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三言二语，不大提家庭和她个人的困难。她原来那一手清秀好字，已变得越来越粗大。从一个个歪歪钭钭的字体里，方涛感觉得到艰难的生活对她的折磨。
宿舍里，心情松快些的，唯有小陈。他还没有成家，女朋友在南方水乡的一个生产队里当会计。俩人的关系看来很不错，每星期，他都要寄走两封信，收到两封信。
这年春节，方涛本想让柳霞带孩子到北京来探亲。按规定，柳霞的车票可以报销。但柳霞不同意。她说，她和孩子来了，母亲怎么办？她劝方涛还是回家休假，同时看看年老的母亲。
探亲对于方涛，已经不是什么愉快事。一想起那数不清的无力克服的烦恼事，他有时想，还不如待在外头，眼不见为净。小小的家庭里，唯一能为他解忧、给他欢欣、象磁石一样吸引他的，也就是他的孩子海亮。
海亮已经三岁了。方涛同事的孩子也正是这个年纪。星期天到同事家走走，总看到他们的孩子一个个穿戴得干干净净，伏在小桌上看书呵，画画呵，垒积木呵，神情专注。客人一到，父母一句话，马上又“叔叔、阿姨”叫着，端凳请客人坐，显得热情又礼貌。有时候，他们还争着给客人表演节目，朗诵呀，唱歌呀，跳舞呀，样样都行。看着同事们的孩子可爱的模样，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海亮，恨不得一步跨回家，抱抱他、亲亲他，听听他亲亲热热叫一声声爹爹。他想，海亮也是那么聪明、伶俐，他一定不会比这些孩子差……。
但想不到这次回家，出现在方涛面前的海亮，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他的脸上、手上，全是泥桨斑。头发灰蒙蒙的简直象从面粉缸里爬出来的一样。一件蓝棉短大衣，上面沾满油腻。裤腿的两个膝盖处虽几经补缀，还是露着两个新磨破的窟窿。原来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变得红红的。
一年不见，可爱的小海亮已经变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方涛的心凉了半截，问他：
“会写字吗？”
孩子摇摇头。
“认得字吧？”
孩子又摇摇头，带着迷茫的目光望着方涛，似乎对他的问题很感惊讶。
“会唱歌吗？”
“会！”这回孩子高兴了，马上“哗啦哗啦”喊起来。
这哪里是唱歌，简直是瞎嚷嚷。方涛烦躁地制住他，挥挥手让他走。
但孩子却对爸爸异乎寻常地亲热，缠着他不愿离开。
“爹爹，打弹子来哇？”
海亮凑一方涛眼前，小手伸进棉短大衣口袋，摸出两粒已经砸出了不少小棱角的红心玻璃球。
“不。”方涛冷冷回答。
海亮失望地把玻璃球放回衣袋，呆呆地想了一会，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一个木头疙瘩：
“爹爹，看手枪。我会玩打仗呢，玩打仗来哇？”
“不来！”方涛没有好气地回答。
海亮又失望地把木头疙瘩塞进衣袋。他低头想了半天，两手吃力地撩起棉衣，用右手托住，抽出左手伸进裤子口袋，好久好久，又摸出了一叠沾满泥尘的纸折牌片。他将牌片在手里一张张来回捏着，偷偷观察着方涛，过了好一会，才又鼓起勇气说：
“爹爹，地上刮牌片来哇？我会刮牌片。”
“不来！”方涛的回答里已经含有恼怒，“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学，尽知道玩！”
海亮傻呆了，委屈地把纸牌塞进棉衣口袋，两颗又圆又大的泪珠，在眼边滚落下来。
天知道方涛当时的心肠怎么会那样硬。他连一句安慰的话的也没有。他仿佛忘记了海亮的存在，眼前浮现出他在同事家中看到的一个个清洁、能干的孩子。
“爹爹！”少亮带点沙哑的声音又唤醒了方涛。孩子眼睫上的泪珠已经滚落，嘴唇边慢慢出现一丝天真的笑容。
“爹爹，”孩子说，“我会折牌片呢，我会折牌片呢。”
“嗯。”孩子的天真使方涛的怒气消去了一些，他的声音也放轻柔了些。
孩子受到了鼓励。他快步跑到写到写字桌那边，踮起脚尖，拿起一个本子，“哗啦”撕下一页来，又快步跑回来说：
“爹爹，我折牌片给你看。”
方涛夺过他撕下的那页纸一看，正是他刚刚买来的一个记事本的首页。他不禁怒从心起，伸手在孩子的手背上打了一下。
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柳霞闻声过来，抱起孩子，拍着、哄着、盘问着，听完了孩子的哭诉，眼睫上也闪出了几滴泪珠。
“你呀－－”她转向方涛，低声埋怨说，“你真是个铁心人。孩子多爱你，一年多不见，恨不得把学的东西都告诉你。可你，……就那么心疼那么张纸？”
“学会什么了？歌不会唱，字不会写，尽学这些？”
“你，你以为这里是大城市？是机关？是幼儿园？”柳霞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显然有些不高兴。但她很快收住话，轻轻叹口气，在小屋里走了两圈，才又低声说，“要怪，也该怪我。我没有教育好孩子，是我的责任。你要说，就说我；要骂，就骂我。孩子有什么责任？犯不着对他生这么大气。”
柳霞说着说着，泪珠儿也掉了下来。方涛只感到胸中闷闷的，好象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
“这也怨不得柳霞，”母亲在一旁说，“她一个病弱身子，白天累得半死，回来，又要种自留地，又要洗衣、打水、缝补……，那么多家务，哪顾得上教孩子这个那个？说到头，其实是我的错。孩子小，脚头不硬，我老担心他到后河边乱跑，就老哄着他在屋里玩这些。你知道，那后河本来说要挖宽一倍，但挖了一半，上头又改变了主意，停下不挖了。现在，河岸高低不平，土又松，河面上的洗衣石板也在一点点向外倾钭，真不敢放孩子去。我手脚不灵了，整天就想着怎么哄住孩子别往外闯，哪顾得上他念书学写字呵。再说，我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老人，也教不了啊。”
方涛知道错怪了孩子，伤了柳霞和妈妈的心。他懊恢莫及，默默地从柳霞手中接过孩子，紧紧搂着他。
孩子还是不停地哭，哭声象利箭直插方涛的心。
“亮亮，别哭，别哭！爹爹不打你了，再不打你了……。来，听话，让爹爹亲亲你。”
孩子果真乖乖地把小脸蛋贴向方涛。他的身子仍在微微抖动，但看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制止抽泣。
过了半天，孩子睡着了。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门外传来断断续续的锯木声。
母亲告诉方涛，那是隔壁朱洪队长家的大儿子在家里锯盖房用的木板。谁也弄不清他家哪来的神通，一般人做梦也梦不到的好砖好瓦好木材，堆满了他家屋前屋后。他大儿子与柳霞一样，是高中毕业生，但是，当年他进了县里举办的教师训练班，目前在公社中心小学当教员。自从他家准备盖新房后，就常常泡病假在家里干活。
朱洪和方涛家是合墙邻居，因此，母亲担心地跟方涛说：
“他家的旧房子一拆，我们的破屋失去依傍，就更不结实了。”
一切都是老样子，方涛一回到家，睁眼就是烦恼、烦恼……
这次回家探亲，方涛能够记得的唯一一件高兴事，也就是全家出动看电影了。
那是一个北风料峭的夜晚，县里的流动放映队在谢家村放映电影“闪闪的红星”。方涛已经在北京时看过，本不想去。但柳霞说：“你从来没有陪我看过一场电影，还不陪孩子看一场？你在外头看电影容易，可这里，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有一场呵。”母亲也说：“你不在家，就是有电影，我和柳霞身体不好，也不一定带孩子去。这次你也在家，可真是个难逢的好机会。”海亮则抱着方涛的大腿，甜甜地一声声叫着“爹爹”，一定要方涛带他去。当方涛终于答应时，孩子是多么高兴呵！他连声叫着“好爹爹”，催促全家上路。他象一只欢乐的小免子，跳着、蹦着，坚持在前面带路，不让大人抱他。河岸的小路坎坷不平，他一脚踏空，摔倒了。柳霞急忙抱起他，海亮却挣扎着，坚持要自己走。他连声说：“不疼，不疼，别抱我，我自己走，我认得路，我要给爹爹带路。”
一家人赶到谢家村电影已经开场，黑压压的人群，哪里挤得进去。方涛和柳霞轮流举着海亮，让他断断续续看上些镜头。但孩子还是那第兴奋，那么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圆圆的，半天也不眨一眨。回家的路上，他还唠唠叨叨向家人讲述电影里小主人公杀坏人的故事。到了家，方涛和柳霞才发现，孩子的左腿上有不少血斑，他早在去谢家村的路上就摔伤了。孩子忙于给爸爸带路，竟一声也没有吭。方涛和柳霞抚摸着孩子的伤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但孩子仍不叫一声疼，去屋角拿了根竹竿当作红缨枪，“冲呀！杀呀！”满屋里穿来穿去。
“呵孩子，你依然是那么可爱……”方涛的眼睛模糊了。
第四章
为了孩子，为了柳霞和母亲，方涛打算回京后找有关领导直接谈谈，请求他们帮助解决他和家属的两地分居问题。
但一回到单位，方涛看到，同屋郑叶的情况比他严重得多。郑叶的那位乡村女教师得了精神分裂症。
郑叶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读书无用的岁月，当教师可不容易。而郑叶的妻子偏又是个工作责任心很强的教师，一心想把孩子们教好。每天放学后，她都要留在学校里给孩子们细心批改作业。一天，她改作文本直到晚上，一个人摸黑回家，半路上遇到两个二流子拦路耍流氓。她受不了这么大的剌激，病倒了。
郑叶因为年初孩子生病提前探过亲，接到妻子得病的消息，只得又自费回去。一星期后，他又自费将妻子和孩子带到了北京。但是，那时候，在北京没有户口的人，住下去谈何容易。病人，医院不收。孩子，幼儿园不接纳。想买点猪肉、鸡蛋、豆腐给妻子、孩子添点营养，没有购货本。郑叶无法可想，把病人、孩子托给同事照管，到处到有关官员反映困难，请求他们设法将他的家人调来北京。但是，他每次回来时都脸色阴沉。他对方涛说，接待他的人非但不帮他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大发议论，要他不要老是考虑个人的小事，应把精力放到学习无产阶级理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上。
郑叶垂头丧气，在同事们的帮助、接济下，勉强熬过了半个来月，从研究所医务室买了些药，又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去了。
郑叶这一走，两个月也没有回来。听说，在老家，一些好心人告诉他，有个在他家乡插队的青年，是北京一个颇有神通的大官的儿子。病急乱投医。郑叶动用了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备了不少名烟、好酒、土特产，一头扎进了这个青年的住处。但不久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大官的儿子原来是冒牌货。财、望两空，研究所里又连续发电报催促他回来参加政治运动，他不得不灰溜溜地回来了。郑叶什么困难也没有解决，反而背上了超假不归和走后门谋私利的恶名声，成了大反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中的一个批判对象。
从此，郑叶的脸色更阴沉了，话更少了。一些好心的同志问问他妻子的病况，他总是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问这干什么？我对她有何用？她与我又有什么相干？我早把她忘了，忘了！”而晚上，不过十二点他决不回宿舍睡觉。
宿舍里睡不着觉的，又岂止郑叶一人。方涛总是眼巴巴地躺在床上直到郑叶回来。柳霞来信很少，写的话也不多，但母亲却开始不时地偷偷托人来信，诉说家里的种种困难。方涛已经神经衰弱，几乎夜夜失眠。许师傅睡着了，但他吃过安眠药。可能是药物的功劳，他睡得很香，那呼噜，就象是开水壶一阵阵响。这单调的、拢人耳膜的声音，也够一个神经衰弱者受用的了。方涛曾听人说，打呼噜的，你推推他，他翻翻身，就有停止的可能。但他怎么忍心？好心的许师傅，对单位里的单身汉，总怀有特殊的同情。星期天，有些食堂师傅值班，总是一式的剩馒头、剩米饭，外加前几顿剩菜煮的大杂烩。但许师傅值班，总要给单身汉们炒点新鲜菜。知道单身汉没有购货本，买不到鸡蛋，有时还特意为他们煎几个金黄金黄的荷包蛋。逢年过节，为了让单身汉们吃顿饺子，他可以忙忙碌碌干上一整天。还是让许师傅好好睡一觉吧！方涛知道，近来，许师傅的血压又升高了。而明天早晨四点，他就要上班。
小陈本来倒是个落枕就能睡着的人，但近来，他也翻来复去、长吁短叹，不能安睡了。是小伙子为单身汉们抱不平吗？不错，单是为了郑叶的事，他就不知生了几回气。但是，他瘦了，眼睛也陷下去了。他的心事，看来比仅仅为老郑等的事生气大得多。
未久，真相终於大白：小陈和他在家乡的女朋友小兰中断了恋爱关系。
起因在小陈。他写信给小兰，不希望在将来与她过两地分居的日子。
消息传遍了机关。大家议论纷纷，都为小陈的举动感到迷惑不解：一个象小陈这样有朝气、讲义气的年青人，怎么能做出这样轻率的决定？有人甚至把此事作为大学毕业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的例子，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会上进行不指名批判。
方涛他们几个和小陈相好的同志，私下里常劝小陈，不要因为两地分居的一些困难而断绝一位姑娘纯真的爱情。但他们的劝告，只是惹出了他满腹的牢骚。
“就一些困难？”小陈冷冷一笑，说，“你们都有切身体会，请告诉我，这一些困难究竟有多大？多小？象我们这样无权、无势、无钱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去解决？”
小陈越说越激动，声音一下提高了：
“说什么我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屁！老实告诉他们，我确实不是什么高大、完美的样板，不过，比起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还是要略略多一点人性。我不遗弃小兰，不，我主要为的她。我不敢说为她的幸福，但起码是为了她将来不遭受那些莫明其妙的苦难。我不是喜新厌旧。不！我向你们保证：在小兰找到意中人之前，我决不会去找别的人，死也不会！”
方涛他们的劝说以彻底失败告终。要解决小陈的思想问题，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
方涛本人也很快落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母亲来信说，朱洪家年前就要盖新房，他们要方涛家同时拆房，一是想平分合墙砖木，二是想乘机逼方涛家往西搬一搬，让给他们几公尺地。可方涛家那有钱盖房呢？纠纷已经闹大。朱洪的二儿子阿二的老婆三天二头寻衅，阿二甚至扬言要动手推房。母亲因此让方涛千万年前赶回去。方涛虽然不相信朱阿二真会光天化日下蛮干，但也很担心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小屋可能经受不起邻屋的拆建。
方涛不得不在年前赶了回去。
生活，看起来总是那么纷幻无穷。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常常会有星星点点快乐的火花在你的眼前闪烁。
本来，方涛是怀着非常郁闷的心绪回去的，但一到家里，首先碰上的竟是愉快事。
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她告诉方涛，柳霞在公社中心小学代课，还没有回来。
“代课？怎么她没有来信告诉过我？”
“柳霞说，不告诉你，让你回来能有个惊喜。她已经教了三个月书了。”
原来，隔壁朱洪家的大儿子为准备盖房，这半年干脆请了长病假。而前一段学校又稍稍重视了一点教育，遂聘请柳霞任代课教员。
海亮正在外头撒野。孩子大了，母亲已很难看住他。方涛看看屋里，门背后，窗棂上，都歪歪扭扭写着不少粉笔字：爹爹、妈妈、奶奶、上海、北京……毫无疑问，是海亮的作品。方涛随手拿起钭放在饭桌上的一个练习本，一看，封面上用铅笔写着两个又粗又大的字：海亮。那重重的笔迹，把封面双层纸也印下了条条小沟。打开第一页，是一首手抄的小诗：
天上星，亮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