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得很对。我对贝克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这时，辛西娅站起来：“应该由我负责，上校，是我让贝克那样做的。”
肯特看着辛西娅，说：“你该做的一切应是首先向我请示。”
“是，长官。”
肯特占了上风之后，本可以继续向我们进攻。不过，看上去他对此并无多大兴趣。他对我说：“你把穆尔上校关起来时，我没说过什么，但是，我要就你如何对待他的事拟一份正式的报告。你不能用那种方式对待一个军官。”很显然，肯特说这番话时想到了自己的将来。他指责我们的那句话根本不是针对穆尔上校的。
我回答道：“军官通常不应有那种行为。他玷污了他的军衔和职业，也玷污了他的职责。”
“但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住处，对他的活动做适当的限制，等调查有了结果之后，再决定是否有必要指控他犯罪。”
“上校，你知道，我个人认为，你的职务越高，所受的惩罚该越重。年轻军人因无知糊涂、尚不成熟或一时冲动而闯了祸，要严加责备，而高级军官只要犯法，就应该严加惩处，以示惩戒。”
“但职务还包括它应有的特权。特权之一就是军官在受审之前不应关禁闭。布伦纳先生。”
“但是，如果你犯了罪，你所受到的惩罚应该与你的地位、工作和对法律的认识成正比。与军官的权力及特权同时存在的，应该是沉甸甸的责任。任何不履行职责或违犯法律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我是在说你，比尔，你知道我是在说你。
他回答：“还必须把一个军人过去的表现考虑在内。如果一个人20年来的表现一直是正直而令人尊敬的──就像穆尔上校那样──那么，就该顾及他的面子和自尊。如果他该受什么惩罚的话，军事法庭会给他定罪的。”
我久久地注视着肯特，然后回答：“我坚信，一个军官，因为他享有特权，因为他曾宣誓就职，所以就有义务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勇敢承认，就有义务使军法委员会免受公开审判的难堪局面。说真的，我倒是欣赏古代武士拔剑自刎的传统。但是，现在的人哪还有这等胆量。不过，我还是认为，作为军官，一旦犯了死罪，或亵渎了自己的名声和身上的军装，至少应该考虑用自己手中的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看你是疯了。”肯特说。
“也许是吧。也许我该和精神病医生谈谈去了。穆尔可以离我远去了。我告诉你，我已解除了对他的禁闭。你听了一定很高兴。现在他应该已离开这儿了，也许开着车找今晚睡觉的地方去了。要是你想找他，最好到心理训练学校的军官宿舍去看看。另外，他认为是将军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知道那不是将军。因此，无论是谁谋杀了她，那个人现在就得决定，是否该让穆尔去告诉联邦调查局自己的猜想，听任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受到怀疑。或者，那个犯了罪的人会不会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而去自首呢？”
我和肯特默默对视片刻，然后，肯特说：“我想，无论是谁杀了她，他都不会认为这是犯罪。你喜欢谈荣誉、道义、古代武士习俗以及军官的权利与责任等等。而我敢打赌，杀人犯肯定认为根本没必要为此动用军事审判制度，因为他的行为纯粹是一种……一种有关个人正义和个人名誉的行为。这与你的观点完全不同。”
“不错。但不幸的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从我们的个人感情上讲，是难以接受的。十多年来，我调查了多少杀人案件，你也看到了很多，上校。几乎每一个杀人犯都认为自己是有正当理由的。地方陪审团也开始接受这一说法。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觉得你有正当的理由，那就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谈话不再只是泛泛而谈，而几乎是有所指了。这当然还要看你是如何理解这个人称代词“你”Ⅰ字的。
Ⅰ英文中的“你”既可直接理解为第二人称单数，亦可能作泛指“任何人”。
肯特看着我，又看看辛西娅，然后开口说道：“我刚刚去了教堂。我不是教徒，但我为她做了祷告。对了，她面容很安详。我想那是殡仪馆的人处理的。我想她的灵魂一定恢复了自由，她的精神一定又充满了欢乐……”他突然转身走了。
有好几秒钟，我和辛西娅都没做声，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然后，辛西娅说：“现在，我们知道安·坎贝尔苦难的根源所在了。”
“是的。”
“你说他自己会承认吗？”
“不知道。这就要取决于现在到明天早晨这段时间里，他内心斗争的结果如何了。”
“我觉得自杀不是个好办法。保罗，你不该对他讲自杀的问题。”
我耸耸肩：“想到自杀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安慰，它曾使人们安然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瞎说。”
“不，是尼采说的。”
“可怕。”辛西娅说，“我们去找贝克吧。”
“是基弗。”我也站起来，拿起存有打印件的文件夹。我们离开办公室，走出大楼，外面已是一片漆黑。
来到宪兵司令部大楼的台阶上，我抬头看到远处的天空有道道闪电。起风了。“要下暴雨了。”
“佐治亚的天气就是这样。”辛西娅回答。“要是这场暴雨下在两昼夜之前……”她又说。
“是啊，说得更确切一点应该是：要是男人不强奸妇女，要是各种机构都不拼命撒谎开脱罪责，要是父母与子女能够互相理解，要是复仇不那么令人神往，要是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本能的需要，要是人人都用他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他人，那么，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而监狱牢房也可以用来喂养捕鸟的的猎狗了。”
辛西娅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下台阶，向追光牌汽车走去。
雨点刚刚落下，我们就钻进了车里。她问我：“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基弗？”
“基弗会找我们的。”
“她去哪儿找我们？”
“她知道我们会去什么地方──军官招待所。”我发动了汽车，挂上档，将车前灯打开。
雨下大了，我开动刮水器。驶过基地中心的街道时，街上空无一人。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我的表上已是午夜12点差10分了。尽管时间已这么晚，而且前天晚上睡眠又少，可我还是精神挺好。几分钟后，车子开进了军官招待所。
整个招待所像遭了水灾。这是托了工兵部队的福。一共就不到50米远，等我们跑到门口时，已被浇得浑身透湿。说真的，这种感觉还真不错。
到了小门厅，内务值班员，一位年轻的下士告诉我：“有个米德兰警察来过，给你留下一些行李，长官。”
“我知道。有我的电话吗？”
“有两个电话。”他递给我两张电话记录，是基弗和塞夫尔的。
我过去拿行李，两只手提箱，一只军用旅行袋和一只短途旅行包。辛西娅帮我提着一只手提箱和那只短途旅行包。我们一块儿从内楼梯上去，不一会儿，就到了我的房间。我们把行李放在地板上。
辛西娅喘了口气。说：“我去换衣服。你要给他们回电话吗？”
“是的。”我赶紧将湿淋淋的外衣脱下，扔在椅背上，一屁股坐到床边，一边脱鞋，一边按基弗留的号码给她打电话。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宪兵连545，内务值班室。”
“我是赫尔曼上校。”我这样说。一方面为了不让对方知道我的身份，同时也是开个小玩笑。“请找一下贝克。”
“好的，先生。请稍等。”
辛西娅已离开了我的房间。我把电话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同时将湿漉漉的衬衣和领带从身上拽下，又把袜子和裤子脱掉。贝克－基弗宁愿住在兵营里。那儿倒是个理想的藏身之处，但生活却不甚方便。
电话“卡哒”一声，基弗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是贝克，长官。”
“可以谈话吗？”
“不行，长官。等付费电话一通，我从那儿跟你联系。在军官招待所，对吗？”
“对。”挂上电话后，我坐在地板上，打开手提箱，开始翻找浴衣。亚德利那杂种把我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塞在一起，里面还有脏衣服、鞋子和剃须用具。“混蛋。”
“谁？”
我回头一看，辛西娅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丝质和服，正拿着毛巾擦头发。我说：“我在找浴衣。”
“好吧，先把你给安顿好。”说着，她便动手忙起来，把我的东西整理归类，折叠衣物，将衣裤挂进衣橱，等等。
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她们毫不费劲就能将衣物收拾得井井有条。
而我自己，就连一条短裤都无法在衣架上挂得像模像样。
穿着短裤坐在地板上，我感到有点傻乎乎的。我终于在鼓鼓囊囊的行李袋里找到了浴衣。刚套上浴衣，电话铃就响了。“基弗的电话。”我对辛西娅说。
我拿起听筒：“我是布伦纳。”
但这不是基弗打来的，是考尔·塞夫尔。他对我说：“保罗，那脚印图把我的眼睛都快看瞎了，那石膏模型弄得我都要得疝气了。我没有发现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肯特上校比他所说的时间早到杀人现场。我原想，既然知道要找什么，我可以让脚印组明天再去取一次脚印。可惜这场大雨把一切都冲没了。”
“你没有在现场布置雨具帐篷？”
“没有。也许我应该这样做。但是肯特上校说了，他负责现场保护，把整个现场都用帆布遮挡起来了。但我刚才到那儿，连帆布的影子都没看到，连个保护现场的宪兵也没有。犯罪现场被全部破坏掉了。”
“当然，毫无疑问。”
“对不起。”
“没什么。你有没有将模型送到奥克兰？”
“送了，由直升机送到吉莱姆。他们将派一架军用飞机把它送到西海岸。明天一早我就会得到消息。”
“很好。”
“你还要脚印组去取那些被雨水冲得不见踪迹的脚印吗？”
“你说呢？”
“我想那儿准已是一团糟了。”
“那就算了。有一点，我们至少是够幸运的。格雷斯在哪儿？”
“还不是趴在她的计算机前。她要我告诉你，她发现了一封死者不久前写给威廉·肯特太太的信──你曾经对肯特很感兴趣。”
“现在仍然感兴趣。信上写些什么？”
“大概意思是说，肯特上校的行为超出了他们之间本来应该有的柏拉图式的纯洁友情，希望肯特太太能够就此事跟她丈夫谈谈，这样她──坎贝尔上尉──就不必提出正式抗议了。坎贝尔上尉还建议他们进行婚姻咨询。”考尔又加了一句：“我可不希望我妻子收到这样一封信。”
“信上的日期是哪天？”
“8月10日。”
也就是11大前。我猜想，肯特太太一接到这信就愤然离开了贝萨尼山。显然，信是在肯特不期造访了安·坎贝尔之后写的。毫无疑问，他将她那晚的男友粗暴地从她的住处赶走，然后强奸了她。于是安·坎贝尔决定对肯特采取一点行动，但她不知道她是在跟危险易爆物打交道，而那封信正是导火索。我对考尔说：“我要一份这信的复印件，给我弄一份。”
“行。另外，你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联邦调查局来了三个人。”
“这几个人怎么样？”
“可爱极了。他们对这儿的装备赞叹不已，对我采集的每一个糟糕的指印大加赞赏。他们来来回回，折磨了我一个小时。格雷斯躺在床上装病。其中一个傻瓜在电脑上瞎忙乎了半天，但磁盘跟格雷斯一块儿在床上躺着呢。”他接着又说：“他们说明天上午还要跟他们的法医一起来。”
“好。等明天中午再说。还有什么吗？”
“没有。天很晚了，又在下雨，太湿，不能出门，我也太累，不想去跳舞。”
“好吧。跟奥克兰那个脚印专家联系一下。这个案子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是谁踩在谁的鞋印上。明天再通话。”我挂掉电话，然后，一边帮辛西娅收拾，一边把通话内容大致介绍了一遍。
电话又响了，我让辛西娅去接。是基弗打来的。我走进盥洗间，用毛巾把头发上的水擦干。辛西娅已将我的洗漱用品放好。我梳了头，刷过牙，把短裤从浴衣里面脱掉。这是世上第二种大好感觉。
我将短裤塞进金属垃圾桶，回到卧室。辛西娅两腿交叉着，坐在床沿上，一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摸着她的脚。我发现辛西娅的腿长得很美。
她抬头朝我微笑了一下，又对着话筒说：“行了，谢谢。干得很好。”她挂上电话，站起身来说：“基弗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肯特太太驾驶的好像是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宪兵无线通讯人员称她为蝙蝠女士，她的吉普车被叫做蝙蝠车。基弗在无线电通话的录音母带上听到有人提到蝙蝠车。不知哪一位宪兵在驾车巡逻时呼叫：‘9号，9号，蝙蝠车带着色狼6号停在图书馆旁边，车头朝北。’”辛西娅又说：“这是一个提醒士兵‘军官在此’的典型呼叫。而且，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图书馆就在基地司令部对面。”
“对。那是什么时间？”
“凌晨零点32分。到了1点左右，安·坎贝尔离开基地司令部，上了吉普车，开车到达第6枪射击场。”辛西娅问我：“肯特坐在她妻子的车里，在大街对面做什么？”
“害相思病的笨蛋都做这种事，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情人窗口的灯光。”
“也许。不过，也可能他在犹豫，是否该进去跟她打个招呼，也许他在等圣·约翰能有事离开，也许他在等他渴望的那个人能有事离开，而她后来确实离开了司令部大楼。”
“看来，肯特是在跟踪安。”
“对。他也可能先在司令部停车场就与她争执过，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在跟踪她，她怎么在射击场路上没有发现他的车子？”
“他开的是他妻子的车。”
“难道她会不认识肯特太太的车子？”
我回答说：“情人一般都认识对方妻子的车，只是这个基地上切诺基吉普车太多，不会引起她的注意。事实上，福勒家就有一辆切诺基。不过是红颜色的。”
“但是，保罗，你说肯特在步枪射击场路上离她多远，才不至于引起她对后面车的注意呢？”
“不太远，但也够了。”我站起来，从短途旅行包的外面口袋里翻找出一支签字笔。这房间的两扇窗户之间有一块白墙壁，我开始在上面画起来：“你看，路从基地中心一直往南，到最后一个步枪射击场就终止了。这段距离大约10英里。中间只有两条岔道──第一条，在这儿，是珀欣将军路，往左边拐，第二条，在往前一英里处，向右，是乔丹机场路，在这儿。”我在墙上画了一条线。“这样，他亮着车灯，跟在她后面，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发现，到了珀欣将军路她没有往左拐，他就继续跟在她后面。可到了机场路，她还是没转弯。他知道自己这时必须往右拐了，否则她就会发现有人在跟踪她。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对。”
“所以，他转上乔丹机场路。她从反光镜中看到他拐弯后，松了口气。但是，肯特现在知道她已成瓮中之鳖，除了把车开到路尽头再回头之外，她已无路可走。对不对？”
她看着我在墙上画的图，点了点头：“听起来有道理。那么随后他怎么办呢？把车灯关掉继续跟踪？步行？还是守株待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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