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馀年後，太平天国覆亡，曾氏封侯拜相，总督两江；湘军文武，鸡犬升天。章寿麟恰在曾氏辖区谋得一职知县，依照常情，曾国藩报答章氏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纵然不便立即将章氏提拔为高级领导干部，分派他一个府、道或者盐、漕的肥缺，倒也不是强人所难。孰料直到曾氏死在江督任上，章氏也没沾润到老上级的点滴雨露。二十年间，章寿麟一直“浮沉牧令”；曾氏一死，最後的寄托亦不存在，于是，宦意全消，告老还乡，途经二十年前“手援”曾国藩的故地，寿麟触绪纷来，不能自已，遂画了一幅《》。此图作毕，湘军集团的核心、外围乃至不入围人员，共计上百人，在图上留下墨宝，章氏後人将之装订成册，署名《题咏》，刊刻发行。
其中，左宗棠的序言最可玩味。曾左後世并称，二人行事却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胡光墉（字雪岩）。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李鸿章：教天下骂老子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作伪书，也挺好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除了练得起早床之术，还兼修了一门功课，曰《挺经》。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其中开经明义第一条，是这么讲的：
一日，某家来了贵客，老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中餐。孰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往村口探望。只见儿子挑着菜担，正和一个货郎僵峙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二人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办中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这是什么话？你儿子便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田後怕打湿了担子；您身材高，不至于沾水。故此请您让一让。”货郎说：“你儿担内不过一些菜蔬，打湿了也将就用的；我担中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那就一文不值了。对不起，我让不得。”道理说不过，老头乃祭起‘挺经’，说：“来来来，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朋友您将货担递给我，我顶在头上，您空身从小儿边上绕过，我再递还担子。如何？”不待答应，老头便弯身去脱鞋袜。货郎见此，忽觉过意不去，说：“算了，老丈如此费事，还是我下水田，让你儿过去吧。”当即下田避让。
这条挺经，其实就是《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实战案例。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下水田”）与最初的方案建议（“您往水田稍让一步”）相同，只是在执行方案时有个挺一挺（“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的关键环节。此一挺，貌似提供你让、我让之外的第三种思路，实则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老头真若下水，货郎必感到良心不安）。但是，这张空头支票却令己方占据道德高点，从而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回归到于己有利的方向，并通过置换谈判议题的方式——从担子沾水的经济学考量，变成了是否要遵守伦理学的尊老原则，获得成功。
当日，李鸿章给吴永讲了挺经中的第一条，也仅此一条，其他十七条已不可得而知。曾国藩从未写过一部名为《挺经》的书，此经传承，全靠曾门师弟间的口耳相传——曾、李以外，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间的往来书信经常提到这两个字。由此可知，今日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版本《挺经》，都是无良书商拼凑出来的“伪书”。不过，这些伪书在宣传时无不信誓旦旦，保证这是曾文正公的“秘传心法”，很有些“挺”的风味。某产品广告词云：做女人挺好。又有一产品，云：做男人挺好。伪本《挺经》的广告词则不妨这么写：。
奏折写成请战书
胡林翼曾说，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鸿章写奏折的水平十分高明，绝对是个高手；只是，胡氏说这话的时候，李鸿章尚藉藉无名，故未齿及。
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日价泡在琉璃厂，以买旧书、搜骨董消磨时光。一日，在海王村书店邂逅同乡某，某曰：“咦？您还跟这玩骨董呢？咱们老家都快沦陷了，您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兵将去拯救桑梓？”鸿章当然知道太平军已攻入安徽，但觉得自己不过一个无用书生，除了干着急，哪有办法为家乡做贡献？一经点醒，他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全无服务家乡的机会，于是，掉头直奔工部侍郎、安徽老乡吕贤基的府邸，建议他奏请皇帝救助安徽（鸿章当日尚无专折奏事的权限，故须借吕贤基的“马甲”，否则不能“上帖”）。吕贤基一听，说，这是大好事，理应奏闻；只是，我手头工作多，忙不过来，这个奏折还是由你起草，我但署个名罢。鸿章回家，“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澹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悲壮慷慨的长折。写毕，已是深夜，他遣人将折稿送到吕府後，倒头便睡。次日午後，鸿章起床——未经曾国藩调教以前，鸿章是从不起早床的——稍事梳洗，即奔赴吕府，打听此折的批谕。到了吕府门口，他却听到墙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急命通报引见。甫登堂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鸿章一愣：难道请援也要被皇上责怪？欲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道：“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皇上龙颜大悦，皇上要重用我，皇上他，他，他钦点我——回乡去杀贼啊！”鸿章这下全明白了。不待他作出反应——急切间他还真不知作何反应：恭喜？哀悯？鼓励？——吕贤基又说了：“皇上瞧得起我，但我想不通啊！你，你，你，你得跟我一块去！”
明日，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同行，皇帝制曰：可。
，实非鸿章意料所及，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也只好满怀心事，跟着吕大人回乡去办团练。八个月後，二人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崩溃不可避免。李鸿章借口老父病重，脚底抹油，奔庐州；吕贤基独力支撑，被杀，谥“文节”。
要文斗还要武斗
咸丰八年秋，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同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常来会商，一时间，大佬云集，蔚为盛况。大佬们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一旦形不成共识，则常能擦出文斗的火花，甚至还演出武斗的闹剧。
左宗棠在营，称呼他人从来都直呼其名，惟对曾国藩客气一点，叫他“涤生”（国藩字）。有一次，两人辩论，互不相下，曾国藩为缓和气氛，乃改换话题，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谓老弟你莫总是牛气烘烘，非要跟我对着干；而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宗棠字）三个字，算是一半玩笑一半顶真。左宗棠正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对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其意则云：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论经世济民之术，你是屁都不懂；下联也嵌进“曾国藩”三个字。但是，这是直呼其名，比起上联“季高”的字呼，极为无礼。曾国藩本拟借对联化解纷争，孰料引火烧身，反被左宗棠狠狠修理一餐。这顿饭终于不欢而散。
饭桌上口舌争胜是营中常事，更狠的是厅堂上拳脚相交。公馀，众人围坐扯闲谝，扯着扯着，总不免搞搞地域攻击——今日网络论坛，若人气不旺，只要有人上帖谈谈上海人如何如何、北京人怎样怎样，点击率、回帖量必陡然上升；与此一个道理——有一次便扯到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既称湘军，在座自以湖南人为多，为安徽辩护的就只有李鸿章，他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无奈敌方人多势众，渐渐就显出颓势。据网络辩论可知，每届此时，泛泛而谈的地域攻击往往会演变为问候对方辩友直系亲属的人身攻击。鸿章未能免俗，以彭玉麟父曾在安徽作官为“机会点”，开始阴一句阳一句的反扑。这还了得，竟骂到老子的老子头上，一贯火爆的玉麟二话不说，“遂用老拳”，玉麟个小，不到一米七，一米八幾的鸿章怎会怕他，“亦施毒手”。于是，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相扭扑地”，斯文尽丧。至于这场架谁打赢了，暂无史料佐证，据我分析：鸿章身体占优，玉麟格斗技巧娴熟，初一接战，当是两分之势，而旁人必会上前劝架扯间，最终应算平手。
後来，各位大佬都混成了一品大员，文斗仍不能尽免，激烈程度则有所降减（至少不会当面直呼其名）；武斗则再未发生，令围观群众如我辈不由得意兴索然，掩卷太息。
横财
同治二年冬，淮军克复苏州後，李鸿章将巡抚办公室从上海搬到苏州，全面接管江苏一省的军政事务。在此之前，江苏地面的“话事权”由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掌握。梁启超撰《李鸿章传》，曾从军事指挥、政治修养、外交技巧和个人品德方面，详细比较二李的优劣，最终断定：秀成爱国爱民，德才兼备，是不世出的“真豪杰”；鸿章“不学无术”，看不清时势，只算一个“寻常英雄”。
李秀成既如此杰出，那么，江苏“沦陷”期间，百姓绅商们在他的管理下过着一种幸福生活——战争年代的幸福生活往往是相对的——也就可以想见了。当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官方人物，是绝对不愿也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如果太平军占领区的人民并非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官方发动的攻剿将具有何种合法性？如果因为官军的攻剿破坏了敌占区人民的安定生活，李鸿章们又将如何阐释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李鸿章及其他“光复”将领每打一次胜仗，每复一座城池，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各种透露出太平天国“德政”的物事，一旦发现，必然掩藏销毁。于是，到了今天，留传下来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文物并不多见，而其中大部分又有赖于当时亲历其事的外国人妥为保藏，出口转内销後方被国人知晓。
鸿章入驻苏州，即发现一块石碑，上刻赞颂太平军及李秀成的文章，文後并有数十个江苏巨家大室的名字，以纪念他们捐献巨资支持太平军的革命事业。李鸿章在江苏作战，饱受军饷不继、军备不整之扰，不得不耗费大部分精力用于筹饷集资。好容易办上一次募捐，认捐者却寥寥无幾，捐款数额聊胜于无；与这块石碑所记人数、金额相比较，真让人怀疑到底谁是兵、谁是贼。鸿章不愧为第一等聪明人，他很快便压抑住内心的羞恼，令手下将碑文拓印後再毁掉石碑，随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向苏籍富户募捐。富户们刚享受了幾年的轻徭薄赋，谁愿意让淮军吃冤枉？故反响极不热烈，报上来都是幾十百把两的小数。鸿章早料及此，再次出面召集众人——在德政碑上签名者——开个恳谈会。会场挂有先前拓好的碑文，鸿章起立发言：髮匪在此，你们争先恐後的捐钱；官军来了，你们倒扭捏起来！我划个道儿：今天不凑齐五十万，明儿就将碑文送到北京去，我倒看谁捱得住！说罢，拂袖而去。
不出所料，这一日，鸿章发了笔。
教天下骂老子
自淮军建立到甲午战争，湘、淮两系人马从来就是面和心不和，逮着机会就要摔桌打椅。当然，双方老大关系不坏，问题出在各系某些高级将领以及广大的基层干部身上。
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归根结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