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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当地团总传唤铭传之父刘惠到团部，踞坐马上，责问老汉近期“军需供应”工作为何屡屡延误。刘家世代都是普通农户，自开办乡团後，家中钱谷已被折腾一空，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供办；老汉据实禀告，并请求捐免。团总大怒，扬鞭立马，当众将老汉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严厉警告：若再延误，老不死的你可得小心着你的老命。老汉回家，且羞且惧，全家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适逢铭传自外归来，了解状况後，振臂而起，对众人说了句：我还不信就没天道王法了，我要跟他死磕！话音未落，十八岁的铭传已经纵身出门，直奔团部所在地，要找那无良团总单挑。
小伙子怒冲冲找到团总，下了战书。团总仰天大笑：哈哈哈，你小子有种！来来来，我的佩刀给你，真有种你就砍了我罢。团总身边，练勇簇拥，剑戟森严，他料想这个少年慑于形势，必然不敢接刀；孰知铭传眼明手快，不转瞬间，已握刀在手，再一转瞬，则刀起头落。随後，左手提着首级，右手挥动钢刀，铭传跃身上马，面对呆若木鸡的观众发表演讲：某团总为害乡里，兄弟我已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从今往後，就由兄弟我带领大伙儿办团练，愿意跟我干的站左边，不愿意的站右边，啥也不干的站中间。演讲毕，全场肃然。幾分钟後，掌声雷动，数百人争先恐後站到左边。自此，不管是抵抗太平军、捻军，还是与其他民团进行械斗，铭传率领的这支民间武装都能所向克捷，成为安徽境内知名的劲旅。後来，铭传带着这支队伍投奔李鸿章，更成为淮军中的第一王牌军。
七年後，铭传投到李鸿章麾下，南征北伐，战功赫赫，其所统领的“铭军”，遂成为淮军乃至天下的第一劲旅。
含冤的铜盘
同治三年初夏，刘铭传攻克常州。入城後，生擒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磔”（肢解）之，并入驻护王府。一日夜深，铭传未睡，闻得窗外丁当有声，如剑佩相击，乃掏出手枪，出外察看。下到庭院，除亲兵拥枪肃立外，别无人迹，而丁当之声不绝，不觉纳闷。循声追踪，发现丁当之声来自马槽，近前一瞧，却是马儿吃草，笼头铁环和槽沿碰撞发出声音。铭传心细，知道铁环、石槽相碰，发声不应如此清脆，其中定有蹊跷。便仔细观察这具马槽：其色，则黝黑污秽；以手叩槽，其声却“清越以幽”，如作铜鸣。铭传大奇，嘱咐亲兵将马槽擦洗干净，明日抬来见本大帅。
这具“马槽”，公元前815年铸成，学名为“虢季子白盘”，今日宝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铭传当日只知这件宝贝多多少少有些来历，具体怎么回事还搞不大明白。第二年，读了学者吴云的一篇论文，才知道：这个铜盘于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出土，被常州人徐燮钧购得，运回常州；太平军占领常州後，铜盘为陈坤书霸占，称镇宅之宝。淮军克复常州，打进王府，财宝妇人被士兵们哄抢一光，剩下这个幾百斤重的铜器，无人识货，遂作了马槽。铜盘来历搞清後，铭传心中狂喜，赶紧运回安徽老家妥密收藏。七年後，捻军被淮军消灭，铭传功成身退，隐居安徽大潜山，在山中建起一间“盘亭”，专门用来供奉这座铜盘。
故将军只拟在青山绿水间与此盘偕老，隐居期间，却闹了一出风波，铜盘幾乎不保。文物发烧友翁同龢听闻一介武夫刘铭传侥幸得了这么一件宝贝，牙根不觉发痒，乃托人示意，说要巨资收购。只是，世间并无缺钱的淮军将领，何况人称第一名将的刘铭传？因此，翁的提议被否决。不甘心，同龢又出一招，说欲与刘家结个儿女亲家，预备日後见机而动，玩儿阴的。名将当然洞烛机先，这条建议又被否决。明里暗里，路都堵死了，同龢索性耍泼，跑到西太後跟前说这个盘子是国宝，不该让刘家私藏，得运到京城里纳归国库。不让我玩儿，我让你也玩不成，此招够损；铭传不免恐慌，赶紧找到李鸿章，让他给调停。彼时鸿章还算有幾分薄面，一封奏折上去，朝廷也就顺水推舟，说铭传战功赫赫，这个盘子就当作军功章赏与他罢。
後来，有史学家分析光绪年间主和、主战两派龃龉的原因，说这个盘子也要付点责任；因为主战派的领袖正是翁同龢，而主和或曰缓战派的後台则是李鸿章，铭传则是鸿章手下的第一员大将。盘子就这样被冤上了，真是无辜。
将军刀下风流鬼
沈从文介绍他的故乡，如此写道：“一个好事的人，若从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一定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筸’的小点”；镇筸，即今日著名旅游胜地——凤凰。咸、同间，湘军中有四位出身镇筸、後任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的名将，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即是其中之一；若论战功之烜、官阶之高、名气之大，则宏富的战友田兴恕当为四人之冠。
兴恕幼年，本是要“从文”的，无奈应童子试成绩级差，并被学官摁在地上狠狠打了顿屁股，乃“愤而投军”。十六岁那年，兴恕便与五百镇筸兵一道来到省城，当太平军以地雷轰塌城墙、蜂拥而上之时，五百壮士挺身而出，浴血死战，将敌军挡在城外。兴恕表现尤为突出，受到巡抚骆秉章的大力表彰。二十岁，兴恕便独领一军转战江西，与太平军名将石达开周旋，以寡临众，胜多负少，四年後即升为总兵。咸丰九年，石达开自江西来攻湖南，兴恕率四千五百人回援，甫至邵阳，便被十万敌军围住。苦战八十日，未能突围，即将弹尽粮绝，于是，兴恕于营中精选五百人，号称“死勇”，与敌军决一死战；适逢自湖北赶来的援军从围外杀入，遂里应外合冲出包围，并大创敌军，石达开不得不“遁入广西”。此役後，兴恕奉命赴援贵州，战绩优异，升任提督，并兼署巡抚；一省文武大权集于一身，这年，他才二十五岁。年少官高，固然荣耀；但是，阅历嫌少，涵养稍欠，以致“予夺任意”，闯下大祸。同治元年，法国人文乃尔入黔传教，兴恕“恶其倔强”，不请示朝廷，将其就地正法，由此引发严重的外交危机。随後，他被革职，并发配新疆，途中经左宗棠奏留，他留在甘肃效力，又打了八年内战。自离乡从戎，至此他已在外征战二十年。所经之地，多为瘴疠之乡、苦寒之区，所对之敌，不是百战名将，便是苗、回劲卒；最终，勋章满胸，创痕遍体。不久，他便因伤逝世，终年四十一岁。
兴恕杀敌无数，不在话下，他还手刃过一位战友，则事甚蹊跷。兴恕“眉目英武”，是美男子；一日与副将某饮酒，彼人乘着醉意，越桌牵住兴恕之手，“语多狎邪”，竟要非礼他，兴恕大怒，拔出副官佩刀，“即席上杀之”。倘有好事者欲编龙阳佚事一类书，切勿落下这位“将军刀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副官。
不得好死的更生和尚
军人须具死志；死志，即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志。军人若死，只有两种方式：一死于敌，一死于法；法，即军法。除此之外，军人别无死法，否则，就不称其为军人。是故，无论古代现代、东方西方，不幸作了战俘，总是一种莫可解脱的尴尬，所谓生不如死。更可悲的是：未死于敌，侥幸逃生，回来後却被正法；既得不到烈士的美誉，也享受不了战俘的苟活，堪称不得好死。
李金旸，绰号“冲天炮”，以勇悍绝伦著名于时，是咸丰末期湘军中数得着的虎将。咸丰十一年春，他在赣东战败，率领残部易服改容，历尽艰险逃回南昌。自人文关怀的角度评价，此行是胜利大逃亡；以“武健严酷”（曾国藩早年处理盗案即以此为准绳）之心审判，此行先已“陷贼”，後则不无“通敌”的嫌疑。当然，现在的曾国藩，办事已非早年鹰迅虎猛的风格，并不愿对部下刻意吹求。只是，李金旸的部下张光照却到江西巡抚毓科那儿告了一状，说李金旸在逃亡过程中实有“通贼”情事。毓科不敢自行处置，将原、被告一并解送湘军大营，交由曾国藩裁定。两造对质後，曾国藩极力为李金旸辨冤，反而追究张光照“诬告统领上司”的责任，并将其就地正法。李金旸盛赞“中堂明鉴万里”，毫髪无欺，“感激至于泣下”。哪知道，次日中军传来军令：“李金旸虽非通贼；既打败仗，亦有应得之罪。著以军法从事”；不容分辩，随令而来的亲兵营哨官曹仁美当即将李金旸绑至大营东门外斩首。
先一日，听闻张光照被治罪，营中人士皆佩服曾国藩的“察察而明”。过一天，竟将李金旸砍了头，大家“无不骇怪”。有那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幕客忍不住要向他质询：“点解？”曾国藩从容回答：“李金旸确实是个人材。左季高（宗棠）平生不轻许可，也称其材可大用；可见一斑。不过，这人哪，越是块材料，就越要考虑‘若不能用，不如除之’这个问题。李金旸通贼，决非张光照一人之谣言，江西省内也是众口纷纭。鄙人既出人意料杀了张光照，不再杀了李金旸，又怎能‘稍顺人心’？”闻者心头一凛，诺诺而退。
不过，负责行刑的曹仁美曾被李金旸救过一命；当日行刑，便做了手脚，未将李金旸一刀斩死。黄昏时，李氏“扬帆而去，不知所之”。後来传言李金旸削髪为僧，法号“更生”，其妻其妾也都作了尼姑。
“苟活”是民权，不是官权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李秀成攻杭州，十门合围，粮断信绝，浙江巡抚王有龄惶恐无计，坐以待死。有龄虽立志自杀，而挂念百姓，恐其遭“髪妖”滥杀，尝与师爷商议：我写信给伪忠王，求他高抬贵手，放过一城百姓如何？师爷云：这封信可不好写。信中上款如何称呼，便费周章。称得不好（若“贼”若“伪”字样），他必发怒，怒则一通狂杀；称得太好（如“王”如“帅”字样），回头皇上还要误会您投降了他。有龄一想，这封信确实写不得，乃“捶心而叹”：算了，信不写了。杭城定不能守，我就坐在这儿，等他入城，看一眼他是何等人物，当面请他赦免了百姓，我再自杀罢。师爷再摇摇头，说道：此计亦不可行！此人若来，是万不会让你死掉的。因此，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不待与秀成打招呼便自缢了。秀成早已耳闻王有龄的事迹，有惺惺相惜之意，入城後即“冲到王有龄衙内，寻取此人”，终在抚署後花园找到他的尸体。秀成叹息之馀，令人整治棺椁，并在王氏亲兵营中点派五百人，给他们十五条船、三千两银子，嘱托他们将忠臣骸骨送回家乡安葬。
当时，布政使林福祥、总兵米兴朝也在杭州。二人不能战守，略似王有龄，而无王氏从容自尽、一死了之的勇气。秀成入城後将抚署改造为“集贤馆”，二人便在馆中住下，常与“贼酋”秉烛长谈，诸凡一己身世、“两国”大局，皆推心置腹，无所不及。十幾天後，二人“告辞”，秀成各赠三百两银子，他们“愧不敢当”，各领百两而去。临行赠言，曰：“今世不能为友补报，来世不忘”。二人离杭奔沪，凭着秀成手谕，途中一路平安。到了上海，他们竟捏造事实，将自己描述成“孤胆英雄”：“城破後，率众巷战”，後退驻内城“随同将军力战”，内城又破，乃“血战冲出”杭州，取道桐乡、嘉善（其地皆为太平军势力范围），历险而归。只是，他们被秀成优待的事迹早已传到上海，官方略作调查，便查明二人“通敌”的详情。不久，二人即被押赴左宗棠军营，以军法“从事”。
官，古称“牧民”，今谓“公仆”；辞气尊卑不同，意思却差不多：官比民多一点权力，也要比民多负一点责任——哪怕这点责任有时得用生命承担。“苟活”是小民的正当权利，命官则要负“守土之责”。林、米身为命官，却奢图“苟活”，当然错了。故曰：杀得好。
地道战的攻防与墨子
歌云：“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唱的是，在那广袤的华北平原下，千千万万“庄稼汉”埋伏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地道中，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令来犯之敌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鄙人幼时每闻此曲，则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恨不得立即挖出幾个地洞，将平日欺负我的幾位小友诱入洞中，痛击一番。只可惜身单力薄，毫无掘地之力，徒呼恨恨而已。年岁渐长，细思：地道战实非易事，但靠人力和简单机械，开掘规模如彼之巨、结构如彼之巧的隧道工程，简直是世间无两的人类奇迹。此盖证实了一条真理：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也。
湘军与太平军对战十馀年，也发生过很多次地道战，不过，双方没用地道打游击，而是用来攻城与守城。太平军永安突围後，挥师北上，连克道州、桂阳州和郴州，直往长沙方向杀去。攻克郴州时，有两万多“革命群众”加入大军，其中，有一千多位采煤的矿工。地道攻城，必须遵守流程：方案设计，隧道开掘，土方运输，炸药填装，引爆；适合做这些工作的，莫过于矿工。因此，郴州的矿工兄弟不啻“天父天兄”送给洪秀全的绝佳礼品。
但是，第一次地道战却不太成功。郴州矿工的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他们在长沙南门开了数条地道，四次轰塌城墙，最猛的一次：“城崩八丈（约合25。6米）”；可惜抢攻队员跟进不及时，被守军——此时非湘军，乃绿营军——用木头石块堵住缺口，没能攻破。太平军因地道未能奏效，自南边来援的清军又越来越多，乃决定放弃长沙，继续北上。太平军离开长沙，本拟经常德入湖北，夺得荆州、襄阳後，去河南开封建都。不料在益阳“捡”得五千船只，乃中途变计，顺流直下，攻取岳阳；在岳阳又“捡”到吴三桂留下的炮械军火，遂渡洞庭、越长江，往攻武昌。这一回，太平军汲取在长沙攻城的经验，工程兵和突击队衔接更紧密，一举用地道攻破了武昌，旋即顺江东下，又用地道攻下了南京。此後，庐州、吉安、杭州、义宁等城，太平军皆以地道攻之，每攻必克。
局面令人沮丧：敌军围城後，从容挖地道、填炸药、燃引线，城墙应声轰塌，敌军一拥而上，城破人亡。时人不禁哀叹：明知“贼”用此技，我军却无法防守，只好坐以待毙，“乌虖！岂劫数不可回欤？抑人谋未淑欤！”难道，地道还真就没法破了？
咸丰八年七月，李元度率七百人防守玉山，被两万太平军围住。其初，围军累土作炮台，“平击城上”，无奈城墙坚固，连攻两昼夜，其效不彰。二日後，围军停攻。元度登城，只听见自敌营传来嘈杂的“钲铙声”，边上有个老兵，大惊失色：“贼今穴地，用钲铙掩锄镬声耳！”原来，太平军在噪音掩护下，正施行屡试不爽的地道战。吉安、义宁前一阵就被地道攻破，元度眼见敌军故伎重施，却无法应对，不禁大恐。这一天在刺耳的钲铙声中度过，次日，元度渐能克服恐慌，静心思考破敌之术。苦思之际，探卒来报：地道已近城根。听到“城根”二字，元度的思路豁然贯通，振衣而起，传令：在对着敌军地道的这面城墙下，每隔二丈，挖一个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