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包括：
●建立一个跨机构中心来处理非法入境和人口贩卖；
●加强对学生签证的控制；
●采取法律措施防止恐怖分子入境美国并驱逐已经到达美国的恐怖分子，在驱逐之前先拘禁这些人；
●在联邦调查局的联合反恐特遣队中进一步增加移民归化局人员的数量，帮助调查这方面的指控，以打击涉嫌恐怖行为的个人；
●设立一个特别法庭以便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移民案件中能够使用机密证据；
●以及在签发美国护照时执行新的安全措施标准，与联合国和外国政府合作以提高旅行证件的全球安全标准。
克拉克的工作组也提出了新的建议，例如：
●与加拿大开展一个联合边防行动，开展情报合作与执法合作，在共享签证和移民资料、联合边境巡逻的基础上，开展联合行动；
●在陆地边境的过境处增加人员，并给他们配备录像机、构筑物质屏障、配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监测设备；
●处理移民问题。在这些人中可能有恐怖分子。他们毁坏旅行文件，因而无法将他们遣返到来源国。
这些建议原则上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实际上，他们需要软弱的、长期资金不足的执行机构的行动，以及强有力的国会委员会来具体操作，而后者更关心的是组织良好的利益团体，而不是跨机构的执行委员会。2000年3月部长们所主张的改革措施在“9·11”事件前只是刚刚开始出现。
第六章 从威胁到威胁危机后的反思：2000年议程表（3）
“阿富汗的眼睛”
2000年3月的早些时候，当克林顿总统收到关于美国打击本·拉丹秘密行动的最新消息时，他在备忘录的页边写道：美国应该做得更好。联合行动组的军官告诉我们，他们当时都感到很沮丧。克拉克使用总统的评价来敦促反恐安全小组寻找新的办法，包括扶持阿富汗北方联盟。
在1999年12月，阿富汗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曾答应用火箭袭击本·拉丹在德鲁特的训练“基地”。中央情报局官员担心给马苏德开绿灯会使其违反暗杀禁令。因此，马苏德被告知，如果没有美国明确的授权，不能采取任何此类行动。2000年春，当中央情报局派出官员寻求与乌兹别克斯坦人和北方联盟建立可能更好的关系之后，美国官员与马苏德派出的代表在华盛顿发生了争执。
美国同意马苏德可以得到某些适当的技术帮助，以便其能够为美国做些事情：收集关于本·拉丹的情报和对本·拉丹采取可能的行动。但马苏德希望美国既要成为其同盟者以推翻塔利班，又要承认他们是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克拉克和反恐中心领导人科弗·布莱克则希望这是后一步的事情。自1999年开始，在美国政府内就存在帮助北方联盟的提议和争议，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提到的，美国政府总体上是小心翼翼地支持他们，主要是顾及北方联盟不光彩的历史、其在阿富汗有限的群众基础和巴基斯坦的反对等原因。
中央情报局官员也开始提议，想利用其与北方联盟的联系使在阿富汗的美国机构驻留更长时间，在喷赤谢河谷建立自己的秘密情报基地，开展行动并减少其对外国代理人的依赖。一位官员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取代面对面。”但中央情报局这种直接行动的能力较弱，尤其当它不是与美国军方联合行动时更是如此。因此，这种提议因为太冒险而被拒绝了。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继续与阿富汗南方部族成员中的线人开展合作。在8月初，部族人员报告，想趁本·拉丹行进在喀布尔和坎大哈市的中途时，伏击其车队。在此前一年半，他们也曾经报告过这种打算，但遭禁止。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根据部族成员的报告，他们在接近其中一辆车后，很快发现里面只有妇女和儿童，于是取消了行动。消息传至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指出，他们没有独立的证据进一步地证实该事件，但那些部族成员的确是按照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指令行动。
2000年，军方又计划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可以发射导弹打击阿富汗的军舰待命于阿拉伯海北部。在夏季，军方将其打击计划和特别行动方案调整为无限制的解决行动计划中的13个方案。但这些计划都仍然局限于自1998年和1999年以来的军事和政策考虑。尽管情报部门有时知道本·拉丹在什么地方，但它不能提供令人觉得足够可靠的情报而发动一次突袭。最重要的是，美国没有用美国人的眼睛去盯梢它的目标。正如一位军官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把手放在门上，但我们不能打开门走进去。
对此，克林顿总统在此期间明确表达了他对于没有军事方案剿灭本·拉丹及“基地”组织领导人的不满，他对谢尔顿将军说：“你知道，如果一群突击队员突然从直升机上降临到他们的营地，‘基地’组织一定会大吃一惊。”尽管谢尔顿说他不记得有这段话，但克林顿总统回忆这句话为“我所说许多事情中的一句”。不过，总统又说，他意识到如果自己一味地发怒，什么也不会完成。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认为总统可能是在作一个假设。不管怎样，他说，如何使这样的突击队进入行动现场，而后顺利离开，仍未得以解决。正如第四章讨论的，在“9·11”事件前这样的计划从未实施过。
1999年底和2000年初，联合行动组指挥官弗赖伊中将命令其主要情报官斯科特·格雷希恩准将，研究一种新的方法以获取关于本·拉丹藏身何处的更为准确的情报。格雷希恩及其工作组研究了一系列不同方案，它们旨在得到美国人自己看到的关于本·拉丹的可靠情报，从而缩短发现目标和袭击目标之间的时间间隔。
其中一个方案是通过美国空军一种叫“捕食者”的小型无人侦察机观察地面并将录像片段发送回去。另外一个方案因为后来被认为不切实际而被放弃，它是将一个高强度的远距离望远镜放到本·拉丹训练营所在的山上。这两种方案都同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将军讨论过，然后向白宫的克拉克办公室作了汇报，当时反恐安全小组正在寻找新方法。2000年春，为了收集情报，克拉克带着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查尔斯·艾伦，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共同努力下，与弗赖伊一起研究出来一种方案，克拉克称为“阿富汗的眼睛”。中央情报局与国务院在关于谁应当为这个计划出钱的问题上进行了许多争论，后来白宫出面达成了一个费用分担协议。中央情报局同意为“捕食者方案”支付为期60天的试运行期费用，以“证明该方案有效”。
2000年6月底，“阿富汗的眼睛”得到小组委员会的支持。7月中旬，测试完成，设备准备齐全，但还有法律问题需要解决。8月11日，部长们同意部署“捕食者方案”。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在考虑如何使用由无人侦察机从阿富汗发回来的情报。克拉克的副官罗格·克瑞西给伯杰写信，认为有必要召开反恐安全小组紧急会议和部长委员会会议，以决定当“捕食者”发回情报可以确定本·拉丹位置时，如何处理这些录像情报的问题。在备忘录的页边，伯杰写道：“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不仅仅只是想得到一个经证实的地址，我们至少还需要得知本·拉丹出行规律这方面的数据，这样才能确定他是否还留在那里。”克林顿总统在备忘录上记下了日期。
9月7日，“捕食者”首次在阿富汗上空飞行。当克拉克看到试飞时拍下的录像后，他向伯杰描述说，画面“的确令人吃惊”，他还立即要求派更多的飞机去寻找本·拉丹，并用巡航导弹或者实施空袭来打击目标。克拉克还说，即使没有找到本·拉丹，“捕食者”飞机也能确定其他有用的目标，例如，其他“基地”领导人或者生化武器的贮藏地。
不只是克拉克一个人对“捕食者”充满热情，它还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科弗·布莱克和查尔斯·艾伦的支持。“捕食者”在阿富汗的15次试飞有10次获得了成功。在其首次飞行中，一架“捕食者”发现在坎大哈外本·拉丹的塔那克农场里，有一个身穿白袍、身材高大的人，周围采取了安全保卫措施。当9月28日第二次看见农场里的这个“身穿白袍的人”后，情报部门的分析员认为他很可能就是本·拉丹。
在不止一次的试飞执行任务期间，塔利班的军队发现了“捕食者”并紧急起飞米格战斗机试图拦截“捕食者”，但没有成功。伯杰担心“捕食者”被击落，并警告克拉克说，“捕食者”被击落将使本·拉丹及塔利班“财源滚滚”。
但克拉克仍然对“捕食者”以及剿灭“基地”组织其他地方的恐怖主义组织持乐观态度。伯杰则更为谨慎，在称赞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绩的同时指出现在还不是可以自满的时候。他写道：“不幸的是，隧道尽头的光线来自于另一条隧道。”
第六章 从威胁到威胁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1）
在前面的第五章我们已经介绍了，与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一起的另外两个人即哈拉德和纳希里成为“基地”组织的行动协调员。如前文所述，这两个人都与1998年和1999年准备用一船炸药袭击也门口岸的船只事件有关。他们最初准备袭击一个商用船只，尤其是油船，但本·拉丹要求他们袭击美国军舰。2000年1月，他们试图袭击亚丁港的美国军舰，但由于其用于自杀袭击的小船沉没而失败。9个多月后的2000年10月12日，“基地”组织成员用一艘装满炸药的小船袭击了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将军舰的舱面炸开了一个大洞，导致17个船员死亡，并使至少40人受伤。
我们现在知道，这次阴谋完全是“基地”组织策划并由本·拉丹直接指挥的。他选择了攻击目标和地点，挑选自杀“基地”组织成员，并提供了购买炸药和设备的资金。纳希里是具体指挥者并在也门亲自指挥。哈拉德直到被捕前一直在也门相助，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本·拉丹也在提供帮助。“基地”组织在当地的协调员包括贾马尔·阿尔·巴达维和法哈德·阿尔·库索，据猜测，后者在附近对袭击过程拍摄了录像。被挑选进行自杀袭击的两个人是哈桑·阿尔·卡姆利和埃布拉希姆·阿尔·撒沃，后者也就是尼布拉斯。尼布拉斯和库索在哈拉德2000年1月到吉隆坡和曼谷时曾给哈拉德寄钱到曼谷。
2000年9月，据说本·拉丹告诉纳希里他想替换卡姆利和尼布拉斯。纳希里很生气，不同意换人，他告诉其他人，他要去阿富汗向本·拉丹解释新的“基地”成员已经完成训练并准备好实施袭击行动。在离开前，纳希里指示尼布拉斯和卡姆利，对进入亚丁港的美国军舰实施袭击。
纳希里还在阿富汗时，尼布拉斯和卡姆利看到了机会。他们驾着装满炸药的小船跟随“科尔”号驱逐舰，向舰上工作人员作出友好的姿势，然后引爆了炸弹。库索没有及时赶到拍摄袭击过程。
在阿富汗后方，本·拉丹估计美国军队要实施报复。他命令疏散“基地”组织坎大哈机场的营地人员。起初逃到喀布尔附近的沙漠地带，然后到考斯特和贾拉拉巴，最后又返回坎大哈。在坎大哈，他轮流替换地居住在五六个住处里，每个地方只呆一晚。此外，他还将他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阿提夫派到坎大哈的另一个地方，并将其副手阿依曼·阿尔·扎瓦希里派到喀布尔，这样他们三人就不会在一次袭击中丧生。
美国方面并没有进行打击。2001年2月，有消息说，有一个大人物（很可能是指本·拉丹）经常抱怨美国还没有实施打击。根据该消息，本·拉丹盼望美国来打击，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他将发起更大的袭击。
对美国“科尔”号军舰的袭击导致“基地”组织开始大量招募人员。袭击发生后，本·拉丹指示新闻部门，在哈里德·希克·穆罕默德带领下录制了一盘宣传带，里面除了再次实施袭击的内容之外，还包括“基地”组织训练营和训练方法的画面；它还特别强调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印度尼西亚和车臣穆斯林受到的苦难。“基地”组织的形象对本·拉丹非常重要，录像带广泛散发。其中一部分被空邮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国有线新闻网和其他电视台。还有一部分被传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年轻人手中，引来很多极端分子到阿富汗接受训练和参加“圣战”。“基地”组织成员认为这个录像带是他们在其他伊斯兰教和“圣战者”运动中积极参与战斗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调查袭击事件
由联邦调查局、海军犯罪侦查处和中央情报局组成的调查组立即被派往也门调查这次袭击事件。美国驻也门大使巴巴拉·博丁好不容易才艰难地试图说服也门政府接受这个调查组并允许他们携带武器，因为也门人不愿意看到美国人在公众场合携带长枪（也包括步枪、短枪和自动武器）。同时，博丁和联邦调查局工作组的领导约翰·奥尼尔不断发生冲突。奥尼尔离开也门后又想回去，但博丁拒绝了他的要求。虽然在最初关系有点紧张，也门与美国的调查活动开展了起来，并在几周之内，就查出了事件的梗概。
在“科尔”号驱逐舰遇袭的当天，有一批嫌疑人员聚集在也门，其中有隶属于“基地”组织的埃及伊斯兰“圣战者”。美国反恐官员告诉我们，他们立即断定“基地”组织应当对此事件负责。但正如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劳克林向我们解释的那样，仅是从表面上看袭击的各方面像是“基地”组织所为还不够，要证明它是“基地”组织实施的，中央情报局需要的不仅仅是猜测，而是要找到袭击与“基地”组织某个人的联系。
袭击后的头几周里，也门方面发现并逮捕了巴达维和库索，但没有让联邦调查局的人参与讯问。中央情报局认为也门方面在“科尔”号事件发生后最初所给予的支持是“缓慢而不够的”。克林顿总统、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都介入此案并提供帮助。由于信息都是二手的，美国调查组不能作出可靠的评估。
11月11日，也门方面给联邦调查局提供了通过审问巴达维和库索得来的新信息，其中包括对给予这两个被捕者行动指示的那些人的描述。其中一个人是哈拉德，他们说这个人断了一条腿。巴达维和库索说哈拉德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帮助指挥了这次行动。也门警方（正确地）判断出这个哈拉德就是陶菲克·本·阿塔什。
一个联邦调查局特警将这个叫哈拉德的人与他从另外一个重要的“基地”组织线人那里获得的情报联系了起来，这个线人曾经定期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见面。该线人曾将哈拉德叫做本·拉丹的“狗腿子”，并说几年前他在训练营的一次爆炸事故中被炸断了一条腿。为了确定此人的身份，联邦调查局特工要求也门提供哈拉德的照片。11月22日，也门将哈拉德的照片交给美方，并重申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哈拉德就是“科尔”号事件策划者与本·拉丹的中间人（几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在与美国官员会见时，这个线人从也门提供的照片中确认了哈拉德）。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将哈拉德与“基地”组织恐怖行动联系了起来，包括1998年使馆爆炸案。而此时也门方面也确定了纳希里的身份，他与“基地”组织和1998年使馆爆炸案的联系就更加清楚了。
换句话说，也门方面在11月后半月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科尔”号爆炸案与“基地”组织有关，并确定了其参与者是美国已经知道的“基地”组织成员。在12月，美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证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