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
绿营才是满洲戡定中国的功臣。
八旗建制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说：“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即此可知，未入关前，旗兵之骁勇敢战已不如昔。但是，主观厌战，还不能据此证明其客观之不能战。康熙十四年，蒙古布尔尼、奈曼等部叛乱，其时，旗军精锐倾巢而出，正与吴三桂等作战，无奈，征蒙大军统帅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终于，就凭这支临时纠合之“奴”军平定了叛乱。据此可知八旗风气之劲悍，犹存于玄烨时。然至高宗之时，旗兵战力已为强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里，人不足五万，而用兵至五年之久，靡饷至七千万之巨，方勉强戡定；“十全老人”（高宗）尤厚颜自夸，旗势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谓康熙时平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无待于乾隆时再加论定也。
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于是，诸藩之毒尽发”。藩，相当于後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撤藩”，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毛泽东云：宜将剩勇追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扫清馀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腐败，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後，出现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言犹在耳，关心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玄烨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後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玄烨不得不说：“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皇太极、胤禛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玄烨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後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後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幾乎全属满、蒙。後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论之，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酝酿激化乃至终亡其国，孰谓无因？
满汉不准通婚。此一政策之流衍变化，颇有趣味，不妨多写幾句。满洲之初，礼法未备，其族之强劲生命力固在乎是，而野蛮性亦在乎是。其中，抢掠婚（MarriagebyCapture）便是满洲特色之一种，而明国及朝鲜女子被抢者，为数最多。顺治以前，满洲自甘为强盗，出征作战，每以“抢”为名；如“抢西边”（谓蒙古境）、“抢昌平”（谓明境）等。其时在满洲为臣之汉人，乃大摇其头，叹曰：“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入关後，此风稍歇，然迟至乾隆中期，旗兵征新疆准噶尔，仍然发生了“掠获妇女”的“丑闻”，可见其俗入骨，难以根除。满洲此一陋俗，令汉族平民之有妻女者闻风丧胆；而汉族士大夫则有一种“华夷之见”，己虽臣服，犹不欲家中子女与异族婚配。顺治初，诏告天下：“自後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本来是一条借通婚以消泯民族畛域的良法，却因为上述原因，而引发汉族民间的恐惧：“哄闻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也”。谣言愈演愈烈，後来竟又哄传“满汉联姻”不过是皇帝为了采买秀女而找的借口。于是，“满汉联姻”的良法美意被民族间的猜忌破坏无遗，清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继续推行“新婚姻法”，实不可行；收回成命，或再诏禁止，又显得荒唐儿戏。惟一可行之策，只有缄口不言，或在内部密谕废止。考察史料，此後虽无明令禁止满汉通婚，但光绪末年尝有上谕：“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馀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云云；可知，顺治初准予联姻之诏，後来实际被废除掉了，且又立法禁止二族通婚。此即有清一代满汉不通婚姻之来龙去脉，究其始，乃汉族反对通婚，实非满洲之歧视政策。然着为禁令，终予人以民族不平等之口实。
旗人有关外、关内之别。关外，指山海关以外之奉天（约当今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所谓“东三省”。今日称东三省，固为简称，而无特别含义；在清代，东三省则是汉人的禁区、旗人的特区。清代行省最高长官称总督、巡抚，东三省则以将军、都统管辖（因为绝大部分旗户都隶军籍，故用武职之将军、都统进行管理），可视其地为军管区；汉人可自由出入各行省，东三省则非贸易营运人员不得擅入，更无论落籍，此所谓禁区；东三省常住民只有一种，就是旗人，则谓为特区，亦无不妥。清廷在国土内划出一个东三省，实行特别管理，其用意，据钱穆称：“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鄙意除此之外，应当另有经济或曰福利的考虑，盖以地广物博之东三省，尽付与不到三百万之旗人，其生计之容易，远较各行省之人民为优。关内旗人，有京师八旗、驻防八旗之分，而俱以政府赐发之“恒产”、“月薪”维持生计。旗人之有“恒产”，乃拜“圈地”政策所赐。顺治元年上谕户部：“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直至康熙八年方下令禁止。诸王、勋臣不论，每一旗“丁”即可分到五十亩地；而乾隆中期以前全国人均拥有田地不过二十馀亩，此後更是逐年减少。再说旗人的“月薪”——八旗兵饷。旗丁饷银，每月自一两五钱至四两不等，另可岁支一吨多大米，不仅糊一己之口，且可赡三口之家。今语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旗户因隶于军籍，坐得不动之产、按月之薪，则不仅光荣，且大捞实惠，胜于今人远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可是，旗人此一“恒产阶级”日後却整体堕落衰败，孟子其果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人乎？然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说得实在武断。古今中外，有恒产而又有恒心者，实不多觑，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宗棠语），持之以恒，卒有所成者，却是屡见不鲜。窃谓孟子之语若改成“有恒业者有恒心”，庶幾平允。即以旗人为例。清制：旗户除壮丁从军外，馀俱不许务农、务工、务商；故虽分得田地，仍须雇人耕种，己惟坐享。在营旗丁，因康、干时战事多委诸绿营，人多袖手，乾隆後承平日久，更无所事。平常训练，亦不讲求，乃至高宗亲自检阅旗兵，竟发生多起骑兵坠马、步卒拉不开弓的事故，惹得龙颜大怒，说嗣後“如不留心骑射，必以家法制之”。此外，旗营官兵之玩法，竟到了典卖制服、武器以牟利的地步，清廷不得不为此专门立法严禁。因此，说旗人大都是无业游民，绝非诋毁。然则，旗人无正业，无恒心，遂由勤劳勇敢之民族一变而为颟顸畏葸之莠民，其谁之咎耶？父之于子，兄之于弟，若但知馈遗恒产，而不诲以立身之方、谋生之技，其子弟不放情佚欲、丧产败家者幾希。清帝之于旗人，自视不啻父兄，却躬蹈其弊，养其身而不养其志，顾其人而不顾其後，立法即以误国，爱族适以亡邦，其罪不当服上刑耶！
满、汉之间还有一宗不平等，则是法律上的不平等。旗人涉法，分别由宗人府、内务府、各地通事厅管辖（或先行审讯），而逸出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旗、民发生纠纷时，其理讼、量刑将不可避免庇护旗人，引致汉人不满。尤令人愤愤不平者，则是旗人在刑罚执行方面亦有优待。如，旗人犯法依律当充军、流放、坐监者，可以带枷示众代替：汉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满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带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汉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带枷五十天即可。甚至，犯了死罪，如“殴死有服卑幼”，汉人例由刑部“汇题”（成批办理），皇帝泛览一过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则须逐案“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孙阵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谋反、杀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准免死一次”；其本人尝因出征负有重伤，或军前效力有据，“亦准免死一次”。这么一通融，绝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满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响平头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汉族的旷男怨女亦应无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非国有”国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却可“免死一次”，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永不加赋”之旨而发。虽然此项“德政”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这难道也算是“讨好民众”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士大夫”，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民众”。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殉国”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叛军”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长毛”的鄙视。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万马齐喑”；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