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争取合法地位所展开的竞争中，世俗政权并无良策。相反，有大量的事例表明，世俗统治者试图收买当地的伊斯兰运动，方法是退出对许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控制。出于底气增长而不是对条件的满足，伊斯兰主义者继续着他们对权力的追求——这一趋势在埃及最为明显。面对1981年杀害总统安沃·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埃及政府粗暴地镇压伊斯兰军队，迫害温和的伊斯兰学者和作家，致使许多人流亡国外。在巴基斯坦，军事政体为使其夺取的政权正当化，采取了虔诚的公开姿态，并笼络伊斯兰教教士来对教育和社会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政治性的伊斯兰教的实验步履维艰：伊朗革命势头不再，声誉渐微，支持的公众减少，而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大多数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太大兴趣。伊斯兰主义的复兴运动赢得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追随者，却输在了夺取政权问题上，惟有伊朗和苏丹例外。在阿尔及利亚，1991年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对通过公开投票取得政权稳操胜券，结果却被军事力量篡夺了胜利果实，由此导致了延续至今的残酷内战。今日统治者的对手们很少有办法介入现行的政治体制——如果他们还有办法的话。因而，对穆斯林净化现实社会、抵制不受欢迎的现代化，尊奉伊斯兰教教法的号召，他们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社会和经济失调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滚滚而来的财富使当时基本上未实现现代化的石油国家试图省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他们投资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大范围地普及教育，创立给予津贴的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项目使人们建立起广泛的权利感，却没有在同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感。80年代后期，石油收入的减少、非盈利发展项目的经济流失、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些获得国家授权的项目难以为继。中止项目的结果又招致接受者的极大不满，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政府的慷慨视为自己的权利。当公众获知有多少石油收入直接进了统治者和他们的朋友、助手的腰包时，这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与石油国家不同（与阿富汗也不同，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一度近乎朝着平衡发展的现代化国家迈进。这些国家已经建立的商业、金融和工业部门在创业精神支持下，在自由发展实业的宽松环境下呈良性发展态势。但是不盈利的重工业、国家垄断和模糊不清的官僚主义缓慢地窒息着社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权重点保护社会上层人物对国家财富的控制权。国家不愿意为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此来保持经济的活力，因而经济变得停滞不前，国家却将工人向阿拉伯石油国家或西方国家的流动作为安全阀。而且，许多穆斯林国家对妇女的压制和孤立不仅严重限制了个人的发展机会，而且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穆斯林国家带来了普遍的社会问题：大量而又稳定增长的年轻人不大可能谋得合适的或者是稳定的职业——这显然是社会动荡的先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许多只在宗教学校里受过训练的年轻人，都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更多的人虽然掌握了宝贵的技能，然而生活在经济停滞的国家里，依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数百万的学生，无论进行世俗学习还是宗教学习，都是他们的教育政权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些学生对世界其他地方人的思想、历史和文化很少关注，如果说还有所关注的话。世俗的教育表现出明显偏重技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倾向。即使有机会出国学习，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也缺乏起码的理解另一种文化所需的敏锐和技能。
在谋求正当职业时受挫，在以牺牲伟大家族为代价换来的教育中并未受益，加上没有条件开始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使得这些年轻人易于成为激进主义者瞄准的目标。
本·拉丹的历史机遇
绝大多数穆斯林对其信仰持平和、包容的态度，而非本·拉丹式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态度。基于随时准备将与他们有分歧的人变成魔鬼并加以杀害，本·拉丹的追随者在阿拉伯语中被戏称为“塔克菲瑞”，意思是“将其他穆斯林当做异教徒的人”。在神学以外，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穆斯林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无论他们具有何种合法身份，都会遭到大规模杀戮和野蛮、残暴的对待。
布什总统曾指出：“所有的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恐怖的嘴脸并不是伊斯兰教的真面目。”“伊斯兰教是一种要给世人带来幸福的信仰，一种使得每个人种的人都成为兄弟姐妹的信仰，它建立在爱而不是恨的基础之上。”然而，当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易燃的”社会的时候，本·拉丹便将伊斯兰教的极端和原教旨主义当做“火柴”。所有这些因素——包括宗教——混合作用后，最终成为了“爆炸物”。
其他极端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他们的追随者。但在吸引对社会极度不满的人群方面，本·拉丹一直是走在最前面的，而其他宗教领袖和他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则逐渐淡化。本·拉丹是抵制的象征——首先是抵制西方、抵制美国。他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反对前苏联占领的斗争中曾为阿富汗军队作出贡献。这段光辉的经历，使他以胜利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他自己及其同盟者的面前。
到1998年，本·拉丹因专注于袭击美国而获得了非凡的号召力。他说，那些以当地统治者和以色列人为攻击目标的其他的极端主义者做得还很不够，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蛇头”。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拉丹还具有另一优势：他拥有一个实质上的、世界范围的组织。到他发表1998年战争宣言时为止，本·拉丹已经培育了该组织近十年时间。他能够通过吸引、训练和使用新兵来发动更为野心勃勃的袭击，他也可以招募到新的拥护者。他用这些来显示，他所发起的运动是属于世界未来的运动。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和“基地”组织的崛起
阿富汗1979～1989年为期10年的冲突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团结核心和训练场所。1978年，一个共产党政府在阿富汗取得政权，但是统治时间不长。1979年底，前苏联政府向阿富汗派出军事小分队，以确保该国在前苏联影响之下的安全。对此的反应是阿富汗的民族抵抗运动，结果将前苏联军队打败。
世界各地年轻的穆斯林以自愿者的身份云集阿富汗，参加被认为是抵抗侵略者的“圣战”。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东国家，有些是沙特阿拉伯人，而乌萨马·本·拉丹也在其中。
1980年到达阿富汗的本·拉丹当时23岁，是沙特阿拉伯一名建筑巨头的57个孩子中的第17个。他6英尺高且瘦弱，显得有些难看，但事实上他非常敏捷，擅长马术、长跑、登山和足球。他曾经上过沙特阿拉伯的阿布杜尔·阿齐兹大学。由于某种原因，在听过巴基斯坦的一名《古兰经》信徒阿布杜拉·阿扎姆的激情布道的录音带以后，他大受启发，开始对宗教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本·拉丹在自愿者中的突出并非是由于他显示出多少宗教学识，而是因为他能获得他本家族的巨额财产。虽然他参加过不止一次的实战，但他的出名主要还是因为他能够慷慨资助反苏的“圣战”。
本·拉丹比其他绝大多数自愿者更懂得，阿富汗的“圣战”能坚持多久、最后能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几乎是世界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包括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金链”的经济资助系统，资金主要来自于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的金融家们。资金还包括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捐款。本·拉丹和“阿富汗阿拉伯人”依靠这一系统提供的资金，派出代理人奔赴世界主要市场，为“圣战斗士”购买武器装备。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美国，那里的清真寺、学校和边境房屋都被用来作为新兵招募站使用。其中有些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或者他们的经济支持者所建立。本·拉丹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和教士阿扎姆共同创建了“服务局”（迈克塔伯·艾尔·卡西德麦特），用来输送新兵到阿富汗。
此时，对于本·拉丹而言，国际环境也是十分理想的。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反对前苏联的侵略。这种资助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局帮助训练抵抗军，分发武器）。但本·拉丹和他的同伴还有他们自己的资助和训练渠道。他们没有从美国得到帮助，即使有也非常少。
1988年，阿富汗“圣战”取得了胜利。莫斯科宣布，他们的军队将在以后的9个月内撤出阿富汗。当前苏联人开始撤退时，“圣战”领袖们开始盘算下一步该干些什么。
本·拉丹和阿扎姆一致认为，为阿富汗“圣战”而成功创建的组织不应当被解散。他们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称之为“基地”的组织，作为未来“圣战”的可能的总部。尽管阿扎姆被认为是服务局的第一号人物，然而1988年8月，本·拉丹俨然已经成了“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的机构包括：一个情报执行部门，一个军事委员会，一个财政委员会，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主管新闻事务和宣传工作的委员会。它还设有一个由本·拉丹的圈子内的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本·拉丹对“基地”领导方式的设计显示出他日益增长的自信和野心。他很快便公开表示，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准备“圣战斗士”进行战斗，实现他无可挑战的控制权。相反，阿扎姆却宁愿继续在阿富汗作战，直至那里出现真正的伊斯兰的政府。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他将以色列当做下一步行动的头号敌人。
无论这两个人的争议是与权力、个性差别还是与战略战术有关，这种争议在1989年11月24日画上了句号，因为一次遥控的汽车爆炸事件致使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丧生。据说凶手是与阿扎姆竞争的埃及人。这种结局使本·拉丹成为他和阿扎姆共建的服务局以及“基地”组织的不容置疑的领导人。
在沙特阿拉伯的教育体制中，库特伯这样的作家和埃及籍伊斯兰教师的出现，使伊斯兰教对本·拉丹和他的“基地”组织同伙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刺杀总统萨达特以后，埃及伊斯兰运动在政府镇压下严重受挫，这集中体现在两个主要组织——“伊斯兰小组”和埃及“伊斯兰圣战小组”的活动中。盲人谢克（即奥马尔·阿布戴尔·拉赫曼）是这两个组织，但更主要的是“伊斯兰小组”的精神领袖。他的布道启发了暗杀总统萨达特的行动。20世纪80年代，阿布戴尔·拉赫曼蹲过埃及监狱，此后便在美国寻求庇护。他曾从其总部所在的泽西市发出过谋杀异教徒的信号。
在本·拉丹的圈子中，最重要的埃及人要数一名叫艾曼·艾尔·扎瓦西里的外科医生了。他领导着一支强有力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他的许多追随者在新组织中成为重要成员，而他与本·拉丹的亲密关系使许多人以为他是“基地”组织的二号领导人。若干年以后，他们的组织合并。他确实成为本·拉丹的副手。
本·拉丹来到苏丹
到1989年秋，本·拉丹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当中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苏丹的一位叫做哈桑·艾尔·特拉比的政界领导极力主张他将整个组织转移到苏丹。特拉比领导着国家伊斯兰前线，该组织是近来在喀土穆夺取政权的联盟的组成部分。本·拉丹同意在打击苏丹南部非洲基督教分裂主义者的持续斗争中帮助特拉比，并还同意进行道路建设。作为回报，特拉比则允许本·拉丹将苏丹作为其世界范围的商业活动和准备“圣战”的基地。当本·拉丹的代理人开始在苏丹购置产业的时候，他自己从阿富汗回到了沙特阿拉伯。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由于在阿富汗的努力，本·拉丹已经赢得了声誉和尊重，此时他向沙特阿拉伯国王建议，由他召集“圣战斗士”们进行一场“圣战”，收复科威特。可是他的建议被断然拒绝，沙特阿拉伯人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盟军。沙特阿拉伯人还允许美国军队驻扎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对此，本·拉丹和许多伊斯兰教士予以公开谴责。沙特阿拉伯政府驱逐了这些教士，并采取了包括没收本·拉丹的护照在内的其他措施来使其保持沉默。在皇室家族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他以参加1991年4月巴基斯坦的一次伊斯兰集会为借口，逃出了沙特阿拉伯。到1994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冻结了他的资产，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至此，本·拉丹已经没有一个他可以称之为祖国的国家。
1991年，本·拉丹来到苏丹，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内部机构复杂的恐怖实业组织，最后，吸纳了大量的公司、一个全球性的银行账户系统以及非政府组织机构。在与特拉比做了一番讨价还价后，本·拉丹决定利用他的建筑公司建造一条从喀土穆到苏丹红海岸港口的新的高速公路。同时，“基地”组织财务官员和高级行动人员利用他们在本·拉丹的企业里的职位获得了武器、炸药和服务于恐怖主义目的的技术装备。“基地”组织奠基人之一，阿布·黑耶尔·伊拉奇则利用他作为本·拉丹投资公司负责人的地位，拉开了他从西欧到远东的采办之旅。另外还有两个人，即维蒂·艾尔·海奇和穆巴拉克·多瑞，他们在阿利桑那州的图森小有名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前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本·拉丹的工作机构的布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机构暗中给恐怖活动提供了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帮助。他的网络包括位于塞浦路斯的一家大型商业企业、位于萨格勒布的一家“服务处”分支机构、位于萨拉热窝的国际慈善基金会的办事处（该办事处在波斯尼亚穆斯林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冲突中，曾帮助过前者）以及位于阿塞拜疆巴库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也被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雇佣，作为其资金源头和输送渠道，它同时还是支持车臣穆斯林反抗活动的中心）。本·拉丹还利用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第三世界救济机构，该机构总部设在维也纳，其分支机构所在地包括萨格勒布和布达佩斯。（本·拉丹后来在内罗毕建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以掩护那里的行动人员。）
如今，本·拉丹将自己看做是国际“圣战联合体”的领袖。在苏丹，他建立起“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作为恐怖小组合作的协调机构（他正在将这些小组锻造为联盟）。这一机构由他自己的“基地”咨询委员会和其他一些依然保持独立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组成。在建立这支伊斯兰武装时，他征募了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黎巴嫩、伊拉克、阿曼、阿尔吉利亚、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小组。“基地”组织还同这些国家的其他极端主义小组建立了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并同非洲国家如乍得、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南亚国家如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有合作关系。本·拉丹还插手波斯尼亚冲突。一个真正全球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