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之征足，然后给之。十六年正月，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十七年，上问宰臣曰：“辽东赋税旧六万余石，通检后几二十万。六万时何以仰给，二十万后所积几何？”户部契勘，谓：“先以官吏数少故能给，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数多，以此费大。”上曰：“当察其实，毋令妄费也。”十七年三月，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以水旱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顷，诏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前岁被灾，诏免其租税。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之言，诏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余石，增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又诏诸税粟非关边要之地者，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灾，免租。前时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递运者，复于它处未尝就役之家征钱偿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规告乞征还所役牛夫钱，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复征钱于彼，前虽如此行之，复恐所给钱未必能到本户，是两不便也。不若止计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为便。其预计实数以闻。若和雇价直亦须裁定也。”有司上其数，岁约给六万四千余贯，计折粟八万六千余石。上复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二十六年，军民地罹水旱之灾者，二十一万顷免税凡四十九万余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十一月，诏河水泛溢，农田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旧制，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转扰民矣。遂命太府监，应折纳之物为祗承宫禁者，治黄河薪刍增直二钱折纳，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产，乃令所属计置，而罢它应折纳者。
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廪粟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免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将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晾，毋令致坏，违者论如律。”制可。
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诏从之。明昌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灾伤，阙食之民犹有未输租者，诏蠲之。九月，以山东、河北三路被灾，其权阁之租及借贷之粟，令俟岁丰日续征。上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所种惟黍稗而已。及赋於官，必以易粟输之。或令止课所产，或依河东路减税，至还京当定议以闻。”五年，敕免河决被灾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免所旱州县今年夏税。九月，陈言者谓：“河间、沧州逃户，物力钱至数千贯，而其差发，有司止取办于见户，民不能堪矣！”诏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随其业，而权止其浮财物力。五年正月，诏有司：“自泰和三年尝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税。”八年五月，以宋谋和，诏天下，免河南、山东、陕西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与免租赋三年，作己业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请佃黄河退滩地者，不在免例。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诏行之。十二月，诏免逃户租税。四年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诏从之。兴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万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诏免租劝种，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宽民输税之限。十一月，上曰：“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三年，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复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违制论。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今民输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远者数百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而雨雪有稽违之责。遇贼有死伤之患。不若止输本郡，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称屯兵之数，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则增敛于民，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将忻然从之矣！”五年十月，上谕宰臣曰：“比欲民多种麦，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今闻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税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应限。今麦将熟矣，其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九月，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京南司农卿李蹊言：“按《齐民要术》，麦晚种则粒小而不实，故必八月种之。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草四百五十余万束，皆以八月为终限。若输远仓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趋时，是妨来岁之食也。乞宽征敛之限。使先尽力于二麦。”朝廷不从。元光二年，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之。
○牛头税
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天会三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谨，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世宗大定元年，诏诸猛安不经迁移者，征牛具税粟，就命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亩立税，颇以为重。”遂命从旧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袭谋克，许以亲族从行，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二十一年，世宗谓宰臣曰：“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而又牛头税粟，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又多逋悬，此皆递互隐匿所致，当令尽实输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谓左丞完颜襄曰：“卿家旧止七具，今定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议此，而卿皆不欲，盖各顾其私尔。是后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书省复奏其事，上虑版籍岁久贫富不同，猛安谋克又皆年少，不练时事，一旦军兴，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验实推排。阅其户口、畜产之数，其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八月，尚书省奏，推排定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后二十六年，尚书省奏并征牛头税粟，上曰：“积压五年，一见并征，民何以堪？其令民随年输纳。被灾者蠲之，贷者俟丰年征还。”
脱脱》金史》志第二十九
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钱币
钱币。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四年，浸不行，诏陕西行户部、并两路通检官，详究其事。皆言：“民间用钱，名与铁钱兼用，其实不为准数，公私不便。”遂罢之。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年，上谕户部臣曰：“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其诸路酤榷之货，亦令以物平折输之。”十月，上责户部官曰：“先以官钱率多，恐民间不得流通，令诸处贸易金银丝帛，以图流转。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许院务得折纳轻赍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为。又随处时有赈济，往往近地无粮，取于它处，往返既远，人愈难之。何为不随处起仓。年丰则多籴以备赈赡，设有缓急，亦岂不易办乎？而徒使钱充府库，将安用之。天下之大，朕岂能一一遍知，凡此数事，汝等何为而使至此。且户部与它部不同，当从宜为计，若但务因循，以守其职，则户部官谁不能为。”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上与宰臣议鼓铸之术，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银坑冶，皆可采以铸钱，臣窃谓工费过于所得数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所费虽多，但在民间，而新钱日增尔。其遣能吏经营之。”左丞石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钱货如泉，正欲流通。”上复问琚曰：“古亦有民自铸钱者乎？”琚对曰：“民若自铸，则小人图利，钱益薄恶，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钱市易金帛，运致京师，使钱币流通，以济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或言铸钱无益，所得不偿所费。朕谓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间，公家之费私家得之，但新币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十九年，始铸至万六千余贯。二十年，诏先以五千进呈，而后命与旧钱并用。
初，新钱之未行也，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二月，上闻上京修内所，市民物不即与直，又用短钱，责宰臣曰：“如此小事，朕岂能悉知？卿等何为不察也。”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监曰阜通，设监一员，正五品，以州节度兼领。副监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丞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给银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监鼓铸岁久，而钱不加多，盖以代州长贰幕兼领，而夺于州务，不得专意综理故也。遂设副监、监丞为正员，而以节度领监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钱难，朕尝计之，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外路虽有终亦无用，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京师。”太慰丞相克宁曰：“民间钱固已艰得，若尽归京师，民益艰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余半变折轻赍，则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铸钱别为一监，以利通为名，设副监、监丞，给驿更出经营铜事。二十八年，上谓宰臣曰：“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皆在僻处积贮。既不流散，公私无益，与无等尔。今中都岁费三百万贯，支用不继，若致之京师，不过少有挽运之费，纵所费多，亦惟散在民尔。”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即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
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