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相继，乡人荣之。以父丧免，起为户部郎中。
时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转对，乃进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谓本者厚风俗，去冗食，养财用而已。厚风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忄栗。去冗食在乎宠力农，抑游堕。养财用在乎广储蓄，时敛散。商贾不通难得之货，工匠不作无用之器，则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则末息矣。”又条陈制度之宜，上嘉纳之。俄授翰林直学士，兼前职，因命充经义读卷官。上问曰：“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仲略奏曰：“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乞自今以经义进士为考试官，庶得硕学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迁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
时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赃，上命仲略鞫之，罪当削解。权要竞言太重，上颇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师，四方之则也。郡县守令无虑数百，此而不惩，何以励后？况执中凶残很愎，慢上虐下，岂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几，授山东东西路按察使。寻以病访医京师，泰和五年卒。上闻之，叹曰：“此人于国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赠朝列大夫，谥曰襄献。
仲略性豪迈有父风，刚介特立，不阿权贵，临事明敏无留滞，故所任以干济称云。
李愈，字景韩，绛之正平人。业儒术，中正隆五年词赋进士第，调河南渑池主簿。察廉优等为平阳酒副使，迁冀氏令，累迁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改同知济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王奉命宴赐北部，愈从行，还过京师，表言：“诸部所贡之马，止可委招讨司受于界上，量给回赐，务省费以广边储。拟自临潢至西夏沿边创设重镇十数，仍选猛安谋克勋臣子孙有材力者使居其职，田给于军者许募汉人佃种，不必远挽牛头粟而兵自富强矣。”上览其奏，谓宰臣曰：“愈一书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书省议。会愈迁同知西京留守，过阙复上言，以为“前表傥可采，乞断自宸衷”，上纳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赐，人以为便。改棣州防御使。未几，授大兴府治中，上谕之曰：“卿资历应得三品，以是员方阙而卿能干，故用之，当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归德府事邓俨各举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随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员，余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见置许州，乞移治南京为便。”并从之。宪台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为最。
五年，入见，尚书省以闻，上问宰执有何议论，平章政事守贞曰：“李愈言河决事。”上曰：“愈向陈备御北边策。言甚荒唐。”守贞曰：“愈于见职甚干。”上曰：“盖以其敢为耳。”又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视护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军节度使。承安二年，徙顺义军，奏陈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谕，仍降金牌俾领其事。四年，召为刑部尚书。先是，刑部尚书阙，上以愈为可用，令议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陈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其功之语，卿等定恶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旧制，陈言者漏所言事于人，并行科罪，仍给告人赏。愈言：“此盖所以防闲小人也。比年以来诏求直言，及命朝臣转对，又许外路官言事，此皆圣言乐闻忠谠之意，请除去旧条以广言路。”上嘉纳焉。寻为贺宋正旦副使。
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恆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夏四月，愈复谏曰：“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枢密副使阇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无定，岂可远事逸游哉。”上异其言。未几，授河平军节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谥曰清献。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贲，字文孺，其先自临潢移贯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进士第，坐田珏党事废。世宗即位党禁解，终沂州防御使。
贲性孝友，勤敏好学，第进士，由复州军事判官补尚书省令史，擢右三部检法司正。待御史贾铉举贲安静有守，不尚奔竞，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论议。擢河北东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选授尚书省都事，以丧去。用荐者多，起复刑部员外郎、侍御史，累迁南京路按察使，卒。贲敦厚尚义，笃于亲朋，不营产业，比殁，家甚窭，上闻悯惜之，赠朝列大夫，仍厚恤共家。
弟质，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干举迁昭义军节度副使。章宗问质临事若何，张万公对曰：“胜其兄贲。”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后以礼部尚书致仕，终。
许安仁，字子静，献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读书，善属文。登大定七年进士第，调河间县主簿。累迁太常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章宗为皇太孙，安仁以讲学被选东宫，转左补阙、应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国子监丞，兼补阙，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职如故。侍御史贾铉以安仁守道端悫，荐于朝。同知济南府事路伯达继上章称其立己纯正，宜加显任，超授礼部郎中，兼左补阙。适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营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实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将幸景明宫，安仁与同列谏曰：“昔汉、唐虽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师不远。非如金莲千里之外，邻沙漠，隔关岭，万一有警，何以应变，此不可不虑也。”疏奏，遂罢幸。出为泽州刺史，作《无隐论》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养心、曰田猎、曰公道、曰养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财。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阳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谥曰文简。安仁质实无华，澹然有古君子风，故为时人所称云。
梁襄，字公赞，绛州人。少孤，养于叔父宁。性颖悟，日记千余言。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耀州同官主簿。三迁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庆阳府推官，召为薛王府掾。世宗将幸金莲川，有司具办，襄上疏极谏曰：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中都不同，尤非圣躬将摄之所。凡奉养之具无不远劳飞挽，越山逾险，其费数倍。至于顿舍之处，军骑阗塞，主客不分，马牛风逸以难收，臧获逋逃而莫得，夺攘蹂躏，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富者车帐仅容，贫者穴居露处，舆台皁隶，不免困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众人，夭伤无辜，何异刃杀。此特细故耳，更有大于此者。
臣闻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籓篱也，壮士健马，坚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籓篱也。持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臣知其必羸瘠矣。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眼，臣知其必疲瘵矣。卫宫周庐才容数人，一旦霖潦积旬，衣甲弓刀沾湿柔脆，岂堪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将归，人已疲矣，马已弱矣，裹粮已空，褚衣已弊，犹且远幸松林，以从畋猎，行于不测之地，往来之间，动逾旬月，转输移徙之劳，更倍于前矣。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举世莫及，若夫衔橛之变，猛挚之虞，姑置勿论。设于行猎之际，烈风暴至，麈埃涨天，宿雾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华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狈于道途，卫士参错于队伍，当此宸衷宁无戒悔。夫神龙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轻行，良谓此也。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终日驱驰，加之饥渴，已不胜倦。更使彻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虽陛下悦以使人，劳而不怨，岂若不劳之为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无异谋，要在处己于无忧患之域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奈何无事之日，越居草莱，轻不赀之圣躬，爱沙碛之微凉，忽祖宗之大业，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过，山径阻修，林谷晻霭，上有县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
臣闻汉、唐离宫，去长安才百许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几致结社之变。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马懿窃权而篡国。隋炀、海陵，虽恶德贯盈，人谁敢议？止以离弃宫阙，远事巡征，其祸遂速，皆可为殷鉴也。臣尝论之：安民济众，唐、虞犹难之。而今日之民，赖陛下之英武，无兵革之忧，赖陛下之圣明，无官吏之虐，赖陛下之宽仁，无刑罚之枉，赖陛下之节俭，无赋敛之繁，可谓能安济矣。而游畋纳凉之乐，出于富贵之余，静而思动，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罢之至易耳。唐太宗将行关南，畏魏征而停，汉文帝欲驰霸陵，袁盎谏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难行，而未能罢中主之易罢，臣所未谕也。
且燕京之凉，非济南之比，陛下牧济南日，每遇炎蒸，不离府署，今九重之内，台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议者谓陛下北幸久矣，每岁随驾大小，前歌后舞而归，今兹再出，宁有遽不可乎。臣愚以为患生于不戒者多矣，西汉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祸，梁武好纳叛降，而有侯景之变。今者累岁北幸，狃于无虞，往而不止，臣甚惧焉。夫事知其不可犹冒为之，则有后难必矣。
议者又谓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臣知其所游，不过临潢之旁，亦无重山之隔，冬犹处于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然隔三五岁方能一行，非岁岁皆如此也。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栋宇是居，不便迁徙。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臣又闻，陛下于合围之际，麋鹿充牣围中，大而壮者，才取数十以奉宗庙，余皆纵之，不欲多杀。是陛下恩及于禽兽，而未及于随驾众多之臣庶也。
议者谓，前世守文之主，生长深宫。畏见风日，弯弧上马，皆所不能，志气销懦，筋力拘柔，临难战惧，束手就亡。陛下监其如此，不惮勤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臣愚以为战不可忘，畋猎不可废，宴安鸩毒亦不可怀，然事贵适中，不可过当。今过防骄惰之患，先蹈万有一危之途，何异无病而服药也。况欲习武不必度关，涿、易、雄、保、顺、蓟之境地广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猎田以时，谁曰不可？伏乞陛下发如纶之旨，回北辕之车，塞鸡鸣之路，安处中都，不复北幸，则宗社无疆之休，天下莫大之愿也。
方今海内安治，朝廷尊严，圣人作事，固臣下将顺之时，而臣以蝼蚁之命，进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于吏议，小则名位削除，大则身首分磔，其为身计，岂不愚谬。惟陛下深思博虑，不以人废言，以宗庙天下为心，俯垂听纳，则小臣素愿遂获，虽死犹生，他非所觊望也。
世宗纳之，遂为罢行，仍谕辅臣曰：“梁襄谏朕毋幸金莲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罢其行。然襄至谓隋炀帝以巡游败国，不亦过乎。如炀帝者盖由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既叛，虽不巡幸，国将安保？为人上者，但能尽君道，则虽时或巡幸，庸何伤乎？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襄由是以直声闻。擢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罚俸一月。世宗责之曰：“监察，人君耳目，风声弹事可也。至朕亲发其事，何以监察为？”转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未几，迁通远军节度副使，以丧去。服阕，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事，避父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暐、曹州刺史段铎荐襄学问该博，练习典故，可任礼官。转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簸扬俸粟责仓典使偿，为按察司所劾，以赎论。历隩州刺史，累迁保大军节度使，卒。
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自蚤达至晚贵，膳服常淡薄，然议者讥其太俭云。
赞曰：金起东海，始立国即设科取士，盖亦知有文治也。渐摩培养，至大定间人材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惜史无全文，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以见当时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金之致治于斯为盛，呜呼休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也。性沉厚，有远识，博学能诗，登正隆五年进士第，调诸城主簿。由泗州榷场使补尚书省掾，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入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伯达上书谏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岂独旧邦是思，空京师而事远巡，非重慎之道也。”书奏，不报。阅岁，改秘书郎，兼太子司经。时章宗初向学，伯达以文行知名，选为侍读，居无何以忧去。会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伯达行义，起为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敕与张行简进读陈言文字。
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贺天寿节于九月一日，伯达论列以其非时，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刘玮及台谏亦皆言其不可，下尚书省议，伯达曰：“上始即政，当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绐四方非信。且贺非其时，是轻礼重物也。”因陈正名从谏之道。升尚书刑部郎中。上问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务本业、广储蓄？”伯达对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请罢畿内采猎之禁，广农郊以示敦本，轻币重谷，去奢长俭，遵月令开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农不劝、粟不广者未之有也。”是时，采捕禁严，自京畿至真定、沧、冀，北及飞狐，数百里内皆为禁地，民有盗杀狐兔者有罪，故伯达及之。累迁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国军节度使，未几，改镇安武。
尝使宋回，献所得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以助边，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诚，赠太中大夫，仍以金银还之，傅泣请，弗许。傅以伯达尝修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