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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被押赴刑场途中，愤怒而狂喜的旗民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捡起板砖泥巴扔向囚车，不一会儿，他就“面目模糊不可辨”。
所幸千秋自有公论。肃顺突破阶级局限，勇于改革，即使当时“面目模糊不可辨”，终必在今日被我辈引为同志，并平反昭雪。
小聪明
十幾年前的电影《火烧圆明园》有一段讲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联军；那会儿年纪小，愣没整明白：王爷的军队如此威猛，怎么还是被鬼子们打进北京、烧掉了圆明园？後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不过是僧格林沁乃至清廷的偶尔得逞而已。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後，道光皇帝与英法签订《南京条约》。约定割让香港给英国，广州、上海等五城市对外开放，赔款2100万元（限期四年付清）。
十馀年後（咸丰八年），由于对《南京条约》中具体条款的理解未形成共识，英、法外交官在广东与清廷官员争执不下，激变为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国海军驶临天津大沽口，号称护送本国使臣入京谈判。其时，咸丰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遵守由他老豆签订的《南京条约》。孔子说：“（父亲死後）三年，（儿子）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豆死了八年，咸丰才决定毁约，“可谓孝矣”。但是，他的智力有点问题：欲撕毁不平等条约，其志固然可嘉，但在没搞清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毁约，其结局往往是自取其辱；反言之，真有实力的话，别说不平等条约，即是平等条约，当作擦屁股的草纸亦无伤大雅。实力决定一切，这个道理已经历史反复证明；咸丰却昧于此道，在不堪一战的情况下，悍然毁约，任命原驻通州的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移防天津，指示他酌情度势、剿灭来犯的夷人。
这才出现了《火烧圆明园》中僧军“大胜”的一幕，僧格林沁这一战怎么打的呢？原来，他耍了一回。英军先遣队登岸，见僧军正修筑工事，问：“此何军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英军再问：“欲战乎？”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矣”。又问：“听说僧王爷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问答，骗过了英军。随後，英军登陆，阵脚不稳之时，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击沉英舰四艘，击毙英军六百馀人。教科书称“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取得的最大胜利”，咸丰一朝文武也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但是，明年，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僧格林沁碰上同一支夷军，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尔後，北京告破，圆明园被烧，双方又签了个比《南京条约》更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看来，治国治军，还是少用不用的好。
圆明园是谁烧的
先抄一段笑话。历史课上，老师讲到火烧圆明园一节，小明一直在打磕睡，老师怒问：“小明，？”小明吓得睡意全无，惊慌答道：“不是我烧的！”次日家访，老师举此为例，要求小明家长加强对子女的管束。小明他爸愤愤不平：“老师你莫错怪我儿，我儿一贯老实，他说不是他烧的，那就一定不是他烧的！”
老师的教科书上有正确答案：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的。从宏观来讲，这个说法没问题，从微观来讲，这个说法有问题。所谓宏观，即指咸丰十年联军攻占北京後，圆明园被焚毁。所谓微观，则须找出圆明园纵火案的“首事”之人。迄今为止，到底是谁点燃或者建议点燃投向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有三种说法颇具代表性，这三种说法都认为带头烧园的是中国人。
当时正在北京的王辏г硕嗄暌葬嵩な对裁髟按省纷芬浯耸拢涤⒎ň琢炀居谡庾蛟爸暗摹俺律杈蘩觥保健跋嘟涓ト搿保氯朐搬岣慊滴锛植磺逡渤械２涣司薅钆獬サ脑鹑危龆ㄔ谠巴庾ぞ６坡涔笞澹粗嘎耍┏嘶俺始槊瘛保俳枇肽谧莼穑⒑迩啦莆铩Ａ獠鸥澳冢勘茄酆臁爸泄┟瘛钡氖栈瘢谑窃诰倌硐录尤虢俾拥男辛小Ｖ型馇康帘呱毡咔溃蠡鹑詹幌ⅲ置嬷沼谑Э亍�
第二种说法则指出：联军入京，龚橙导之毁园。龚橙是著名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宝贝儿子，也是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中国密友，曾说过“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的名言。当时士大夫幾乎一致认为是他向联军提出烧毁圆明园的建议，终其一生，龚橙也未对这个指控进行辩白。
最後一种说法则直接点出了带头放火之人的姓氏。此人姓李，联军入京後，他充任进驻圆明园的向导，并在联军犹豫不决、“相戒弗入”之际，用一把火坚定了联军入园劫掠的信心；同时，他也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他便被有关部门抓获，判处死刑，没收全部家产。
由此可见，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着的；但是，这并不能减轻英法联军的丝毫罪责，他们才是应被追究的主犯。1861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展出“远征中国”的战利品——圆明园文物——大文豪雨果评论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正在此时，南京发生总督被刺案，慈禧赶紧替他找了个台阶，命赴南京查案，教案则交由李鸿章接手。其时，法、英等国不断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国内舆论也渐形激烈，当此内忧外扰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政府渡过难关。其中，嘉兴人朱采的建议书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朱采的建议异乎流俗之谈，而如南粤某画报促销语所谓：“另有一套”。当时言论，多倾向于两个极端，不是悲观的求和派，就是激愤的主战派。求和，即谓无条件接受法国人的一切要求——不仅要处死“暴民”，还要指名处死幾个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此外，赔款、改约更不在话下。主战，则谓拒绝法国人一切要求，不惜玉碎。在朱采看来，求和，“亏国体，失人心”；主战，则是不谙利害，徒逞一时之气。俱非善策。他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外示和，内严备，而以众怒难犯胁之”。外示和，是说不温不火继续谈判；内严备，则谓调兵遣将、各地严防，准备打仗。这两句话的理论根据是：“能战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算是车轱辘话，听上去大有道理，只是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末尾那句：“以众怒难犯胁之”。他说，政府应对各通商口岸所在省份的督抚下发密旨，让地方长官组织爱国民众“编造”各式各样的“讨夷公檄”，说尔等法夷在天津等地犯下“挖小儿心眼”诸般罪行，不自反省，还要“索取官长及百姓头颅以泄其愤”。我国政府“顾惜大体，仍讲和好”，但是，我辈爱国群众可不吃这一套，决“不甘与挖心挖眼之虎狼同国而居”。今已组织若干“义旅”，只待战斗在第一线的天津民众振臂一呼，我辈群众必将“约定日期，同心灭夷”！尔後，再由督抚出面安抚民意，“令众百姓无妄生事端”。云云。原来，朱采的建议乃是一个剧本，让民众唱红脸，政府唱白脸，以吓阻法国人。当然，若法国人不懂得欣赏戏剧，执意闹场，那咱也没办法，只好假戏真做，“集兵力，结民团”，大战一场了。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结局不太理想。朱采似因此伤心过度，大戏落幕不一年，他便悄然辞世。
先上车，不买票
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在编”人员，而类似今日之“临时工”，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幾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的干部（旧称老爷）们，又有幾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鞭之左右而已”。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後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不买票。
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贵重
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单靠一份工资，不要说中产阶级，大部分京官们的餬口养家都成问题。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外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亦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冰、炭两敬，属常年账目，细水长流，为数不巨。别敬是机动项目，乃动辄过万。曾任陕西粮道、河南布政使的张集馨，自撰年谱便记录了数次别敬的数额，平均一算，每次花费约一万四千馀两。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会送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堂官等高官，自不必论。有意思的是，授受之间偶尔也发生一些具有“人情味”的特例。例如带曾国藩出道的老大——穆彰阿，任大学士，入军机处，兼掌翰林院（高级干部培训中心）；大小官员向他进贡，数额惊人。但是，纯乎以官自肥，并非穆彰阿这种“权迷”型权臣的风格。为构建、维护和扩充权力网，他固然需要钱；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用于权力建设的“滚动开发”，不会单纯提现，以满足一己之私。对有才学、有能力的中下级僚属，他还能设身处地，少收甚至不收。劳崇光——国藩友，同属“穆党”——外放为道员（约当今日地级干部），临行至穆府道别，奉上别敬五十两。穆彰阿手一挥，说：州道小官那里送得起如此厚礼？此去好自为之，（发了财），来日回京再补行礼数不迟。
大佬们对油水丰厚的地方高官就没这么客气了。曾国藩以“中兴领袖”的身份入京，各处码头一拜，开销二万两。李鸿章、左宗棠进京，别敬花费各在四万两以上，算是中兴时期的豪举。所以，曾国荃说：“有时，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觉贵重，其势使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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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王辏г丝贾芯偃恕４文辏飨婢笥骺汀Ｆ涫保诰写罅μ岢凹杩嗄推丁保床灰晕唬⒁允导市卸硎颈穑壕薪灾薏家路蠢锍裢怍茫煌聿痛蠹叶汲运岵寺薏罚次奕獠换丁！靶形帐酢苯辛耸嗵欤鲋髟诓挥淇斓钠罩械辣稹Ｋ驷幔钟卫贾荨⑺罩荩谙谭峋拍耆碌执锉本渭踊崾浴Ｊ畮姿晔保蹶＇运便已成为湖南著名的新锐诗人，此後岁月也顺风顺水，恰如今语所谓：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但是，这次考试却令人失望，他被迫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紧急煞车。在京城四月的晚风里，在寓所法源寺的丁香花下，二十八岁的王辏г艘魉凶排笥训脑骸靶胁匦朐缇觯菀捉心辍保徊唤械揭徽笱Ｔ巍�
正当彷徨无路的时候，少年时代的朋友龙汝霖、李寿蓉找到了他。此时，他们都拜在同一个老大的门下——一个在肃顺家当家庭教师，一个在肃顺主管的户部任主事——正遵照老大的吩咐，四处奔走，“延揽英雄、以收物望”，家乡的大才子王辏г死戳耍裼胁桓辖敉萍龅牡览恚克氖乃甑乃嗨骋患蹶＇运，十分欣赏，当下便欲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王辏г税凉怯檀妫乱虼吮皇咳嗣羌シ砦般保送裱孕痪Ｋ嗨巢灰晕瑁炙狄ㄒ淮蟊是韪龉僦埃蹶＇运书生气重，并不想放弃再次会试、博一个进士出身的“正途”，再次谢绝。如此一来，肃顺更为敬重他的人品，以上宾待之。一次，升任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幹进京述职，专程到肃府送上五十两银子的“炭敬”；适逢王辏г搜话锶嗽谀炒ρ缫嗨臣捶愿佬熳趲纸疤烤础弊跸壬⒉恍硗嘎墩馐撬囊庵肌Ｒ桓霾颊埂嗟庇诮裉斓母笔〖陡刹俊矫矗掖虻ィ煌蹶＇运再矜持，也必因虚荣心被大大满足而窃喜不已。是故多年以後，王辏г艘殉衫衔蹋氲茏颖蔡妇┗墒拢诖擞探蚪蚶值馈�
王辏г瞬皇前灿谖卤ブ剑荒芮惺底餍┦虑椋芫醯枚圆蛔∷嗨场Ｆ涫保砉诙鄙拢逋⒋笥恰Ｍ蹶＇运乃向肃顺请缨，说要学习汉代张骞去作一番和戎的大事业。肃顺固然钦佩他的才识，但知道他并未研究过“夷务”，冒然前去，搞不好就毁掉一个人才，因此，“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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