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亮。那重重的笔迹，把封面双层纸也印下了条条小沟。打开第一页，是一首手抄的小诗：
天上星，亮晶晶，
我站村后望北京，
北京有座大楼房，
爹住楼里想亮亮！
字迹比门上、窗上的粉笔字要工整得多，看来是新近写的，只是最后那个大惊叹号，歪歪地快平躺了，一定是写累了的缘故。
这一笔一划拼成的方块字，凝聚着一个农村孩子多大的决心和毅力！
方涛正在细心欣赏，海亮从门外进来了。他的外貌还是不佳：头发灰蒙蒙的，衣服上沾着泥斑，膝盖上又是两个磨破不久的窟窿。他是奶奶叫回来的。奶奶已告诉他爹爹回来了。但他一见到方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偷偷瞥了一眼两只不大干净的小手，站在门边怯生生不敢进来。他一定还想着去年方涛打他的情景呢！方涛心头一热，大步跑过去，一把抱起他，亲着他的小脸蛋连声说：
“孩子，好孩子！”……
柳霞天黑才回来。方涛以为她是给孩子们改作业误了钟点，联想起郑叶爱人的不幸遭遇，劝她以后宁可把作业本带回家来改，也不要摸黑走路。但柳霞苦笑着告诉他，就是没有作业本要改也回不来。校方有规定，为了限止“资产阶级法权”，教员不允许在贫、下中农收工以前离校。
柳霞解释着，水也不喝一口，拿起扁担、长绳就往外走。
“哪去？”方涛问。
“挑柴。生产队今天下午分了棉秸。我回来时，远远望见地头留着两堆柴，恐怕是我家的。”
“分柴？怎么也没有人给捎来家？也不通知一声？”
“哟！好大的口气。”柳霞笑笑，“你是什么官？要人伺候啊？”
“那，我去。”
“你不知道在哪儿。”
“那，一块去，我带上手电。”
门外，朦朦胧胧还有些亮光。过了桥头，果然能望见河东地头似乎堆着两堆柴。两人快步过去，拿手电一照，正是棉秸，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柳霞的名字和棉桔数量。
柳霞把小纸撕下，放进口袋，熟练地用长绳把棉秸捆成两大捆，轻轻插上扁担。
“霞，我来。”
“不用。你长年坐办公室，一下挑这么多，不习惯的。”
“那你，你不太累么？”
“累？傻。你不在家，我还不一样干？”柳霞顿了顿，继续说，“有你在旁边，我就满足了—；—；心满意足！”
柳霞说着就蹲下身，肩贴扁担一顶，把棉秸挑上了肩。
“我就空着手跟你走啊？”
“给你个任务，给我照路！”
方涛赶紧打开手电，紧随在柳霞身后执行任务。
小河在旁边静静地流着，寂静的田野里，只听得柳霞清脆的声音在响：
“傻，照路上，别照我的脚。”
“傻，一下子又照这么远，我是千里眼哟？”
“好！涛哥，完全合适，这回可以给你打百分。”
“注意，又偏了。”
“咦，手电光干吗老晃？傻，你不专心打手电，老看着我干吗？”……
柳霞的话可真多呵，她不停地指挥着方涛，温柔、亲切、有时带着甜甜的责备。小星点点。月儿象一弯银钩挂在西天。扁担在淡淡的月色星光下一闪一闪，两捆棉秸也在扁担两边有节奏地上下颠簸。柳霞微微仰着脸，小跑步般不停往前赶，任晚风轻轻地掀动着耳边的散发。脚踩在高低不平的河岸上，如履平地……。
“呵，亲爱的霞，今夜的你是那么精神、那么快乐、那么活泼，而唯一的原因，就是有我在后面给你打手电。……”方涛默默地想着，眼睛模糊了。
深夜，临睡之前，柳霞忽然走到方涛身边，调皮地一笑，说：？？“等着，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她象小鸟一般飞跑到衣箱前，掏出钥匙，打开箱子，用脑袋顶着箱盖，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小的包裹。
她走到床边，把包裹放在床上。包在外面的是一条她结婚时用的花头巾。打开头巾，还包有一层纸。柳霞瞥了方涛一眼，甜甜笑着，背过脸，用身子挡住方涛的视线，迅速打开纸，又猛地回过身，说声“看！”，把一件天蓝色的毛衣捧到方涛眼前。
“毛衣！又给我织了一件？霞，你真好。”方涛高兴地说。
柳霞打开毛衣，双手执平贴到方涛胸前，深情地说：
“涛哥，这是我给你的，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
“霞，说什么傻话。我身上的毛衣、毛背心，那一件不是你织的、你给的？”
“不，这一件跟过去的不一样。这是真正的、完完全全我送给你的毛衣！”
柳霞告诉方涛，这是她第一次拿到代课工资后买了毛线给方涛织的。过去，毛衣虽是她织的，但毛线都是方涛寄回的钱买的。她虽然也挣工分，但最多抵点口粮钱。而今天，她也拿到工资、拿到现金了！她也可以用自己挣的钱买礼物送给方涛了！
柳霞的脸红红地象天边的朝霞，她激动得说话时也有点微微喘气。
“涛哥，快穿着试试，看合身不？”柳霞说着亲自帮方涛把毛衣套上身。
毫无疑问，完全合适。
柳霞笑着，久久傻笑着。
方涛心里又高兴又酸酸地不太好受，他紧紧地搂住柳霞，用他整个的身心。
“霞，谢谢你。可你得答应我，以后，在钱上面，再不许分你我。”
柳霞没有说话，但冲着方涛微微一笑，把脸埋在方涛的胸怀里。
柳霞笑得多美！那羞怯的、深情的一笑，仿佛把小屋都照亮了。方涛的心暖暖的。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柳霞时，柳霞望见蛋糕时露出的羞怯的、天真的一笑。
“呵，我的霞，你依然是那样可爱，你还是我多年前看到的那个小姑娘。”方涛喃喃自语着，眼睛里滚出一颗又一颗晶莹的泪珠。他不知道这是由于激动、兴奋，还是由于辛酸？……
第五章
绚丽的火花稍纵即逝。第二天早上，迎接方涛的即是一场惹人恼火的吵闹。
方涛正在吃早饭，门外忽然象砸开了锅一样吵杂。在“噼噼啪啪”的竹木倒地声中，暴发出一个女人尖利的叫骂声。这是隔壁朱阿二妻子的声音。原来，方涛家又“得罪”了她家。早晨，方涛的母亲在屋门前搭架子晒被褥，一根横竹竿子伸到了阿二家的地界内。这还了得！阿二妻一下子冲出来把架子、竹竿、被褥掀翻地上。方涛母亲跑去阻拦，也被她推倒在地。阿二妻仍怒气难消，随之又杀气腾腾朝方涛家门口冲过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叫：
“好欺侮人哪！男的一回来，就神气活现啦？占着人家的墙不算，还要霸人家的地皮？什么臭知识分子、臭娘儿，我可不怕你们！”
“有话好好说，别这样不讲道理。”方涛走出门，压住火对她说。
“什么？我不讲道理？放屁！是你们装穷霸墙，还是我不讲道理？仗着从大城市来，想欺侮我贫下中农妇女？真正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
其实，阿二妻老家的家庭成份既非贫农，亦非下中农，父母是无业游民。她不是本地人，十来年前，由于在家乡行为不检点混不下去，才跟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盲流来到这里。凭着她有几分姿色，终于被贫农朱洪的二儿子选中。夫贵则妻荣。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更不会例外。阿二妻因此身价百倍，成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
有了响当当的身份岂可没有响当当的神态？你看她，一排龇咧着的黄牙、乱蓬蓬的长发、伸过头顶的利爪般的双手，加上那腾身扑过来的姿势，是多么威武吓人。随着她的脚步，团团泥尘卷上半空。方涛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从什么古穴中钻出来的不祥之鸟。但事实当然不是。你听，她左一个“资产阶级”，右一个“臭知识分子”，吐出的又分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大地上最时髦的语汇。
方涛岂敢与她纠缠，不住地往旁边闪让。谢天谢地，她似乎对方涛的表现已感到满意，不再理会方涛，从方涛的一侧一冲而过，继续往屋里闯去，口里仍喊叫着：
“滚出来！滚出来！靠男人挡架，挡得过去？”
方涛明白，她是在找柳霞。她以为方涛昨天才回来，今天柳霞一定会请假在家。清早，方涛倒也曾劝柳霞托人给学校请一天假。但柳霞说：“代课教师让人代课，象话吗？”故在一小时前就去学校了。
阿二妻形势估计错误，扑了个空。她悻悻然往屋里吐了一口痰，慢慢退出来：
“哼！想躲，看你能躲到那一天。要不顺老娘的心，有你好看的。”
方涛强忍怒火，注视着这个柳霞多年来不得不与之朝夕相处的邻居，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还算好，女将只是孤军奋战。不仅朱阿大夫妇躲得远远的，就是外号“剌头”的朱阿二，也挺沉得住气，老婆那样声嘶力竭喊冤，他却不露一面。
朱阿二是个“实干家”，到拆房子那天，才大大地露了身手。你看他，不偏不倚，就蹲在正对着两家合墙的屋面上。嘴里，叨着一支过滤嘴香烟；两边耳根上，还各夹着一支。油光光的头发，在北风里纹丝不动。朱阿大他们在忙着拆砖搬瓦，他却蹲在那里悠悠然闭目养神。但是，他决不是偷懒。等到自家屋面上的瓦片搬光后，他马上卷起袖子，抡起板斧，大拆起栓子、横梁来。那“乒乒乓乓”的捶打，震得方涛家屋面上的泥屑、碎瓦片“悉悉索索”直往下掉。但他仍感不够劲，蹲在那里思索了一会，又猛吸了几口烟，突然放下斧子，伸手把靠着方涛家屋面的一根栓子猛力往上掀去。只听得“哗啦”一声，方涛家屋面上的几张瓦片飞腾而下，带出一股烟尘。朱阿二慢悠悠地微抬起头，欣赏着张张飘下的瓦片，把脸一偏，嘲讽地看着方涛，那神态似乎在说：“你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知识分子吗？回来了又怎么样？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谁怕你？”
是的，他这时的架式，完全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
方涛很想找他的爸爸朱洪队长评评理，但见不到他的影子。听说，他到外地参观去了。他是个大忙人，一年到头，总是在外边开会呵，学“理论”呵，取“革命”经呵，自我介绍吹嘘呵，……马不停蹄。要见到他不比见一个县官容易。
其实，即使找到了朱洪又怎么样呢？有其父才有其子。朱阿二夫妇若不是仗着他的权势，哪里敢这样放肆！
吵杂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上，方涛一家人吃过晚饭，早早关上门，以求得暂时的清净。
但门外很快响起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震耳。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谁呀？”方涛问。
“是我，代理队长。”声音颇为威严。
是朱阿二。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公事。”
方涛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朱阿二走进屋里，皮笑肉不笑地向方涛点了点头，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什么事？快说吧。”方涛说。
朱阿二看了看正在灶前洗碗的柳霞，说：
“今天我代表公社上级来，是为柳霞代课工资的事。”
“我的工资？”柳霞惊讶地回过头来说，“学校里不是已经发给我了吗？一月三十元。”
朱阿二泠泠一笑，说：
“一月三十元，想得倒美。拿着不觉得扎手？”
“你这话什么意思？”方涛问。
“什么意思？大有意思！”朱阿二清了清喉咙，说，“你俩都是知识分子，最近一定学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吧。学是为了用！为了坚决限止资产阶级法权，生产队作出规定：本队社员到学校代课所得工资，一律收回作为生产队收入。生产队给代课的人另记工分。柳霞是妇女，按生产队标准一天记八分工，去除星期天，一月二十六天，计二十个整工另八分。生产队分红每个工三角，柳霞可得六元二角四分。已经多领走的，限定三天内交回；不能交回的，生产队划入私人借款，至时另收利息。”
朱阿二说得飞快，但字字清楚，计算也颇为精确，显然是一篇经过充分准备的檄文。
柳霞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得“啪”地一声，她手里的洗碗布掉倒了地上。方涛的母亲正在里屋哄孩子睡觉，也闻言吃惊地跑了出来。
“你们这种做法有法律根据吗？”方涛问。
“根据？”朱阿二泠泠一笑，“限止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根据。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也不只是我们生产队的做法，全公社都一样！”
“那……”方涛的母亲呐呐地问，“那你家那位病哥哥的工资呢？”
“他是正式教员，病假不超过期限工资当然照发，生产队管不着。再说你儿子的工资，我们现在不是也没有扣吗？”
朱阿二说完，再不容方涛家人分辩，站起身，拔脚就走。
柳霞腿一软，跌坐到旁边的一只小桌椅上。桌椅“嗄吱”一声向后倾去，方涛慌忙走过去，把小桌椅和柳霞一块扶住。
“涛哥—；—；”柳霞无力地倒在方涛的身上，“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拿走了钱，还给一顶资产阶级帽子。我拿的代课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天哪！我是资产阶级？”
方涛什么也没有说。他能说什么呢？在朱阿二夫妻一类人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阶级的时候，柳霞被指为资产阶级受到盘剥，又有什么奇怪呢？方涛也很清楚，柳霞是聪明人，他懂得的，柳霞一定也懂得。
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柳霞翻起方涛的上衣襟，里面，正是她送给方涛的那件蓝色毛衣。柳霞紧紧抓着毛衣，手指颤抖着，眼睛里，泪水象雨珠沿着两颊“涮涮涮”往下掉……。
方涛家七拼八凑筹措了一笔钱，将合墙的另一半用高价从朱洪家买了下来，日子才算稍稍安生了一些。
但破屋越来越不经风雨了。晚上，西北风“哗哗”嘶叫着从砖瓦缝里往屋里钻，寒冷剌骨。海亮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未久就冻病了。起先高烧近四十度，随后又低烧不退，脸瘦得似乎只存下了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母亲也是三天两头感冒，脸色腊黄。柳霞忙忙碌碌，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候，人变得又黑又瘦，眼稍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皱纹。
方涛清醒起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特别是海亮的状况，最让方涛虑心忡忡。按说，孩子已经不算小了，他的教育也该提上日程。虽然倔强的孩子这两年很用功，看了不少小人书，认了不少字，但与城里的同龄孩子比起来，毕竟差了一截子。而且，方涛一走，柳霞和母亲两人一个没有时间照管他，一个没有精力照管他，任孩子拖着病弱的身子屋里屋外乱闯，也实在叫人放心不下。
方涛思来想去，感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北京时把海亮带走。
他讲了自己的打算。柳霞和母亲虽然舍不得孩子离开，但也不表示反对。孩子听说后更是欢天喜地，天天晚上缠着方涛打听北京的样子，又大又圆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分外活泼、精神。
但方涛却很快又动摇起来。愈近回京日期，动摇就愈厉害：一个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孩子，如何生存呢？就算有同事的接济，方涛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又如何带孩子呢？再说，他有带孩子的能力、经验和耐心吗？想起同屋郑叶妻子和孩子在北京时的狼狈处景，方涛的心就寒了。
方涛的犹豫未久就在神色和言行中表露了出来。
柳霞第一个摸到了方涛的心事。起先，她只是悄悄地叹息，几天后，终于主动开口说：
“算了，这次别带孩子去了。你是有工作的人，勉强带了去，也很难应乎。”
她停了停，补充说：
“再说，你从未带过孩子，毛手毛脚的，我也不放心。”
母亲也说：
“让孩子留在家里吧。我年岁是大了些，但也不是老得什么都不能干了。再说，孩子也懂些事了，在家有时也能帮着做点事呢。”
母亲说的是实话。海亮虽然小，但扫地、喂鸡喂鸭，都能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