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所服槐花，仍是用于治疗梅毒。如此说来，曾国藩真得了梅毒！
李时珍斩钉截铁的说：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间楷模，竟厕身“淫邪”之列，这可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为曾公找了一条“厕遁”的解法：“先患疮之人，在于客厕之後，其毒气尚浮于厕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气，熏入孔中，渐至脏腑”（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其实，还有一种解法，更能令曾公脱离“淫邪”之嫌，不过我不敢用，因为，那种解法将梅毒归咎为“父母胎中之毒”（窦书），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下围棋穿什么鞋？
淝水之战，东晋大败前秦，捷报传来，统帅谢安正与客围棋，接过捷书草草看过，随手放在边上，了无喜色。客问战况如何，谢安轻轻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再无言，继续下棋。棋终客去，谢安入内室，跨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对谢安这种表现，房乔评曰：“其矫情镇物如此？！”谢是中兴名臣，房为唐代开国功臣，二人见识、心术应较接近，故“矫情镇物”四字可视作吾国宰相级大佬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矫情镇物”被人看破，就是美中不足了。
自少年时代起，曾国藩便喜欢上了围棋。围棋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游戏，务必耗时耗神进行大量的技巧训练，一旦沉迷于此，极易招致玩物丧志的批评。对律己甚严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往往来自自己，三十四岁的曾国藩便在端午节那天发下重誓，戒掉围棋，否则“永绝书香”。但是，围棋的魅力太大，立誓不过一月，他便破了戒，气得自己在日记中破口大骂：“全无心肝矣”。骂归骂，棋反正戒不掉，此後他也就破罐破摔，耍赖到底了——死前一日，他还下了两盘。
不过，曾国藩既成为谢安一样的中兴名臣，围棋于他的意义，就非只一项业馀爱好那么简单了。戎马倥偬，军书旁午，曾文正公犹能从容镇定，每日不废围棋，早已成为美谈；他布置军事，常以棋理作譬，谙合兵法，更成为曾文正公一通百通、贤明睿智的明证。只是，经过文献统计，我们发现，上述美谈、明证俱非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只是“主席什么都伟大”式的谀词。曾氏日记中，若某段时间频繁出现下围棋的记录，即可断定此时必为军事吃紧之时；闲暇较多之日，下棋的纪录反不多见。看来，棋之于曾，不过是killtime的心法，故此，他棋龄甚长，棋艺却极不高明。某人曾问吴汝纶：近日与曾帅对弈，感觉如何？吴连连摇头，答曰：臭棋篓子一个！我的棋也跟着变坏了。然则，曾氏如此臭棋，欲求乎大益于军事，似不可得。
因此，对谢安与曾国藩来说，围棋都不过是“矫情镇物”的道具。不幸的是，谢安穿了一双木屐，倘若如鄙人此刻足下踏一双塑料拖鞋，再怎么内心狂喜，都不致露出“屐齿之折”的破绽，更不必被後辈如房乔者阴阳怪气的说闲话。曾国藩则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一族，无齿折之虞，有藏拙之妙，故能将围棋的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成就一段美谈。
蒙汗药？拍花？汉奸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利用“蒙汗药”，劫走生辰纲；七侠五义亦曾以“密魂药”屡建奇功。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就遭遇了似乎只存在于小说的“迷药”。
其时，天津民间哄传法国传教士配制出一种迷药，每日清早在望海楼教堂门口散发给市井无赖，令其“外出拐人”——简称“迷拐”；拐回来後，则“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某种特效药”——称为“采生折割”。这年五月，有人发现教堂内抬出的棺材内有婴儿尸体，且有“一棺装运数尸者”；于是，二十三日，大批市民齐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领事丰大业紧急约见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弹压，丰氏并于会见时鸣枪恫吓，更在归途中枪击天津知县刘杰，误伤随从。示威群众悉知此情，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殴毙”，并放火烧掉望海楼、领事署等洋楼，打死教士、商人共计二十人。法、英等七国立即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廷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来处理此事。
极短时间内，曾国藩便掌握了案情，理清了头绪。丰大业激怒群众，市民因而放火杀人，事实昭然；但是，此案却不能简单定性为聚众暴乱。若此前洋教士真的支使无赖进行了“迷拐”、“折割”等犯罪行为，则不但此次事变情有可原，且可对入华传教的洋人进行刑事追诉。而要求证“迷拐”、“折割”等事的真实性，则教堂是否配发迷药、进行折割的细节，十分关键。故曾国藩认为：“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一开始，涉案人员招供：迷药来自教堂，拐人用于配药。但是，曾国藩亲自审讯，却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曾被“稍事刑求”，都有不同程度的“跪伤、棒伤、踢伤”；再就采生折割的细节进行详讯，一众人犯的供词漏洞百出，卯不对榫。最可笑的，是传说教堂内有坛子浸泡了幾十枚眼珠，实地勘察，却发现不过是两坛腌葱头。後又查出“一棺数尸”，俱属病亡贫民，并非教堂致死者。由此可知，教士并未做出“折割”活人之事。但是，教堂是否派人“迷拐”民众，却未因此澄清。
教案发生前，曾国藩就已接到过迷拐案的报告：“保定、河间现皆获有迷拐之犯，而江南近日亦闻有此匪”；而涉案人犯对教堂派发迷药一事，却坚持前供。那么，法国神父与蒙汗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歌云：“我就象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田震《野花》）；这句歌词说的是，“我”在等“他”，却被“你”给“拍”走了。清代之“迷拐”，又称“拍花”，即可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曾国藩没听过这歌，却不妨碍他对“拍花”的了解。
教案发生前，天津曾拿获一起“拍花”案：天津某木匠店一个学徒，在城门口行走，忽被安三“自後拍其肩，伊遂昏迷”，稀里糊涂跟着安三走到西南三十里之某村。幸运的是，学徒昏然之状被村民发现，将他救下来，并将安三捉住，送到官府。安三自供“系天主教中人”，“惟问其迷药（来源），则供词闪烁，不能一定”。教案发生後，涉案人王三供称：望海楼教堂谢神父（法国人，死于暴乱）向他提供迷药，他则“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外出拐人”，被捉的安三，和武兰珍一样，也是王三“令其外出拐人”的“下线”。由此可见，洋教士支使本地无赖进行“迷拐”似非无因。
“拍花”案在清代并不稀见，即“拍花”所用迷药，其配方亦可考证。例如，“闹杨花、巴亚、蒙香、卤砂、山葛花、口口口”，即是配方之一种（为公共安全计，配药不宜全部列举，故用口口口代替其中某一成分）。清代刑部档案中有一件乾隆年间的“拍花”案（档案内“拍花”案件极多），与安三此案极为类似：河北文安人刘进喜，十三岁那年净了身，到庄亲王府内当太监，後因“打碎茶盅，心里害怕”，乃逃出王府，投奔别家作了佣人。一日，主人令其出外放驴，遇到一个道士，“他让我吃了一袋烟，我就迷了。他拉了我住店……我心里明白，又不能说话。他又给了我一袋烟吃，我越发迷了，他夜里就奸了我了。到第二日，将我的驴子卖了，我还糊涂，有当差人拿冷水给我吃，我才苏醒”。除了没被鸡奸，天津木匠店学徒被“拍”的遭遇和进喜一模一样。
作为勤于公务的地方长官，曾国藩稍加访查，便可对“拍花”一事了若指掌。但是，在天津教案的结案文件内，曾氏却说，教堂不但无“采生”、“折割”之事，且“无被拐情事”。要知道，除了王三的口供、安三的旧案，当日经他亲讯，业已知道“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二人”。按：仁慈堂是隶属教会的慈善机构。这些证据恰可用以令“洋人理曲”，他却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
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迷拐”的动机。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迷拐”、“折割”传闻嗤之以鼻：“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但是，同为美国人，同为外交官的西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却说：“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他的第一条“依据”是：“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其次，他说：“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即此可知，那么多小孩死在“幽闭”的教堂内——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将“洗礼”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灵魂得救”的宗教自觉——不能不令“暴民”们心生疑虑。
此外，教堂在华开展“福音事业”，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负责，还得对业务拓展的“指标”负责。“指标”不够，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慈善”款项；因此，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育婴堂的收养员额，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某些“不肖”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完成指标），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于是，“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以上都是驻华外交官的观察与分析，堪称“自供”；由此，可以确定天津的传教士们具有“迷拐”的动机——尽管他们自己不参加“迷拐”，而委托中国人执行。
回头再说曾国藩。他对洋人教唆“迷拐”、国人受托“拍花”并非全不知情，定案却矢口不提此事，原因有二：一、迫于中外强弱悬殊之势，办案之初他即确立了“曲全和好”的原则；二、洋人并未亲自“迷拐”，要以此追究洋人责任，说他们被杀是咎由自取，实在不能理直气壮。故此，他以杀天津暴民二十人、赔款五十万两结案，落得个“汉奸”的骂名。
刺马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府途中，遇其同乡王某跪道求助，新贻正欲询问，道旁突然窜出一人，向新贻打千请安，而不转瞬间，此人已自靴筒拔出一把利刃，直刺新贻左胁。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後，此人又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据目击者称：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行军士救护不及，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总督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午夜，新贻伤重不治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不胜骇异”，即命江宁将军魁玉对所获刺客“严行讯究”，同时，又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赶往南京，接任两江总督，弹压局势。这一边，魁玉提审刺客，孰料此人除了自称张文祥、河南人氏以外，便不再言语，故审讯多日，茫无头绪；那一边，曾国藩闻命调任，即上摺告病，请朝廷收回成命，另请高明。这么一拖延，便过去了五十多天。
自太史公首创《刺客列传》之体，大力表扬曹沫等五位刺客，其後，吾国史书中便再无显著的刺客事迹。秦以前之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无一定之尊，故匹夫行险，以刺敌君，或有望于改变局势；秦汉以後，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帝王承继俱遵血统，即能刺杀皇帝，不过令其子孙兄弟提早继位而已，并不足以改换天下。以此，刺客逐渐消亡。张文祥实为元、明以来六百年间出现的第一位刺客，其动机究竟如何，实在令人困惑。慈禧亟欲解惑，故对临事告假的曾国藩十分不满，于九月末急召国藩入京，促其赴任。
二十六日，养心殿内。慈禧先慰问曾国藩的病状，国藩称右眼已经失明，慈禧曰：我看你行走磕头，精神尚好？国藩说：“精神总未复原”。见他还有请病假的意思，慈禧不再客气，单刀直入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国藩答：“这事很奇。”又问：“马新贻办事很好？”答曰：“他办事和平精细。”尔後，又问了幾句何日启程的话，国藩便退出殿门，回寓整理行装。只是，他这一去，又是十幾日不见动静，慈禧不得已，于十月九日，又将他召进宫里，问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国藩盖欲采用能拖一天算一天的对策，答曰：“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後三两日即启程。”慈禧对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加重了语气，说：“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再拖不下去了，十五日，国藩启程南下。
去南京之前，曾国藩刚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撇开排外、媚外的道德判断不说，自今日平心而论，曾氏办理此案，确实不尽人意。他既未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及法律原则，也未能实现一己心愿，大事化小，安抚民众，而终于落得个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的下场，所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时候，中央命他南下去处理谋杀案，正可借机离开是非之地，何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却迟迟不动身，难道真的心力交瘁，不堪任重？或者，江南那件案子竟有隐情？
我们先看看他动身之际，南京方面的办案情况。魁玉、张之万经过两月之久的“熬审”，终于向北京提交了案情综述：张文祥前曾加入太平军，太平天国覆亡後，又与海盗有染。马新贻曾任浙江巡抚，捕杀海盗甚众，其中多为张氏死党，故文祥怀恨在心。又、张妻被人诱逃，文祥尝至抚署击鼓鸣冤，新贻却不受理这桩绿帽案，文祥乃萌杀心。此後，文祥私设当铺，以为糊口，新贻却发布一道禁令，将全省私当尽行关闭，文祥因此“本利俱亏”。于是，家破人亡的文祥“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在同治七、八年间，文祥即数次图谋行刺，因种种原因不克得手，直到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才找着机会，刺杀成功。
粗一看，魁、张的报告用层层渐进的方式，揭示了张文祥在友谊、爱情、财富等方面受到马新贻“无情”打击的事实，似能重构张文祥的杀人动机；但是，慈禧仔细一琢磨，觉得尚有“不实不尽”之处。毕竟，捕杀海盗是政府行为，而非马氏一己所能决定；老婆跟人私奔了，丈夫机算憋屈，终究不能拿地方官做出气筒；因宏观调控而导致生意破产，心生怨恨，情有可原，而以此便决定刺杀一省之长，且历三年之久不改其志，也不能令人信服。既有这么多疑窦，慈禧便不甘心就此将此案了结，乃批示：此奏“不足以成信谳”，著曾国藩抵任後再审再报；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也赶赴南京，会同审讯。此案定性似已由恶性刑事案升格为政治案；若是政治案，则张文祥背後必有“主使”，或另具更为险恶的动机。
当然，若说曾国藩因此案过于复杂而惮于南下，则是小瞧了他；他能率兵平定大半个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