弘扬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激励后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之际，在著名风景区西山，建造了这座雄伟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这样写道：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汀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当时，云南省党政领导人以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参加了纪念碑落成典礼。如今，该纪念碑已成为世人追忆南侨机工伟绩、凭吊为国捐躯者的英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通过这次活动，我终于在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见到了南侨机工老人王亚六、翁家贵、罗开瑚。这三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年龄最大的有94岁，最小的也有87岁。这些耄耋老人身上的那份激情深深感动着我。
王亚六，福建莆田人。他在滇缅公路上，有过一段难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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