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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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残局-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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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说:“我自己写。”话音未落,李鸿章竟又说出一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傻眼了,没想到二李的交情深到这份上,兼之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李鸿章再不说话,卷铺盖就去了江西。明年,祁门解围,朝廷让曾国藩保举江苏巡抚人选,多人推荐“才气无双”的李鸿章,曾国藩大摇其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正在万分紧急关头,北京方面又传来坏消息:英法联军进攻都城,咸丰帝急命曾国藩、胡林翼派遣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其时,胡在皖北,曾在皖南,正在施行对太平天国的“四路进剿”,鲍超率领湘军中最精锐的游击部队在其间策应;陡然要调开鲍超的队伍,曾、胡的战略将完全落空。更重要的是,被困祁门的曾国藩已经通知鲍超放弃在皖、赣交界地区所有的军事行动,火速南下救援;倘若他中途转向,北上勤王,那曾国藩除了长叹一声“我命休矣”,随即挥刀自刎,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应景的姿态。

局势之混乱,恰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後面对一桌佳肴,不知何处下箸——彼时,曾国藩每日读《红楼》,不妨有这般感触。不过,咸丰这道命令实在是病急乱投医,除了让曾、胡加重思想负担,并无可操作性。英法联军距京不过数十公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馀里”,且全是步兵,即能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也要三个月後才能赶到。届时,北京必已被敌军攻占,难道指望鲍超以三千远道疲惫之师,使用大刀长枪等冷兵器,去克复由“船坚炮利”的夷人所控制的王城?但是,自古以来,超现实主义的圣旨、天命多了去了,身为人臣者早已习惯,故此,奉旨後,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也写了一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奏折,聊作报命。他说,鲍超率军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不要管有没有实效;于是,他建议,勤王之师应由自己(或胡林翼)亲自统带,人数也应增加,以纾解大难。

方寸一乱,笔下就未免荒唐:祁门之围能否解除,尚未可知,他却建议由身在围城的自己代替鲍超,率兵北上去帮皇帝解围。当然,荒唐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妙处,以荒唐奏折回复荒唐圣旨,更是为人臣者必修的功课。而且,形式上的荒唐往往可视为常识(或称真理)的镜像——正着看,反着想——“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咸丰帝年纪小一点,性格冲动一点,但并非一味使性的“无道昏君”,待看到曾国藩的覆奏,心下自有了幾分明白,于是,不再不切实际指望曾、胡的勤王大军,而是乖乖去热河“扫墓”,免去了亲眼看到圆明园大火三日不息而导致的“情何以堪”。

毋庸北上勤王,鲍超军队以“生死时速”赶到祁门,救出了曾国藩。

徐枫、丁进军《新发现的曾国藩遗折钞本》:“曾国藩之遗折,以往《曾文正公全集》等有关书刊均未见刊录,故有人认为曾氏由于在两江任所病逝突然,并无遗折上奏。近于我国著名钱币收藏家、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徐枫先生家藏之历史文献中,见到一件曾国藩遗折的钞件,系曾国藩之幕僚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末钞存”(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人不忍欺

市面上有数种曾国藩相人秘诀之类的书,概可归类于社会科学中“领导学”或者“成功学”范畴,我对这些专业不感兴趣,因此没看过这些书。清末以来的笔记小说,业已举出很多例子,试图说明曾国藩在“相学”上确有独到的造诣。案例太多,指不胜屈,有兴趣的人随便抓一本与湘军有关的书,就能发现幾条。此文也要讲一个曾氏相人的故事,用的却是反面教材。

湘军克复南京後,政府工作的重心由武统转移到文治,需要大批文职人员。因此,被“髮匪”们“荼毒戕害”了十幾年的东南士子,纷纷出动。原任公务员的,忙着恢复身份;资格不够或者志存高远的,则投身各位大帅的幕府(湘、淮两军幕府中的佼佼者甚至作到督抚级别的大官)。曾国藩幕府,天下第一,理所当然成为各位准幕客的首选志愿。入幕跟入学一样,需要考试。考试则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不一定当庭挥毫,缴上幾首过得去的诗文即可交差。面试则由曾氏亲自主持。

某日,一人赴考,自称萧山人,曾在浙江省教育系统工作。见面之後,他先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宏大叙事开始,煽乎得老曾一愣一愣。接着,谈操作实务,老曾提问:属下“欺蔽”上司,是一个行政难题,阁下有何高见?此人面色一变,语调一转,说:属下欺与不欺,是个伪问题。上司受不受欺,才值得探讨。曾氏肃然起敬,说:愿闻其详。此人不疾不徐,说:我看当世衮衮诸公,在受不受欺这个问题上,不外乎三种状况:像胡文忠公(林翼)那种人,综核名实,精明强干,人不能欺;左大帅(宗棠),心细如髪,性猛于虎,人不敢欺;都不愧是当代豪杰。说到这,他有意顿了一顿。曾国藩正听到兴头上,赶紧问:那第三种情况呢?此人微微一笑,说:但是,胡公和左公,都要比中堂您稍逊一筹。为什么呢?因为,您以诚感人、以礼待人、以道化人,已经做到了“”的境界。不能也好,不敢也罢,那都是用外力压制属下的欺瞒之心;不忍欺,则发自内心,是一种道德感召,弥足珍贵。前者是法家的恐怖主义,後者则庶幾实现了儒家理想。所以说,欺蔽问题的解决之道,胡、左二公,都比不上您。

无疑,这套欲扬先抑的“宏论”打动了老曾。明日,即派他督造船炮。

此文篇首,就说了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因此,幾天後,这个萧山人携款潜逃,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卷逃案报到督署,属下纷纷建议通缉此犯,曾国藩默然良久,叹口气,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由他去罢。回到内室,曾国藩黯然独坐,自言自语:“?!?……”。

这到底是谁相谁的面呢? 


养活细民

同治三年夏,湘军攻克南京。前此,洪秀全在南京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湘军围城三年,南京城弹尽粮绝,物资匮乏,洪氏“共产主义”宣告破产。洪秀全鬼迷心窍,竟然丧心病狂号召全城军民以“甘露”为食。什么是“甘露”呢?就是苔藓。由此可知,湘军入城以前,南京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到了何种程度。而湘军入城之後,按照旧日军队惯例,弛禁三天,任由将卒烧杀抢掠。历此二劫,南京经济遂全面崩溃,再无丝毫六朝金粉的气味。破城後,两江总督曾国藩入城办公,看到这么一副惨状,不觉头大如斗,如何恢复生产、促进经济乃成为曾氏执政的当务之急。在曾总督的指挥下,如火如荼的经济重建工作全面展开,除了引进外资搞开发区,其他诸如移民回迁、减免税赋、地产开发、交通建设等措施,与今日大多数地区搞经济的套路如出一辙。不料,没多久,理学界知名人士、江宁知府涂宗瀛却给他出了个难题。

涂氏汇报工作,说:最近以来,秦淮河两岸的色情业死灰复燃,总督务必要防患于未然,明令禁止,不然淫风大渐,必生事端。在道德家眼中,画舫妓女无异洪水猛兽,理当驱禁;从地方长官来看,这却是经济复苏的表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且清代只废除官妓,禁止公务员嫖娼,并不禁止普通民众的有偿性交易。但是,曾氏是“理学名臣”,处理事务自应秉持比经济、法律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涂氏找他批禁令,看准的就是这一点。曾氏若冒然以法律未明令禁止者即为合法权利此一现代法学原则答复,必令拥趸失望,清誉受损。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次日黄昏,国藩换了便服,叫上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租了一条游船,对秦淮河地区色情业进行调研。只见得满河的画舫,只听得盈耳的笙歌,游人如织,美女如云,一派升平景象,哪有半点滋生事端的征兆?二公徜徉其间,不觉东方之既白。清晨,下船後,曾国藩直接去了办公室,即召涂宗瀛来府,见面便说,昨日与李山长在秦淮河上游玩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不少”。原来,曾氏不仅看到表面的繁荣,还看到此地色情业“拉动内需”,为“细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涂氏借口治安隐患的担忧,与此相较,自然无足轻重了。闻言,涂宗瀛唯唯而退。

某人极为欣赏曾氏此举,说:“政治之精意,即在‘’四字”;用今天的话说,这也算是“执政为民”罢。 


精于“理财”的道学家

吴廷栋,清代“理学名臣”,某次朝会,咸丰帝问吴氏平日读什么书,吴以程、朱著作对。咸丰说:“学程、朱者,每多迂(腐)拘(束)。”吴答曰:非也非也。不会读书的人才这样。然後侃侃而谈,最终申明:好读、善读程、朱著作者,绝不会迂拘。吴廷栋的得意弟子——涂宗瀛,便不是一个“迂拘”的人。

宗瀛,安徽六如人,因为选对了专业(理学),跟定了大佬(吴廷栋、曾国藩),一生顺风水水,终于官历极品(湖广总督),寿比蛇龟(八十三)。宗瀛的书房有一条长案,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平干什么用呢?答曰:秤银子。原来,官场有个不成文法,每当节日、生日,下属须向上司馈赠礼金,称“节敬”、“寿敬”。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常在例行馈敬时作些手脚,银两的成色、轻重常与礼单不符;这些人算准了交接礼物不像纳粮入库,用不着严格盘点,故以此法蒙混过关。今日路边“礼品店”常有伪造的高级烟酒出售,顾客明知其伪,却欣然购归,明日再转赠他人;其心术即与上述官吏相同。宗瀛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待得自己升了官,他却把脸一抹,不甘心受此蒙混了。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补足”。下官没料到上司来这么一手,看着天平,不由呆了,宗瀛淡淡一笑,语重心长的说:“此我分所应得者,犹原思九百之粟也”——原思尝任孔子家总管,孔子发给他“粟九百”作俸禄,他推辞不受,孔子曰:“毋”。——下官听他这么理直气壮,哪还有话说,都乖乖回家取钱,再来“补足”。

一是一,二是二,务必钱账两符、毫厘不爽,完全摒弃传统士大夫只求面子好看、不顾内里难受的虚荣做派,这当然体现了宗瀛活学活用、绝不迂拘的“优良”作风。此外,宗瀛还有更高的招。节敬、寿敬是经常性收入,若欲拓宽财源,势必要开展主业外经营,为此,宗瀛“时以刊书或代故人求贷”之名,遍发笺启,广开财路。所谓“代故人告贷”,是利用自己的广阔交游为友人债务担保,提取巨额佣金。所谓“刊书”,即借为先贤出版遗著之机,号召大家捐款,自己从中牟利;例如,他主持出版了老师的遗著《拙修集》,死後犹得“沾润”不少,吾爱吾师之心遂更坚定。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同治元年初夏某日,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提剑闯入曾府,声言要斩了韩正国这个小人。韩正国是曾国藩警卫连连长,彭玉麟杀他干什么?

原来,韩正国在外访得一湖北籍陈姓女子,介绍给曾国藩当了小老婆。四月十四日,陈女被接进曾府,吃过午饭(相亲),饭後便和曾大帅拜堂成亲。在此之前,曾家老五国葆曾为大哥介绍过两次对象:第一个“体貌厚重,特近痴肥”,国藩不满意;第二个匆匆一见,“未有成议”,没了下文。韩正国这次作媒,恰合事不过三的规矩,双方一见钟情,郎有情来妾有意,一顿饭的功夫,便结成一桩婚姻。

但是,彭玉麟不乐意了。其时,湘军正在筹划对南京的总攻,为振肃军纪,严禁将弁掳掠民女;身为统帅,曾国藩自应以身作则,节骨眼上却讨个小,同志们怎么看得下去?清廷规定:地方官不得娶辖区民女为妾;曾国藩正总督两江,陈氏虽是湖北籍,却在安徽生活多年,勉强也算两江部民。曾国藩娶了她,或多或少违犯了干部管理条例。此外,妇人在营不吉利,也令讲迷信的旧式军人无法接受——胡林翼在湖北,就为了不惹这个闲话,自己老婆都不让来营。而最令彭玉麟气愤的,尚不在此。他一直奉曾国藩为师,认他是道德楷模,当代圣人;孰料圣人竟也贪享声色,娶个小老婆,那岂不是偶像崩溃,上帝死了?这可怎生得了!只是,尊卑有序,他也不便露骨干涉曾大帅的私生活,于是,彭玉麟提着三尺剑,口里喊着小贼韩正国的名字,便直奔曾国藩而去。曾国藩何等样人,一见便知来意,乃佯问道:雪琴(彭玉麟字),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彭玉麟刹住脚步,绷着脸,一口气讲出上述幾条道理,末了要老师务必给个说法。讲道理,曾国藩自然讲不过,但是,曾氏此次讨妾却另有苦衷,并非贪图男女之欢。他将彭玉麟拉到一边,说:没办法,为师痒得难受啊。

原来,自少年时代起,癣疾就一直陪伴着曾国藩。幕友薛福成亲见曾氏下围棋时,一边长考,一边遍身挠抓,洒得整个棋盘都是皮屑。每当时势紧张、公务繁冗,癣疾发作还特别厉害。眼下总攻南京的大战即将展开,曾国藩之痒也就日甚一日,难以忍受,再不找个夜里挠痒痒的人儿,革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谁都知道。故此,彭玉麟闻言,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对着老师尴尬一笑,了结了这段风波。

当然,谁非得说除了挠痒,曾大帅和妾陈氏不定还干点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自三十馀岁起,曾国藩“遍身癣毒”发作,痛痒难耐;此疾于少年时代即现端倪,这次全面爆发。此後,癣疾不时发作,尤以事务繁忙时发作得最为厉害。小资作家张潮说:“痛可忍而痒不可忍”;曾国藩对这句话的体会必较常人深刻得多。据通行说法,曾氏此疾当定案为牛皮藓;其实不然。

同治三年秋,刚刚收复南京,曾国藩即奉命北上剿捻。同时,他还要主持裁撤湘军的工作,时刻担心退伍兵勇因欠饷而发动叛乱。更恼火的是,对于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与他各执一词,在私函公牍中连连发难,搞得他意绪大恶。身心俱疲之际,癣疾应时大作,他给曾国荃写信通报病状:“湿毒更炽,遍身发烧”,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令读者瞠目结舌:“余于(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如此说来,曾国藩竟得了梅毒?

钱锺书借方鸿渐之口,说鸦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实,元代和尚继洪《岭南卫生方》中已有“治梅毒疮方”,并谓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疮”;钱先生于此不免小眚。回头再说曾氏的“杨梅疮”。“医者皆言”云云,似未确诊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专治梅毒的“攻伐猛剂”,如牡蛎散、五宝丹之类——明末名医陈司成治疗梅毒,将“矾石(即砷)、云母石、硝石”等烧制而成“生生乳”,即为避免“轻粉(砷)内服”而产生“水银中毒”;曾氏所见与之略同——似更证明他的癣症并非梅毒。不过,“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点消息。据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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