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问：“你是谁？”
“我是肖特尔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间里干什么？”
问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诉他电话打错了房间，也可以随便说几句，但我说：“总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鲁塞尔做过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伦纳？你是布伦纳吗？”
“愿为你效劳，少校。”
“你这杂种。你这个混蛋，你知道吗，布伦纳？你是个混蛋！”
“在布鲁塞尔，你运气不错，但你只有一次运气。”
“你这狗娘养的──”
“森希尔女士不在，要我转告吗？”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这狗杂种。”
既然他们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这家伙干吗这么恼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续都快办完了，他们还以为该独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对，好像不太对劲。我有一种直觉，我犯了大错。
肖尔特少校在电话里说：“我要你好看，布伦纳，我决不会饶了你。”
他说得真有趣。我问他：“你和辛西娅不是快离婚了吗？”
“离婚？哪个混蛋告诉你的？你让那婊子听电话。”
“准备分居？”
“让她这该死的来接电话。马上！”
“等一下。”我把电话放在床上，头脑里一片混乱。有时候生活真是无聊透顶，过一阵又稍好转，人就变得乐观开朗起来。等你心情轻松了、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的时候，又有人突然绊你一下，让你跌个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变得毫无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去你妈的，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见你妈的鬼去──”
我挂断电话，回到洗漱间。我脱下浴衣，开始淋浴。
辛西娅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声音越过“哗哗”的水声传来：
“我刚给心理训练学校打了电话，证实穆尔上校是在那儿过的夜。我留了话，让他一小时后去办公室见我们。可以吗？”
“可以。”
“你的礼服我给准备好了。去参加丧礼，我们得穿礼服。”
“谢谢。”
“我去换衣服。”
“好吧。”
透过玻璃，我看到她穿过洗漱间，走进她自己的房间。待她房门一关，我就关掉淋浴，走了出来。
8点钟，我们身穿A级军礼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车里，朝着宪兵大楼驶去。辛西娅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没有。”
到了办公室，我喝了杯咖啡，还浏览了一遍电话留言记录和备忘录。穆尔上校进来时显得有点衣冠不整，但他为参加丧礼，也穿着A级礼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这套服装和这双鞋。辛西娅请他坐下。我没有任何开场白，单刀直入地问他：“上校，我们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杀了安·坎贝尔。”
他显得万分惊讶，几乎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我问他：“这符合逻辑吗？”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答道：“他是成问题，可是……”
“安跟你说起他什么？”
“嗯……说他不分昼夜随时都给她打电话，说他给她写信，说他经常突然闯到她家里或她的办公室。”
我问他：“她被杀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电话时，她有没有说他在跟踪她，或是他给她打了电话？”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事实上，她确实告诉我她晚上不准备按原来的计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亚车，她让我为她另找一辆吉普。她说比尔·肯特又在骚扰她，说她用吉普车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还说她要让他看见她的车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车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她的车上有部电话，我有一只移动电话，我们原来准备在她驾车去射击场途中保持联系的。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所以她还是开着吉普出去了。我们按时见了面。”
辛西娅问他：“你们见面时她提起了肯特没有？”
“没有……”
“她提到有人跟踪她吗？”
“没有……不过，她说她看到后面有辆车，那车朝乔丹机场方向去了。”他又说：“她觉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动电话给她父亲挂了电话。”
辛西娅说：“随后你们就去了步枪射击场？”
“是的。”
“做完这些，你就在公共厕所旁边等着，看事情是否在按计划进行。”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辛西娅问，“肯特上校有可能到过现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承认这种想法曾一闪而过。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骚扰她。”
“你从没想到他真的在跟踪她，并且可能杀了她吗？”
“这……现在细起起来──”
“你可是个头脑很敏锐的侦探，上校。”我打断了他的话。
听了这话，他显得很不安。他说：“我原以为是将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一听说她被杀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父亲杀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亲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还应有另一个人……一个疯子……正好路过……我恰恰从没把这想法跟肯特联系起来……”
“为什么？”我问。
“他……他是宪兵……是有妇之夫……他爱她……不过，是的，经你们一提，这确实合乎逻辑。我的意思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个怪物。”
“是的。”
“她知道这一点吗？”
“有点知道。她不习惯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亲，也许还有韦斯·亚德利。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没有对比尔·肯特给予足够的注意，她判断错了。”
“她对101型变态心理没研究好。”
他没说话。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办公室，把这些写下来。”
“写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详细情况。葬礼之后在教堂交给我，给你两个小时，抓紧时间打出来。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尔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个穆尔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娅说：“这案子很棘手。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正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才难以看到它。”
辛西娅一个人闲扯了几分钟，我一直一言没发。她不断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话筒，给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电话。他立即接了电话。我对他说：“上校，我建议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枪射击场去时穿的鞋子拿去毁掉；第二，跟坎贝尔将军统一口径，咬定你没有去射击场；第三，葬礼过后立即让福勒太太乘汽车或飞机离开这儿。”
他回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跟这事的牵连说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将军的希望就是命令。”
“这命令是不合法的。”
“请你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你自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为军队、为我，也为坎贝尔一家──忘了你与这事的牵连。请你慎重考虑。”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阴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
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
“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
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