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 第18部分

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第80页）。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被捕杀，荫麟当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赞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第89页）

前後对照，他对政治的态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论事，後者论人，论事的理性与对人的温情，正相辉映。

然而，荫麟对人，并不总抱有温情。书中《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rubbish”（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酸馒头渣’），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第84…5页）。他人作何观感且不论，鄙见与之同调，抚卷不禁莞尔。

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第95页）。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第97页）。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第99…107页）。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幾于无页无之”，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但是，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实在是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

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第223页）。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天才”；冯友兰在他死後，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于荫麟死後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幾分开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

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後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後，吴晗未“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谨此纪念素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

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理乱兴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欲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前代截然不同，故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于是，司马迁撰《史记》，作个总结。宋代，直接隋唐，远绍秦汉，政治、经济虽不脱中央集权制度（亦即郡县制的自然发展）的矩范，但是，立法更完备，运作更缜密，发展更迅速，迥异于中古之中国，以故，钱穆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于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个总结。民国肇造，标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万万人民其命维新，且不论新瓶旧酒、乱紫夺朱的遗憾，经验教训仍需总结，于是，数十年间，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于前代，其中佼佼者，则有邓之诚、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诸人。兹请介绍吕思勉所撰《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1922年，撰成《白话本国史》，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通史。吕思勉的一生，可以四个字概括，曰：埋头读书。他以史学名家，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史书。他的门人杨宽（战国史名家，新近辞世）尝说他“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然据其自述，则不然。实际情况应是，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三国志》读过四遍，《後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读过三遍，“其馀都只两遍而已”（《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旧时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的，绝不仅见，以此赞扬吕思勉的学问，似不足重。但是，我们先看一段当时“在史学上称王”（傅斯年语）的顾颉刚对通史撰著的评论，再看看吕思勉治史的次序，最後回过头来对他通读二十四史的事迹进行“解读”，兴许能别有解会。

顾颉刚说：“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当代中国史学》）；顾氏此语，很像一种常用的教训：先学走，後学跑。用今日的话说，叫作尊重常识。但是，常识不常，又是一种常识。即以小儿学走为譬；不难发见，小儿之蹒跚，其实是走跑兼具，孰为走，孰为跑，并不能截然划分。何况小儿并不具有清晰分辨走与跑的能力，他的走，他的跑，全凭长者定义。更何况，快走，是走还是跑？慢跑，是跑还是走？即便长者也无法一一指认。小儿成人，回首往迹，到底是先学会走後学会跑，还是会跑以後才能走得更好，一旦较真，恐怕也是扑朔迷离，难求的解。只是因着心底自以为是的仁爱与逻辑（不妨称为惰性），一代代人才会安于先走後跑的常识，居之不疑。顾氏提倡先作好“完美的断代史”，才能作出“完美的通史”，即是自上世纪初“史学革命”以至今日的常识，作者读者安于故步，居之不疑。然如前论，常识不常，不疑处乃有疑焉。

若依“常识”，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展。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常识”：《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那么，以“常识”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边？是又不然。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史著作多不许可，谓“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前後矛盾如此。然则，到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古史辨派”（以顾颉刚为代表）、“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傅斯年倡言“我们不是读书人”，而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尝曰“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略有接触”，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阶级”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新史学”大潮，皆已超越“相斫书”、“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常识”。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发烧友”，但是，他却认识到：“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自述》）。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故不以“屑屑考证”为苟安，亦不以“搜辑精博”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其间相距十二年。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分工合作”业已成型的“完美的断代史”，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断代史”，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进而言之，十馀年後，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常识”的可信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後的《中国通史》更“完美”？请仍以小儿学走的譬喻进行解释。小儿动作，是走是跑，何必分辨得太清楚？走与跑，自其异者视之，是两种动作；自其同者视之，则是一个方向。同理，研究断代史，固可视作为通史作准备；撰述通史，亦能开拓断代研究的思路。一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无不有渊源，有流衍。不说明渊源流衍，则断代史难称“完美”，而欲考究源自何时，流向何处，则非先对通史进行研究不可。历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兴废因革，时各不同，欲穷通变化，描述迁变，则非先对各代历史进行研究不可。于是，研究断代史，是为了作通史；作通史，也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断代史。

犹有说者。通史虽名为通，撰述必出于作者之独断；断代虽言其断，考证仍赖乎史识之贯通。即此言之，顾颉刚之论学标准，吕思勉之治学次序，合则兼美，离则双伤。上师说法，前辈躬行，吾侪後学，正宜从此悟入。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旨哉斯言。　


大师兄是女孩子　谁家的女孩子

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今人多以此喻之发明权归诸胡适，其实不然，胡适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冯友兰“栽赃”给他的。1955年，冯友兰发表《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收入《古史考》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而冯氏此“论”所据“底本”则是胡适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段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民国八年）。由此可知，这个“女孩子”原名“实在”，俟经冯友兰从胡适身边抢去，则更名唤作“历史”。即今而言，其时之恩怨是非，早已化作烟云，不必一一析辨；惟“女孩子”此後之显晦荣辱、升降沉浮，则饶有趣味，值得一提。

“女孩子”一旦更名为“历史”，则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继续奉行“金屋藏娇”的故事，亦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为之“装扮涂抹”。自此以後（其实，此前亦然），“女孩子”便不只是单方面“千依百顺”的“服从”，她也会对试图亲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你能“涂抹”她，她也要“装扮”你，适如玛丽娅？鲁宾逊所云：“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型，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

更有意思的，则是试图对“女孩子”上下其手的人，往往因价值观、时代性及影响力的差异，在如何“装扮涂抹”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分化为不同群体，相互攻讦。适如柯文（PaulA。Cohen）所说：“文化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变动中的中国研究视角》，2002年12月）。

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西方、传统性…现代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群体”用以相互“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的工具。柯文撰《历史三调》（1997年），则是对作为工具的义和团进行神话解构和历史重建的尝试。

未完成的第一调

《历史三调》的副题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从此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神话”最引人注目；从全书的结构和篇幅来看，“经历”所占比重最大；从作者的自我期许——“对义和团事件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来看，“事件”应可视为信史。但是，柯文笔下的“事件”，不论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俱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撑或曰导入“经历”与“神话”两个话题。

对此，他并不讳言：“在本章重塑义和团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资料”。细按其书，不难发现，在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幾乎全盘采用周锡瑞（JosephW。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考证与史实阐释，甚至连“义和”二字的英译、“九头蛇”的譬喻亦径行迻用，虽偶有辩诘，究无改大体；此外，则大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者如路遥、程啸诸人采访编著的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义和团历史事实的发现与历史意义的发明层面，柯文毫无贡献，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别无新意。

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