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但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划分高级和低级文官的积极意义，所以某些现代国家中仍然有类似的做法。
北魏孝文帝的官品析分曾经反馈到南朝，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对此期的制度传播和互动，应该给予足够的注意。这种互动也存在于北齐与北周之间。西魏北周顺应魏末的滥授和“双授”，发展出了文武散阶并立的体制，并令官阶与军阶一致化了。对这个进步，东魏北齐拒绝了前者，却学习了后者。这与梁武帝效法孝文帝的官品析分而创十八班，却拒绝了考课进阶制的做法相类，都属于政治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接纳和排斥。西魏北周显示了浓厚军事立国倾向，承魏末积习继续向将士“双授”军号与散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东魏北齐政权则继承了洛阳的文物人才，其“文治”色彩令其更倾向于维系“正规”和“常态”，包括散官的传统性质和文武职类的严格区别，当然客观上这反倒阻碍文散官的进化。
讨论至此，我们业已涉入“东西南北”（北齐、北周；南朝、北朝）的制度互动与隋唐制度渊源问题了。以往有一个通行的叙述模式：北朝在汉化进程中不断学习魏晋南朝，隋唐采北齐及南朝制度而不采北周。然而我们的南北朝官阶制研究，却提供了一些不尽相同的事实：北魏的官阶改革反馈到了江左，西魏的军阶改革反馈到了北齐。隋廷面对南北及东西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其官阶制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最终在唐初定型的文散阶、武散阶及勋官并立之制，最早是在北周初具形态的。概而言之，就“东西”而言，北周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就“南北”而言，北朝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
北周对隋唐的制度影响还不只散阶制而已，还见于兵制、爵制、法制、官制等更多方面。这说明北齐的制度和文化水准虽胜北周一筹，但北周官僚政治也并非一无可取，其探索创造之中，仍然包含着足以令北齐取法和隋唐继承的地方。学者或说北周的政治文化精神对隋唐社会文化的影响最大，或说宇文泰、苏绰改制有“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之功，这都可与“东西”制度异同优劣问题一并观察。至于在散阶制、考阶制，以至法制、监察制、学校制、均田制、府兵制众多方面，北朝都深刻影响了隋唐制度，则显示了北朝相对于南朝的更大政治活力。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就是在文学方面，到隋、陈对峙时北方也已胜过南方了。
在南北朝史研究上，学界现有“南朝化论”和“北朝主流论”二说。看上去矛盾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可以并存互补、相得益彰。“南朝化”论指出，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发展上承南朝，而来源于北朝部族传统的那些特点则日趋淡化。这个论断符合各少数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的一般发展趋势，即“汉化”或说被华夏文化所同化的趋势。而“北朝主流论”则揭示，华夏政权每每周期性地由盛而衰，而振作衰颓的动力有时就北方少数族的入主，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体制的衰败时代，最终以北朝为其“历史出口”，就证明了这样一点。具体到本书对官阶制的考察，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作为唐初散阶的直接来源，北朝是“主流”之所在；但此期散阶发展以武号为主导，散阶的授予以武人为对象，这毕竟显示了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并非传统政治的“常态”。世入李唐，文散阶逐渐凌驾于武散阶之上，文臣逐渐凌驾于武将之上，这便是“南朝化”意味的动向了。既非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也非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而是专制皇权所操纵的“士大夫政治”，最终主导了隋唐散阶的发展方向。
较之汉代禄秩等级的“职位分等”性质，唐代散阶制属于“品位分等”，但由前者到后者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演进，中间还隔着一道魏晋南北朝的曲折。在为中古时代区分了两种“品位分等”之后，便可为唐代散阶制更准确地定性定位了。相对江左五朝的维护士族门阀的“门品秩序”，我们把军阶和北周的文散阶另行称为“官品秩序”，后者更富于功绩制色彩。唐代的文武散阶，上承的乃是北周的军阶和文散阶，它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的范畴之内了。唐代以品级、本阶、勋官、封爵等与职事官相互为用，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复合体系，它为帝国的官员管理提供了更灵活的手段。正如王德权先生的论述：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而散位的高低具体地反映在各种官人待遇的等级中，形成‘考绩…散阶…待遇’间的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高待遇。若将唐制特别强调考绩一事置于此一联系里加以观察，就显得是极具意义”，这“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62＇。
但另一方面，与“等级附丽于职位”的汉代禄秩相比，唐代散阶制毕竟为官员提供了从属个人的品位，具有“以人为中心”的性格，这就显示汉唐官僚政治的形态差异。唐制：“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63＇以“劳考”进阶发生在居官之后，而入仕之初所叙散阶，主要取决于门资，所谓“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64＇。正如池田温所论，唐代官阶的特质是一种“身份官人制”，因为官人由官品而来的待遇，超过了与职务有关的合理范围，而泛及于生活的全体，这便是它与近代官僚制的相异之处。这种对品官的优待，并不是针对职务的保障，而不外乎表示附属于品官自身的身份特权＇＇65＇。唐人经常说“置阶级所以彰贵贱”＇66＇，这个时代的散阶制依然散发着贵族身份的气息。由此看来，散阶制的演生，也是历史发展中官僚阶级所获权益的一部分。
五、一个尝试：传统官阶制的五段分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官阶制发展，已扼要叙述如上了。以此作为基础，我们还打算对中华帝国的历代官阶变迁，做一个宏观的鸟瞰。这个展望依然要借助于“品位分等”、“职位分等”这些概念，它们的“以论带史”之功，足以使形形色色的官品官阶，暴露出了某些原本晦暗不清的面貌，并使潜在的“阶段”呈现出轮廓来。
由此所呈现出来的阶段，就我们所见大略有五：一、先秦时代；二、秦汉时代；三、魏晋南北朝时代；四、唐宋时代；五、明清时代。这个段落划分，初看上去与一般通史教科书的章节了无大异，不过具体说来就不同了。在我们的观察结果之中，历代官阶制的形态和倾向变迁并不是一个直线前行的简单历程，它们有其起伏不定的波峰和波谷，并涉及了“品位分等”、“职位分等”和“自利取向”、“服务取向”各自份量的此消彼长。前面几节中，已简略交待了第一阶段的情况，着力阐释了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情况，因有必要再为唐宋和明清两个段落，提供必要的叙述。
在唐朝初年，文武散阶制度就相当成熟严整了。不过在传统政治中，涉及官僚权益的名号位阶都有一个渐趋猥滥的规律，秦汉的二十等爵、魏晋南北朝的散号将军都曾越授越滥，唐代的文武散阶也未能免俗。唐代中期的“泛阶”做法，也导致了散阶的猥滥和贬值，包括俸禄在内的种种待遇只好向职事官品转移。但在政治形态尚未发生决定性变化之时，官阶的“品位分等”色彩并不会骤然淡去。以“职”为实，以“散”为阶的制度衰败之后，以“使”为实、以“职”为阶的新制一波再起。随着“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三省六部官、御史台官、卿监长官、诸卫大将军等等官位，借助“检校”、“试官”、“加宪衔”等等，而开始另一类形式的阶官化，它们开始变为“使职”的“阶”了。在唐末五代，甚至连一些使职本身也阶官化了。与散官构成的阶官相类，这种由“带职”构成的阶官，也发展出了一套年考成资、依资改转的成熟制度＇67＇；在散官构成的散阶因贬值而变质之后，这明显构成了一种代偿性的机制＇68＇。
宋代初年承袭了唐后期的情况，散官几乎仅仅是荣号而已；至于本官的官阶则使用三省六部官名，是所谓“寄禄官”。宋太宗时“始定迁叙之制”，所制订的官阶包括“文臣京官至三师”共42阶，“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共27阶。朝廷向寄禄官发放俸禄，向任职的“差遣”发放职钱，二者共同构成了官员报酬＇69＇。由于职钱已经依“差遣”而定了，所以有人认为这兼采了“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之长＇70＇。然而这时依然存在跟人走的品位，仍有大量的官僚权益从属于“本官”，我们认为这依然是一种“阶职分立制”。到宋神宗元丰改制的时候，又重新启用了开府仪同三司到承务郎等散官作为本阶，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又回到唐初那种以散官为阶官的办法上去了。如前引杨树藩之论：宋代“其阶职分立制之运用，较唐尤佳。宋定三十七阶，除每阶附以阶称阶品外，并以‘阶’来定俸额，通称‘寄禄官’。官府编制之职称，曰‘职事官’。按职事官大小、职务性质定津贴，通称‘职钱’。同样性质之职官，支同等之职钱。阶俸则不然，视出身之高低，年资之深浅，考绩之优平而定。如此既区别劳考之分序，又顾到同职而同酬，堪称良制。”
唐末五代进一步荡涤了士族和贵族因素，宋代科举制的繁荣标志着“士大夫政治”的发达成熟，其时的官阶制相应也多了一些理性行政色彩。但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唐也好、宋也好，其时的“本阶”毕竟都是以“人”为本的，从而有异秦汉禄秩从属于职位的情况。邓小南先生指出：中晚唐的“职事官通用为赏”造成了职事官的冗滥猥杂和队伍分化，既有治本司事者，又有带本官充他职者，更有坐领俸禄者，这成为宋代以职事官为阶官、以差遣任实职的直接原因＇71＇。孙国栋先生也曾论及：唐代用以叙品阶的散官，由于后来授受太滥，不为人所重，不得不以中央职事官作为赏功勋、叙位望的空资格＇72＇。唐代作为阶号的散官本来就官职，中晚唐叙品阶的散官猥滥了，然而仍然“不得不”用某种官职来叙品阶、系禄位；承唐而来的中央职事官“冗滥猥杂”，到了北宋依然无法克服，其实反映了两朝政治情态的一脉相承处。从专制和行政角度看“职位”首先是一份责任，薪俸能少给就少给以省钱增效；而从官僚私利看“职位”首先是一份享受、荣耀和地位，尽量多拿钱不干事才好呢，能让儿孙接班就更惬意了。假如后一要求占了上风，就可能导致“以官为阶”的变迁，官职本身变成了品位。唐宋的“阶职分立制”，都对应着其时官僚较淡薄的“服务取向”和较浓厚的“自利取向”，因而都可视为历史发展中官僚所获特权的一部分。
可以用更多事实，来旁证唐宋官僚为一己权益猎取了更大保障，获得了“自利取向”的更大空间。宋人洪迈说：“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并举李端愿长达凡41字的头衔为例：“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73＇。其实自南北朝到唐、宋都是如此，不只是晚唐、五代余习，且超过41字的都不算希罕事。官僚结衔时的成串成堆名号，诸如“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驸马都尉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赠太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之类──要是像今天那样印成名片的话，非得印成那种折叠式的不可──以及散官、勋官、封爵、检校官、寄禄官、祠禄官、加宪衔、功臣号、提举宫观官等充斥于职位之外的情况，都是秦汉官僚所梦想不及的。秦汉帝国还未及炮制出花样繁多、五光十色的名号头衔，来满足官僚们的夸示荣耀与维系品位的需要。
唐代科举制的加速社会流动之功，历来为人瞩目，但绝不能以此低估了门荫和世袭的份量。爱宕元说：“唐代前期，官僚化的主要倾向是靠祖、父的官荫而入仕。”＇74＇吴宗国先生指出，在唐初的官吏选拔上科举并不占重要地位，唐后期进士科又“变成了公卿大臣用来世袭高位的工具”＇75＇。将之与宋代“恩荫之滥”一并观之，则唐宋官僚的“贵族化”宛然在目，尽管宋代其“贵族化”程度又低落了不少。南北朝出现以官当刑的“官当”制度，到了隋唐就更臻发达了，职事官、散官、卫官及勋官一一折算、毫不吃亏，甚至历任官都可当罪，以官当罪者期年后但降先品一等叙，从此又可消受种种特权了。宋代官员也不逊色，同样可以用现任官或历任的官、职、差遣抵徒罪若干年。唐代的“以理去官”之制，给了那些无罪过离职的官员以更多保障。对解职官员依旧拥有特权的制度，瞿同祖指出这显示了“官职是一种身份”，并进而评价说：唐宋“办法较前代为复杂，而对于大官的优待亦较前代为厚。……唐、宋官当法优礼官吏可谓无微不至”＇76＇。唐代对官员实行退休时赠以高一级散阶的做法＇77＇，唐宋官僚在致仕后都享有半俸待遇，宋代官员还可享受“致仕荫补”、申请恩例，还有“加官致仕”或“带职致仕”制度，退休时升迁寄禄官一资或一阶，甚至还有升二等、三等者＇78＇。赵翼有论：宋代制俸“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79＇这与秦汉君王“厚自封宠，而虏遇臣下”、“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正成对比。有的学者认为，汉代不仅小吏，甚至高官月俸亦较唐宋微薄。当然宋代的经济有了不小发展，大官小官们没功劳也有苦劳，其待遇也该比汉代丰润一些，“先富起来”；然而其时官僚待遇，是与经济发展不成比例地膨胀开来的。宋王朝官额之冗，宋人都叹为“病在膏肓”＇80＇，其祠禄之制、恩荫之滥、恩赏之厚又何尝不是如此。宋代真是个当官的好去处，官迷们都不妨到宋代去试试“发展”。钱穆先生评论说：宋代“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汉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于宋而令长过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81＇
若把秦汉与唐宋相比，则其间的政治差异是很明显的。日人大庭修对汉制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82＇秦汉冗官不多，任务既确定又具体，这个特点确实相当醒目。大庭修将之归结于“官僚制发展的表现”和“初期阶段的特点”两点，颇具启发意义。战国官僚制发展呈现了“穷其极致”的强劲势头，正如法家对法制、效率之极意寻求所显示的那样。秦汉官僚队伍昔日“府史胥徒”，“以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