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毫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在那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大家谈一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东西娓娓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一些创新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我王昭耀担，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一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
他们首先到了颍上县。
由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这儿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何开荫认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两项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探索了，那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上县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一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一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像小脚女人一样”的精神状态，已经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碍。当然，何开荫也还从反对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看到了更隐蔽的原因。其实，怕来怕去，说穿了，就是怕实行了这种税费统筹的办法之后，乡村干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从农民那里收钱了。而乡村干部，毫无疑问，也包括县里干部，他们的许多政绩都是靠达标呀、升级呀弄来的，不准乱收费，不准乱摊派，不准乱集资，那些“公益事业”所需要的钱款从哪里来呢？同意税费改革，从某些意义上说，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显而易见，实行改革，首先必须要有改革精神，敢于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这个形势，他没有勉强。因为任何农业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赖于农民能否了解、认同和支持，县级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呢！他对何开荫说：“我们再到涡阳县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涡阳，王昭耀把何开荫介绍给涡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因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处理，就提前离开’了。走前，他诚恳地对何开荫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
涡阳县也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或许因为没有王昭耀书记的在场，会开得比颍上县还要激烈。听说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农民自己的；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会从一开始就炸了锅。
会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竟然和颍上县的差不多，县委书记王保明是坚决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这项税费制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县长汪炳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今天的农民确实太苦，负担太重，老何的这个方案能有效地刹住农村中“三乱”的不正之风。政协的意见较暧昧，人大却是坚决反对。
当争论各方相执不下时，县长汪炳瑜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说道：“所有风险我们县委县政府担着。这么多意见我们听到了，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干！”说得与会者一时语塞。
散会时，何开荫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这位敢于拍板敢担责任的痛快县长，但他还是十分诚恳地劝说道：“你们就要换届了，还是等一等吧。不能因为干这件事，把你的县长也选掉了，以后什么事就都干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虽说县里五大班子不能一团和气，干工作总得有个原则，但在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时，确实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离开涡阳时，何开荫不希望再去惊动县里的任何领导，他一个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两个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如此热闹，他预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道路势必将是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着艰难险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几乎沮丧到了极点。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狈，就这样，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4冒出一个新兴镇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其实就在涡阳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热闹非凡，以致不欢而散的时候，在这个县一个名叫“新兴”的边远小镇上，却正在酝酿着注定会被写进共和国改革史的一桩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把今天乡村干部的素质想像得太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农村经济搞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才会对《农民日报》上一篇极易被忽视的文章，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并当即热烈地展开了讨论。
这是一篇署名为杨文良的《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他们对文章中提到的税费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动了要试一试“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两人一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一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耕地占用税二点四万元，烤烟产品税八十一点五万元，提留统筹款一百六十二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三百二十万元，人均负担高出一百元，亩均负担也在五十元以上。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百分之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特别是烟税，上边年年派任务，镇里就只有分摊到农户，每亩摊到八十多元；但是农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烟用煤、灌溉等生产性的投入上，每亩成本就将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来反倒要贴钱。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十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深有感慨地．对李培杰说：
“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结果呢，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上线’标准，如今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底线’。虚报浮夸风又这样盛行，农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报到一千五甚至两千元，最后就都按照这些虚夸数字的百分之五来征收，怎么得了！”
李培杰比刘兴杰的年龄大上许多，经历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刘兴杰多，听年轻的书记这番议论，他就为当年的粮价算了一笔账：
“国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别也太大，就说黄豆，国家收购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钱一斤，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卖到了九角到一块，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办法总得变一变！”
“是呀，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兴杰叹着气说，“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发现为征税收费，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早变得严重恶化，他很想在这方面有些作为。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三—卜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一听一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年十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他们是小心翼翼地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的。
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二人的汇报，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农民的意见，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开会形成了专门的决议，决心很大，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不但明确表态可以试点，还把何开荫有关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方案作了介绍。
刘兴杰和李培杰听了，大为振奋。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书记县长非但鼓励他们搞好这个试点，还当场敲定，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们新兴镇召开一次现场会，为他们助威叫阵。
书记县长作出的这个非常的决定，使得刘兴杰和李培杰兴奋得有点儿“受宠若惊”。有了县领导的撑腰，“新兴二杰”底气更足了。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一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惟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着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一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一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一、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一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方案。马店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