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绝色赌妃(完结)- 第1部分

《穿越之绝色赌妃》
这年头，姐姐妹妹都穿越了，好吧，那咱也穿了吧。　不懂历史，不懂政法，那咱就架空吧。　不会做菜，不会画画，只会打游戏，玩扑克，那咱就带两副扑克牌穿越吧。　人家开酒店，开美容店，那咱就开个赌坊吧！　题名为异世赌馆，口号为：为普及扑克牌事业而奋斗终生！　迎宾用美女，端茶送水用美男，再做几个毛绒熊熊做吉祥物……　努力把赌场开进京城，开进皇宫，开遍全世界……　不过在这之前，得先想办法填饱自己的肚子。　罢了，小子，算你走运了，本姑娘决定先傍你了！

作品相关　资料—官阶制度研究1

　　　　第一章品位与职位

　　　　这一章既然位于全书开头，理所当然应该交待全书的思路和主题了，“开宗明义”好像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首先打算跟大家交待的，是几个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全部讨论就是围绕它们而展开的。然而概念和模式只不过是研究者预设的工具而已，它们顺不顺手、好不好用，只能就具体的问题和对象而言，或说只有和史实融合起来才有意义。所以在“开宗明义”的时候，还不能不对相关史实，也就是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发展的各个要点，加以交待。所交待的各个要点，既被用来证成分析工具的可行性，此外也打算再进一步，再就历代官阶制的宏观变迁提出一些展望推论。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变迁的那些概述，其论据都此后各章各节的专门考察；最后则是对整个中华帝国官僚等级制的鸟瞰，它包含着一个五阶段的分期模式。

　　　　让我们说得再简单一点儿，这第一章里包含着三方面内容：第一、全书分析框架的阐释说明；第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的变迁概述；第三、对整个中华帝国官阶制度变迁史的分期尝试。基于这种结构安排，读者就可以把第一章看成是概论，其中包含着此后各章的浓缩，而把此后的各章视为分论。虽说这会造成本章与后章内容的某些重复，但也能为阅读提供不少方便：可以让读者早点儿了解全书概貌，以免被过早遭遇的琐屑细节淹没了一以贯之的观点。相应地，习惯上被置于书末的结论部分，也等于是放在了本章，在全书的结尾是找不着的。作为分论的各章中有许多考证辨析，连作者自己都厌烦着它们的琐碎枝末，大多数读者恐怕也不会兴味盎然。在新房子矗立之前少不了挖土奠基、砌墙安门、上梁铺瓦一类活计，但它们不是所有嘉宾的参观对象。要是真没兴趣的话，浏览第一章就足够了，掩卷之余的宝贵时间尽可另作它用。

　　　　一、品位与职位

　　　　本书把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官僚等级制度，或说官阶制，作为叙述和研讨的对象。

　　　　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僚等级，那么汉代以“若干石”构成的禄秩等级、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品之类，马上就会浮出读者脑海吧。对禄秩和官品，各种政治制度史的专著一般都辟有专节介绍；同时还有那么多的论文，直接或部分地涉及了它们的细部考析。有关变迁好像不怎么复杂：汉代的禄秩等级已经很严谨了，大略有十七八个层次；魏晋以来出现了九品官品，构成一个较大转型；北魏孝文帝进而把九品官品析分出了正、从、上、下共30级；此后还有梁武帝别出心裁创十八班制，以及西魏、北周参照《周礼》改用九命、九秩等级的事件。隋唐以至后世，继承的是孝文帝所创之法；但为了简洁起见，也有略去上下阶而仅存正从十八等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级差调整、名目改换过程，看来都已一清如水、尽人皆知了，此外真的有什么剩义可发，足使一部新书成为必要，而不至陈陈相因、遭“著书而不立说”之讥吗？

　　　　确实，官品官阶什么的看上去有点鸡零狗碎，研讨的余地不怎么太大了。不过就像研究宇宙和研究粒子是等价的工作一样，论题价值不一定就取决于题材的巨细，价值的大小也在于如何发掘处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事物的任一片断都包含着整体的全息。对官阶制同样可能找到某种视角，得以用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材料，从而为这个论题注入一些新意。

　　　　“分科分层”是官僚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它提供了一个分配权力、责任和资源的等级架构，同时也提供了官僚个人获得报酬、地位和声望的基本级差＇1＇。在有些场合，文官的待遇和职权级差的影响大致只限于政府组织之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官阶制的影响还可能变本加厉，进而还成了社会制度的骨架＇2＇。古今中外各色官阶制的千差万别，都能折射出其时政体的不同形态和倾向来。较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官署和职掌之上，新近的创新寻求又提出了“运作机制”、“政治文化”等等论题；除此之外，我们以为官僚等级制的研究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同样是一块值得继续发掘的沃土。

　　　　汉代担负监察任务的刺史秩六百石，受其监察的郡守国相则秩二千石。这种等级安排极具匠心，并被顾炎武称之为“百代不易之良法”：“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有些官位被置于崇高的品级，但实权却给了另一些较低的官员，某些时候三公与尚书令就是这种情况。这个精心设计就显示出了传统政治的特色：既要优礼笼络年高德劭的大臣元老，又要保证政务的高效处理、维持皇帝对权势的予取予夺。有时文臣、武将在官品上平起平坐，但实际位望高下悬殊，在历史后期尤其如此。担负实际事务的胥吏们不仅是行政地位较低而已，还在身份上被视为士大夫的“另类”，在等级制上以“流外”形式与士大夫划开鸿沟。这些也都是传统政治特质的折光。官僚们依照等级被授予了种种权益，其中一部分相当薪俸，此外衣饰、房舍、舆马、仪卫、礼节、丧葬等方面的礼遇差别，法律、经济和文化的种种优待，还进而表现为特权。

　　　　套用“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老话，不妨说在传统中国是“官僚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管理者的政权”＇4＇。我们当然并不会贸然接受“治水社会”、“亚细亚的停滞”等说法，不过两千年中专制集权体制和儒生官僚体制的存在及其连续性，确实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权重，它使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相对大为减小了。曾有人断言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这未必是全部的真实＇5＇。在讨论中国法律的阶级性质时，瞿同祖先生指出：“八议者，其他官吏及上述二种人的亲属，因其法律上特殊的地位，我们不妨称之为法律上的特权阶级。”＇6＇政府里的官位高低同时也是社会上的贵贱尊卑，官僚明确无误地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支配阶级；进而今人的官僚等级制的研究，也就显示了更大一些的意义。

　　　　仍来看瞿先生发人深思的论断：“贵族官吏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及种种特权已如上述，最令人惊异而感兴趣的是以官抵罪的方式。官职以今日的概念言之，原是行政上的一种职位，在古代则视为个人的一种身份，一种个人的权利……若从去职的官吏仍能享受这种特权的一点事实来看，我们更可以看出官职是一种身份，是一种权利，罢官所丧失的只是某种官位的行使职权，身份权利则属于个人而永不丧失，除非有重大的过失而革职。我们或可说在通常情况之下所丧失的是职而不是官，所以致仕官的生活方式同于现任官，法律上的种种特权亦同于现任官。”＇7＇这段叙述，提示了一种“官”、“职”有别的观察方法，“个人的一种身份”、“行政上的一种职位”被区别开来了。这很有启发意义。

　　　　于是，我们离本书“官阶”论题所采取的视角，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由上述“官”、“职”两分或“身份”与“职位”两分的思路，我们将进而揭著“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概念，它们是从现代行政理论的“品位分类”（personnelrankclassificationsystem）和“职位分类”（positionclassificationsystem）引申而来的。

　　　　现代文官等级制有所谓“职位分类”概念。它首先涉及工作种类、工作简繁、责任轻重、所需资格及报酬等分类标准＇8＇。并且，“许多国家虽然也有职系和职等、职级的划分，但是只限于工资类别和等级的划分，同职位分类不一样。职位分类与工资等级的不同在于，职位分类的内容不限于工资待遇，更重要的是要规定每个职位的工作标准、工作责任、所需资格、考核标准、奖惩措施等。”＇9＇为此，就要对每一职位进行科学的评估和归类，这是个相当复杂的工程＇10＇。不过若将“职位分类”只看成“明确的指挥体系”（chainofmand）和“工作内容的明确规定”＇11＇，便容易忽略另一重要特征。“职位分类”之不同于一般“工资类别和等级的划分”，还不仅仅在于在它具体规定了各个职位的权责、资格、等级与报酬，建立了职门（service）、职系（series）、职级（class）、职等（grade）的体系；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和所谓“品位分类”＇12＇的比较中显露出来的。

　　　　“品位分类以‘人’为中心，依地位高低来分类和定待遇，职位分类以‘事’为中心，依工作职责和贡献大小分类和定待遇”＇13＇的说法简单了一点，另一些阐述更为清晰详明：

　　　　西方国家文官系统的结构类型分为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两种。

　　　　在品位分类结构中，文官既有官阶，又有职位。官阶标志品位等级，代表地位之高低，资格之深浅，报酬之多寡；职位标志权力等级，代表职责之轻重，任务之简繁。官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官无职、有职无官，更可以官大职小、职大官小。总之，品位分类是以人为中心的，着眼点在人而不在事。

　　　　在职位分类结构中，文官本身的等级和行政部门中职位的等级合二为一，官和职融为一体，不存在品位分类结构中那种独立于职位的官阶。……总之，职位分类是以事为中心，等级随职而定而非随人走。＇14＇

　　　　品位分类制最主要之特点──是对“人”的分类，而非对“事”的分类。对“人”的分类，系指对人员的品级官阶加以区分，而不涉及各等级人员所担任之“事”，即工作职务的分类。

　　　　品位分类制重视人员的品级、官等、年资与资格，而不是工作职责的性质与程度。人事行政学者多强调品位分类不是工作职务与责任的分类，而是人员的资历与品级的分等。＇15＇

　　　　那么“职位分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级不随人走”，就在于“官和职融为一体，不存在品位分类结构中那种独立于职位的官阶”。在这里，职等、职级的等级都是从属于职位的，它们不是文官个人的等级，所以若无职位，便无等级可言＇16＇。比如说：“美国文官的等级具有职位属性，而没有人身属性。这就是说文官的工资级别一向是跟职务而定的，文官本人没有级别。工资随职务而定有按劳付酬的好处。”＇17＇

　　　　至如“品位分类”的特点，可以随手拈来军衔制作为例子。军衔与军职分离为二：上将、中校、少尉之类军衔是从属个人的品位，师长、团长、连长等军职才是系以权责的职位。中国在1956年7月向国家工作人员颁布了30级“职务等级工资制”。在这个制度下，同样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及工资待遇却可能大不一样，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由此而生；若逢工作调动，这位前任局长或县长的“行政级别”将跟着他到达另一职位。这种“行政级别”，也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品位分类”。在上述情况中，职位确定权责和任务，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和报酬。由于二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常能看到官大职小、职大官小的事情，甚至有官无职的现象。

　　　　品位分类是以“人”为中心的，结构富于弹性，官阶的存在给了文官较大的稳定安全之感，职务变动也不致丧失位阶、待遇下降，而且它比较简单易行。职位分类则以“事”为中心，因而避免了同品文官职位不同、因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它强调专才专用，重视科学管理与效率，保证公开性与民主性。所以学者的如下说法就不足为怪了：从历史看，“在开始实行常任文官制度时，一般都采取品位分类结构”＇18＇。较早出现的官员等级制多呈品位分类，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地位。“品位等级代表人事制度中升迁与待遇之地位，位高者权重，优遇荣宠，自属荣耀之事，故古代文官莫不以获高官厚爵为荣，品位秩等适足以满足此等希名求位心理而鼓舞其上进。现代文官固然不以热中名位为根本要图，但公务人员在品位观念影响下，仍以享有品级地位为荣，是不容否认的，在这方面，品位制确比职位分类制更具激励作用。”＇19＇

　　　　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始于英国，这时的文官制度就属于“品位分类”＇20＇，人们或以“绅治型”、“贵族型”概括之，说它“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21＇。英国文官制形成较早，残留着浓厚“绅治”、“贵族”色彩并不在意料之外。台湾公务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几大类，每类又分若干阶，这也是“品位分类”的例子。台湾学者把它称为“名器尺度”＇22＇，这种论调，传统气味扑面而来。此外日本曾把官吏分为敕任、奏任、简任三大类，亦属同类。不过在60年代末英国文官制已向“职位分类”靠拢，台湾、日本在数十年前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型。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向“职位分类”的过渡，不过刚刚开启而已。美国则早在20世纪初就率先推广了“职位分类”，其文官体制被认为是这种分类的典型＇23＇，而且和美国政治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息息相关＇24＇。有一种文官制度的分类，把德国、法国的称为“官僚型”，把英国的称为“贵族型”，而把美国的称为“民主型”＇25＇。当然，“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者其实也是利弊相兼的。最新的动向显示，以效率为目的并强调按劳取酬的“职位分类”，实践中也存在着改良余地＇26＇。

　　　　“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已经简介如上了，继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对中华帝国的官僚等级制研究，这些概念到底能提供什么启发呢？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相当精致发达，其等级制度是相当完备的。虽如前述，传统的官员等级制大多采取“品位分类”形式，不过若从品级从属于职位、还是另有“从属于个人的品级”这个区别着眼，那么即使在本书所论的汉唐官阶制范围，还是能看到复杂得多的情况。进而再把“职位分类”重效率、以“事”为中心，“品位分类”重“身份”、以“人”为中心一点纳入考虑，我相信就能够提供一个新鲜视角。本章下一节就将提供一些情况，显示秦汉以“若干石”禄秩来标志的官僚等级，具有从属于职位的意味；同时唐宋“散阶”则构成了另一类型，它作为官僚们的“本品”，无疑就是跟人走的“品位”。那么“品位…职位”框架，看来就是个很便利的工具，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汉代禄秩和唐代散阶之间的差异，从而为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官阶研究注入新意，收“以论带史”之功。

　　　　不过若把“职位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