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阳一直给我送到主路上，她跟我说她家征地补偿不了多少钱，妈妈非常犯愁将来的生计。我说：“你家有大棚吗？大棚补偿比较多？”
雪阳说：“我知道大棚补的多，我们家就三个大棚，我爸在外打工，大棚盖多了劳力也跟不上啊。现盖也来不及了，上头的人都聪明了，建设局的官在没说征地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录像机悄没声的录完了，你家有几个大棚人家都有录像记载的，都编了号了，新盖的一律不算。”
雪阳一直给我送到乡政府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大柿子，说是自家种着吃的，没有农药，已经洗好了。我拿起来咬了一大口，确实味道不错。雪阳见我进了乡政府的大门，追上来说了一句话，弄得我哭笑不得。这小丫头说：“你真的是乡政府的干部啊。”
我半开玩笑地说：“对啊，我是上面派下来的大学生，在这里任乡长助理，我官大吧。”
雪阳一脸羡慕地说：“我要是能考上大学，毕业也能到乡政府上班就好了，那样村里那些人就不能欺负我们家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说：“那你就好好学习吧。”
雪阳，今年十八岁了，只比我小一岁。遇到雪阳我常常在想，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很重要，虽然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她现在却离我这么近，应该说她离我的工作那么近。
雪阳在我要进到乡政府大门的时候，又叫住我，问我是不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点头，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非常愿意给你讲讲题。”自从跟淳于在一起之后，我明白了承诺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责任和枷锁，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轻易答应别人。
回复日期：2009…12…18 22：05：26
第九章
5、角落
不下村的日子，我就在乡政府机关里呆着，这里的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松散型的，比大学里还要自由些。规定是八点半上班，大家九点半才能到全。一般十点钟开始，很多女同志就把大电饭锅支起来，有煮苞米，有煮大馇子粥，有煮咸鸭蛋的，满楼飘香。十一点的时候，还没等食堂开饭，大妈大婶们的工间食就做得了，四处喊人来吃。等啃过苞米，就着鸭蛋喝完粥，食堂就又开饭了，这呼拉拉的一大帮人又杀进食堂吃猪肉炖粉条子。吃过中饭，大家都打扑克，打到两点，收拾一下，三点钟大家就该接孩子接孩子，该买菜的买菜去了，乡政府大楼里就冷冷清清，没有人烟了。
这就是我一天工作的常态，当然不包括应付信访等突发事件。由于很闲，我经常关起门来在办公室里看看书，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十分钟，就会有女同志来推门，进来就东拉西扯问这问那的包打听，一般情况下，我都是问十句，答一句。说不了一会儿，就又会进来一些人，之后就把我这个主人晾在一边，几个女人家长里短地说三道四，叽里哇拉地让我头疼。这之后再看书，我就到三楼的一个长年闲置的大会议室里，从满是灰尘的桌椅当中，抽出一套，清理干净，在靠窗的角落里学习。虽然连灯都没有，但对我来说就是世外桃源了，起码安静啊。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敲门进来了一老同志，我知道这年龄有些大的男人是农业办的郑副主任，是个股级干部，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这个级别，现在的公务员法里是没有这个级别的，但当时在乡里，这是个中层干部。
他东拉西扯的也没说到点子上，我就干脆问他有什么事，他支唔半晌还是没说出来，就告辞了，弄得我一头雾水。过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女同志，是财经办的会计，也是云山雾罩地说了一大堆，我只搞清楚了，这会计跟那郑主任是一家，男人没说出口的事，女人又来说了。我就乐了，问她：“彭大姐你们两口子有什么事就直说呗，我心眼直，你们两个都把我绕晕了。”
彭大姐叹了一口气，说：“张乡助，按说你是领导，你叫我一声大姐，我就把你当老妹，这事我还真没法开口，但这是俺们家老郑最后一次机会了，不得不跟你求个情。”
我一听事态严重了，就说：“您先说什么事吧。”
彭大姐说：“老郑在乡里干一辈子了，还是个自筹编制，眼瞅着快退休了，思思念念地就能想给转个行政编，退了以后也好有个着落啊。这自筹编乡里有余钱才能给开支，万一以后没钱了，我们老俩口咋整啊？”
我终于听明白了怎么回事了，但还是不解地问她：“那您跟我说有什么用呢？您不说我都不知道编制上还有自筹和行政之分。”
彭大姐听我这么说，有点疑惑，但终于还是张嘴了问我：“张乡啊，咱们乡好不容易空出个行政编，本来以为俺们家老郑能转成行政编再退休的，结果，你来了，把编占上了。俺也不瞒你，这事俺们找过书记了，书记说，你们选调生的编制是省里面有文件规定的，必须按行政编给落，如果不按行政编给落，要是告到上面去，领导是要挨处分的。”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这两口子是让我把行政编给让出来。见我不言语，彭大姐马上就说：“俺们家老郑转成行政编，马上就退休，退了之后行政编就又倒出来了，那时候再把编制还给你，你看行不？”
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我知道国家的编制可不是儿戏，像借钱那么简单。没看明白的事，我就先不表态，于是我跟彭大姐说：“这件事，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您先回去。编制这事，我想不能咱们想的那么简单，私下就能窜的。”
彭大姐临走时，非要给我一个大信封，被我温婉地推出门去。但她走后，我向组织部和人事局分别打听一下编制的事，我们占行政编确实是国家规定，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下到农村的大学生的基本待遇。说心里话，我对这种东西不是很在乎，我没有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打算，也用不着守着这点财政拔款吃饭。但毕竟这是我的东西，我就是愿意让给他，还是制度，还有组织，还有其他干部，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时心软，破坏了制度又让组织难做，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吗？如果我让给了他，以后有人来找我，我让不让呢？我觉得不能开这个口。
就在我下定决心之时，乡党委吴书记找我了，说的也是编制的事。吴书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都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地听着。吴书记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就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有三点意见，第一，我理解乡里和老同志的难处，也愿意为乡里和老同志做点什么；第二，这件事不能是我个人行为，必须是组织上的行为，乡党委会得有记载，写明什么时候把编制还给我；第三，下不为例。”吴书记满口子答应让我强烈怀疑我没要的大信封被他收走了。
我刚刚十九岁，刚参加工作就有了行政编，人家五十九岁，干了一辈子就为混个行政编。别人可不管你读过多少书，更不会管你素质高低，你来了就占编，人家就觉得心里不平衡，他心里一不平衡，就会想办法出这口气，我为啥不送个顺水人情呢让自己也舒坦舒坦呢。
虽然我坚持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其他干部知道，但还是走露了风声，因为，乡里的干部全是亲戚套亲戚，想在这里保密可比抗战时期还要难呢。这样，大家就对我的高风亮节表示出由衷的敬意，也格外偏爱起我这个人来，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融入了复杂的环境，跟这些半农民打成了一片。他们认为我把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让给了别人，对一些人无足轻重的对另一些人却是别人梦寐以求的，老郑大哥对我格外感激，但我坚持不收他的一分钱，我不是卖编制，我是让。
回复日期：2009…12…19 09：51：05
我俩为拉动中国内需做出了突出贡献。
回复日期：2009…12…19 21：56：02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楼上
发的照片，似乎是我们村头的八里庄大桥。
回复日期：2009…12…21 21：18：5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
生活就是生下来，活着。
没有必要为别人的事操自己的心。
回复日期：2009…12…22 08：47：56
很对不住大家；这都翻页了还没更新；回头我批评眼皮。
回复日期：2009…12…22 21：17：36
第九章
6、砌墙
这之后，雪阳来找过我，我工作也不忙，就抽时间给她讲了讲题。这孩子又送给我两个大柿子，我顺手递给她一个，一人一个啃了起来，雪阳的那一咬没想到柿子汁一下蹿出来，溅了我一身，雪阳非要坚持给我洗衣服，我笑着说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的。问了问她家里的境况，雪阳的眼圈红了，我往深里一问才知道，雪阳的老爸得了脉管炎，都不能下地了，征地之后，家里的生计就真的成了问题了。
村里的路我都熟了，见这孩子情绪不好，我送她回家，也顺便看看她家里的情况。雪阳的妈妈见我去了很热情，但确实没什么能招待我的东东，又洗了一盆柿子，雪阳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又请你吃柿子了。”
我说：“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火山下雪——柿子沾白糖了。”我这么说只是不想让雪阳觉得尴尬，没想到雪阳的妈妈真的切了一大盘柿子，并洒上了糖。雪阳的爸爸在炕上躺着，下身盖着被。这个家将来真的是让人犯愁，又不知道怎么能帮他们。我觉得不方便在这里久待，临走时，雪阳的妈妈提了一大袋子柿子，说是自己家大棚种的。
我灵机一动说：“大妈，你们家有几个大棚？”
雪阳妈妈说：“有三个啊，柿子种了不少呢，还有的是呢，你吃了了再让雪阳给你送去。”
我说：“不是不是，我哪吃得了这么些柿子啊，这样啊，我教给你一法子，但你不能外传否则就不灵了。”
我向雪阳妈妈面授机宜，再三叮嘱她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天后，区政府领导和拆迁办、建设局等各个职能部门在我们乡开了拆迁情况通报会。除了例行通报以外，建设局局长汇报了一个新情况，他激动地说：“谁说农民的智商，只能插秧！他们把政策研究得透透的了，红星村有一户农家，在自己家的大棚里面砌了墙，愣说自己的大棚是三季的，补偿款一下就多了两倍，他们家一共三个大棚，这得多少钱？三季大棚都是外面加墙，他们家在大棚里面加墙，明显是钻政策的空子，咱们当初录像的时候，也不可能录里面啊？你说现在这农民多狡猾啊？”
我一听心里既激动还有些紧张，我知道建设局长说的是雪阳她们家，激动的是如果政府妥协，雪阳家就多了几倍的补偿款，对他们将来的生计是个保证；紧张的是如果与会的各位知道这主意是我出的，非得给我个党纪处分不可，整不好这芝麻大点的官就得丢！
我是研究过拆迁文件后给雪阳家出的主意，按照拆迁文件规定，三季大棚的补偿款要比一季大棚的多好几倍，所以，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怕老百姓临时改三季大棚，都录了像了，因为三季大棚特征明显，就是大棚外面还有保温砖墙。但文件上又没说三季大棚的砖墙砌在里面还是外面。所以，就我就钻了个政策上的空子，想给雪阳家多赖点钱出来。
坐在会议室里，我也有些后怕，如果老百姓纷纷效法，那政府的损失可就大了，我的罪过可就重了。与会的成员绞尽脑汁，只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派人去做雪阳家里的工作，底线是给三季大棚的钱、拆墙、保密，但谁心里都清楚，农民的工作最难做，农民的保证也最做不得数，如果这事不抓紧，风声一露，那满眼将是里面砌墙的三季大棚，那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流出去了。所以，谁也不愿意承担做雪阳家工作的责任，因为，征地拆迁所有的工作都是要立责任状的，在谁手里出问题，就免谁的职。谁都知道农民就爱攀比，爱走动，这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工作太难作了。看着大家面面相觑，我清了清嗓子说：“这家工作我来做吧，我是新来了，跟老乡们不熟悉，但也没有矛盾、没有‘宿仇’，让我试试吧。”
领导见终于有人肯出头了，就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我们乡党委书记马上跟领导介绍我，说是新来的大学生、乡长助理。那领导就点点头笑着问我：“这可是要签责任状的哟，你有把握吗？能说说你打算怎么做吗？”
我淡淡地说：“农民这么做，无非是钱给闹的，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利诱呗，说好听点就是利益驱动呗。”
那领导展颜一笑说：“好，这事就交给……”领导显然在等我报上名来，但我没言语，我们书记马上陪着笑脸说：“她叫张乐川。”领导又接着说：“这事就交给张乐川办，办好了全区通报表扬。现在征地拆迁工作，从省里到市里都非常重视，大会小会地说，大家就得有这种敢于碰硬，勇挑重担的精神，现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干部，是不是也得像这位小同志学一学啊，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经历练咋能成长进步呢？有为才能为位，想提拔就得干出点成绩来。”
大家表情很有深意地看着我，脸上写满了等着看热闹的期待。我面无表情地听着领导的高谈阔论，只有彭大姐两口子一脸的担心，这倒让我心里平衡一点，没白把编制让给他们，农民兄弟还是有良心的。
我主动请缨倒不是要出风头，只是内心觉得这个乱子是我惹出来的，我应该摆平，如果真的变成了满田垄沟里面都是三季大棚，那国家损失可就大了，不判我个渎职罪才怪呢。
开完会，吃过中午饭我就去找雪阳妈妈了，两口子吃饭晚，我去了正赶上饭点儿，连忙招呼我跟着吃饭。我把来意说了，两口子放下饭碗，神情紧张地听着。我先是询问这件事告没告诉别人，两口子拍着胸脯保证，连亲娘也没告诉。我酌量着措辞，既把甜头给他们两口子，还得吓唬住他们，不能让此事外露。我说钱可以按三倍给你们，但墙必须拆，还得像砌的时候一样，夜半无人的时候悄悄拆，就像没砌过一样。此外，我再次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并吓唬他们说如果泄露了，家家都三季大棚，政府是不会给钱的，就是想给也没那么多钱可给，再说了，飞船都能上天，人家还测不出你啥时候砌的墙。最后，我说，如果这件事泄露了，我就会被开除，还有可能会蹲监狱，钱得退回来不说，你们也有可能跟着进班房，那就把大家都害了。这两口子吓得直张嘴，连连表示我是他们家的大恩人，他们咋能恩将仇报把我送进监狱呢。
工作算是做通了，晚上九点，我又到雪阳家，十一点的时候，我眼愁着两口子把墙拆了，晚上我就和雪阳住一张床，那床板硬极了，把我的胳膊腿都睡僵了，第二天一早醒来，我觉得自己像具尸体。
我赶到政府食堂去吃早饭，然后，怀里揣着雪阳妈给的手续和证明材料到征地拆迁办办理补偿款事宜，拿到三倍的补偿款，我给雪阳家里打电话让雪阳妈妈来取钱，雪阳妈妈十五分钟就赶到现场了，看着她签了字，按了手印，又在保证书上签了字，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直到红星村所有的征地工作都做完了，再没出现一户改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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