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粮、多收议价粮，虚报、冒领政策性贷款；在财务的结算上，又通过“平转议、议转平”等卑劣伎俩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层层截留储粮补贴。总之，这次改革改的就是国有粮食部门官商一体、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定之一便是“粮食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担风险，不再承担任何国家行政职能，国家也不干预其经营行为”，迫使粮食企业转换职能，走向市场。
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那就不可能会使所有部门的所有人都满意。
他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在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启动的。第一步改革，基本上是在农村内部进行的，有相当的独立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而我们又有着几千年家庭经营的历史，农民有着这种传统意识，只要政策允许去搞就行，农民家家户户都会。可这一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势必深入到金融、财政、价格、计划、物资、内外贸易等等诸多领域，触及到城乡之间，以及部门之间，大量的深层利益结构的调整，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要在经营主体变革的基础上去建立现代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如何去建立，我们的历史没有这种记忆，农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超经验的，凭以往的经验是无法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把以往的改革定义为破旧的话，那么新一轮改革，就应该认定为创新，即组织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是在为市场运作夯实基础。
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人均不过一亩一分多地，永远不可能存在粮食过剩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人均拥有一千公斤粮食也没有出现卖粮难的问题，而我国的人均只有四百公斤就会出现粮食过剩呢？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应该从粮食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几个方面去分析，更应该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粮食的政策上寻找原因。
我们经常强调：“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关系到国计民生。”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往往会得出应由“政府统管”的结论，把粮食视为一种统管产品，但同时应当看到，粮食有其特殊性，但它毕竟又是一种商品，仍应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只是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再说，就全国而言，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百分之六十八来自农业，农业收入中种粮的收入又占到百分之五十二，种粮收入对今天的中国农民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而提高粮食生产的收入，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优质优价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的两条路，但现在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把这两条道不能说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说，不触动现有粮食体制中的利益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开荫经过几天痛苦的思考，一鼓作气，拿出了一篇《彻底解决粮食购销体制问题，必须进行农、财、粮、价、税、费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沉甸甸的文章，决定再次进谏中央。
直言无忌，自是坦荡的君子所为！
通过这几年税费改革的风风雨雨，何开荫确实领悟透了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谁不知道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确实也不应该忘记，正是在那样一次伟大的会议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还曾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后来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却正是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为实质的“大包干”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当那次会议的精神一传达，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伤心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
三中全会是“不许”，四中全会就改成了“不要”。“不要”无疑比“不许”宽容了许多，严禁变为劝告，变成“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评、不斗争、不强制纠正”。再后来，中央三十一号文件，对“不要”也有了松动：“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网开一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其范围就被进一步扩大，又成了“三靠地区可以搞”。
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年之后，经过许多次反复，几十遍修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先是中央书记处讨论，继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后政治局常委通过，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将此《纪要》作为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印发全党——明确提出：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何开荫后来在给杨文良的一封复信中，不仅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走过的那段曲折的历程，还试着步杨文良诗作的原韵，和诗一首，以此明志。
他很喜欢杨文良诗中透出的万丈豪情，特别是“成败得失靠实践，利弊是非问群众”两句，他觉得是可以称之为神来之笔的。
是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这永远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上，农民拥护，政策就对头；农民反对，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么叫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欢迎的，就叫好；否则，就不能叫好。
他告诉杨文良，他的最近一篇分析粮食购销体制、希望综合改革的文章，经新华社以最高内参形式，已经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何开荫对“大包干”历史的回顾，以及捎来的安徽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消息，都成了深陷苦闷中的杨文良的兴奋剂。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杨文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要求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
8 中国农民的福音
事情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便有了转机。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这是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在领导农村改革的立足点，获得的根本经验，也是我们今后推进农村改革，做好农村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正确对待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
对于农村改革，他强调坚持两条：第一，鼓励试，不争论；第二，坚持“三个有利”的判断标准。在改革的实践中，要不断帮助群众总结提高，加以引导，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改正就是了。
江泽民还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课题。其中特别指出：“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坚定而明确地倡导和鼓励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他在讲话中最后强调：“深化农村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这里只是点一点题。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当地实际出发，继续大胆探索和实践。”
总书记的讲话像一股强劲的春风，从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国各地，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团与迷雾。
于是，看似停滞已呈胶着状态的农村税费改革，顷刻间，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步伐骤然加，陕了。
一个月后的十月二十七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三人就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专题致信朱镕基总理。他们提出，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论证修改”及“试点实践”三个阶段，并把每个阶段的大体设想也作了汇报，还把实施的时间也作了确定。
既然江泽民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把农村税费改革作为“着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来，许多地方过去又早已进行过这方面的试点’，并取得许多宝贵一定的经验，所以，朱镕基对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提出的这种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满意。他在他们的材料上作了明确的批示：
“三个阶段可交叉进行，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OOO年。先出个文件，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自定改革时间，争取有几个省明年出台。”
那段时间，朱镕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间仍念念不忘税费改革的事。据《广西日报》十月三十日报导，朱镕基在北海和南宁的谈话中就指出：“农村中的提留、统筹等费用是目前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这些‘三提五统’费用为借口，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政府年年喊钱不够用，农民天天怨负担重。这个事不能拖了，你们要多做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他还说，“几年前我就已经有了个好的想法，思考了许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费纳入农业税的范畴，让村干部吃‘皇粮’，稍微提高一些税就可以了，农民也负担得起，除了农业税，其他收费都属于非法的；除了税务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向农民收费，谁收谁违法。这样乱收费的人就找不到借口了，农民拒绝乱收费也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完全可以做好的。这对农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有效制止乱收费、搞好干群关系、杜绝腐败都大有好处的。河北省搞了几年试点，实践证明是不错的。”
没过多久，朱镕基再次给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作出批示：
“根据我同许多省市领导交谈，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么长时间。当然工作要做细，也不必由中央规定一切细节，划一实施时间。实际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区实行。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越多越办不了事，需要哪个部门办事和商量，国务院已授权你们可以召集。”
这一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信息中心编印的《决策参考》第四十七期《权威论坛》，朱镕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一次说到了税费改革，他说：“河北省一个地方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了，采取公粮制，一律桥归桥，路归路，不向农民收乡统筹、村提留，都在农业税里面收，非常有成效。”这年年底，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再次谈到“乡村费改税”时，又十分明确地说道：“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安徽、河北的这项改革搞得还是好的，要继续搞。”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抓紧制定农村费改税方案，并付诸实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后，国务院办公厅本年度第六号《参阅文件》，就刊出了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三人合写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
到了这时候，河北省因《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被推迟了九个多月的“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终于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了。会上，省委副书记赵金铎，对这么多年锲而不舍地从事公粮制改革研究的杨文良，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扬。他充满感情地说道：
“文良同志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执着。无论是这项改革顺利的时候，还是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一往无前的，也确实费了很大的心血。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条例》出台后，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是有分量的，我看许多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有一定的现实性。这些文章分别寄给了朱总理办公室、中财办、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作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倡导者也应邀前往石家庄并作了专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农民的福音：农业税费改革是农民减负增收、理顺农村利益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的得力措施》。他的发言在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一九九八年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省市区“抓紧制定并实施农村‘费改税’方案，积极探索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
至此，农村税费改革终于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和抓紧实施减轻农民负担的税改方案，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呼之欲出了！
这期间，新华社编印的《半月谈》杂志从全国各地眼花缭乱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这就是：安徽省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总额大包干”模式、河北省正定县的“公粮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岗市的将“三提五统”费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并公开了推进的时间表：“明年国家先在几个省区进行试点，其他省区也可在个别县（市）试点，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现在，朱镕基把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了。
确实没有理由不再加快这项改革试点的步伐了。尽管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拟就的改革试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更不了解各省市自治区对这个试点方案持何种意见，而且眼看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到了“明年”，朱镕基还是把“几个省区进行试点”的时间，定在“明年”，同时宣布，几个省区大约只要一年的试点，就可以“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朱镕基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来，依然是他那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进的施政特色。
然而，当国务院授权财政部长项怀诚等人组成的专门领导小组，拿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将他们拟就的试行方案发到全国各有关的省区以后，因为这个方案并没有集中起各地试点工作中成功的经验，有着明显的政策缺陷，执行这个方案，农民的负担可能会被减轻，但地方财政由此出现的巨大的财政缺口，却无力填补。所以，除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因是这方面的专家；显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余各省都先后打了退堂鼓。但就是这惟一坚持试点的回良玉还因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调离安徽，出任江苏省委书记，这就使得农村“费改税”的试点工作，顿时变得扑朔迷离，陷人僵局。
但是，朱镕基的决心没有变。早在一年前，他在给财政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长陈耀邦、中央财经办副主任段应碧的批示中，就指出过：“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OOO年”，“实际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区实行”，“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么长时间”。随后又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明确提出：“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显然可以看出，他确定的时间表却一再被耽搁，最后还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二OOO年！
此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OOO年必须推行改革，这一点，不能再有丝毫的动摇了。
于是，二OOO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我们注意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出的后来曾轰动全国，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