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长官。”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关于安·坎贝尔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里说出。安·坎贝尔对我来说，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被谋杀的受害者。我也许会找到杀人犯，但有人必须找到她所作所为的原因，必须把这些解释给福勒、肯特之辈和所有的其他人听。安·坎贝尔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怜悯，它需要一个理性的解释，可能还需要一种辩护。
福勒上校陪着我们走到前门，在门口，我们握了握手。我对他说：“顺便说一下，我们没有找到坎贝尔上尉西点军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习惯吗？”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从未注意过。”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么她戴过。”
我对他说：“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将军，我会希望你来做参谋。”
“如果你做了将军，布伦纳先生，你会找我做你的参谋的。再见。”绿门关上了，我们沿着小径朝我们的汽车走去。
第二十二章
“去吃早饭还是去心理训练学校？”辛西娅问。
“去心理训练学校。我们就把穆尔上校当早饭吃吧。”
我们离开了贝萨尼山，汇进了早晨开往基地中心的车流人流中。
辛西娅说：“有些人在时间观念上有问题。我相信福勒上校与此事有关系，尽管他一口咬定无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实际上，他打电话的时间很早。”
“你说什么呀，保罗？”
“我在说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为了掩盖他知道这件事的事实，为了制造她还活着、赴约迟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这个电话。可他没有料到我们会那么早就到了死者的家里。”
“这是一种解释，但他怎么会知道她死了？”
“只有3种途径：有人告诉他；他用什么方法发现了她的尸体，或者是他杀了安。”
辛西娅回答道：“他没杀她。”
我盯着她说：“你喜欢这个家伙？”
“是的。但不是因为这个。他不是个杀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杀人犯，辛西娅。”
“不对。”
“好吧，不过你能找到他那样做的动机吗？”
“能。他的动机是保护将军，除掉基地里一个腐败的根源。”
我点点头。“有这个帮助他人的动机，像福勒这样的人也许会开枪杀人，但也许还有更多的个人目的。”
“也许。”辛西娅把车驶向通往心理训练学校的路。
我说：“如果我没通过那根鬈曲的头发查到穆尔上校，我会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头，只根据那个电话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面部的表情。”
“也许。”她问：“我们让穆尔知道多少？”
“到门槛止步。”
“你不认为到了该同他谈谈他的头发、指纹和车辙印的时候了吗？”
“没必要。我们为这些证据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我想让他陷得更深些。”
我们的车驶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闲人免进”。没有宪兵的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面有游动的宪兵吉普车。
我们把车停在心理训练学校的总部楼前。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军官停车处”，我看见一辆灰色福特牌汽车停在那里，可能就是穆尔上校的车。
我们走进大楼，空荡荡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中士。他站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
我向他出示了证件，说：“请带我们去穆尔上校的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他，长官。”他回答，用了一个非正式的词来称呼一个准尉。我不喜欢“长官”这个词，并对他说：“我猜你没弄懂我的话，中士。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是，长官。跟我来。”
我问他：“上校来了多久了？”
“大约10分钟。”
“坎贝尔上尉的办公室在哪儿？”
“就在穆尔上校办公室的右边。”他又说：“现在空了。”
我们到了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一扇门旁，门上写着“穆尔上校”。
那个中士问我们：“要我通报一下吗？”
“不用。这就可以了，中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
“什么事？”
“求上帝保佑你们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他说完转身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边的一个门也是关着的，名牌上写着“坎贝尔上尉”。
辛西娅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
实际上，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摆着一束花，上面没有留言卡片。
我们离开这间办公室，几步走到穆尔上校办公室的门前。我敲了敲门，穆尔喊道：“进来，进来。”
辛西娅和我走了进去。穆尔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着，没有抬头。
办公室很大，室内的摆设没什么特色。只是穆尔上校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纸机。
穆尔上校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怎么回事儿？──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们是怎样进来的。
我说：“我们很抱歉贸然来访，上校，不过我们刚才就在附近办事。我们可以坐下吗？”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对面有两把椅子。“如果下次你们能同我预约，我会非常感激。”
“是的，长官。下次我们一定约你去宪兵司令部大楼。”
“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像许多有科学和学术头脑的人一样，穆尔上校好像对周围组织严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说的是“下次我们将在警察局同你谈话”，他也未必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嗯，”我说，“我想让你再确认一下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你确实在家里。”
“好吧，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里。”
早晨7点半是我和辛西娅到达维多利花园的时间。我问他：“你一个人住吗？”
“是的。”
“有人能证明你在家吗？”
“没有。”
“你晚上11点同基地总部的坎贝尔上尉通过电话，对吗？”
“对。”
“谈话内容同工作有关吗？”
“是的。”
“你在中午又给她打过电话，在她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了言。”
“对。”
“你曾在这之前给她打过电话，可她的电话出了故障。”
“对。”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就是我留言中说的话──宪兵队来过，把她的办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们争论起来，因为她的档案中有分类的资料，但是他们不听。”他又说：“军队快变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吗？他们甚至不需要搜查证。”
“上校，如果这里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部，卫兵也会按公司高级官员的命令做同样的事。这里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属于美国。你有关于犯罪调查的宪法规定的某种权利，但我建议你不要去行使这些权利，除非我现在把手铐铐在你手上，把你关进监狱。那样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就会看到你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你今天早晨是否有合作的心情呢，上校？”
“没有。不过我会在强迫和抗议下同你合作。”
“好。”我又一次环顾了这间办公室。敞开的钢柜顶层是一套卫生用具，我想发刷就是从这里面找出来的。我很想知道穆尔有没有注意到此事。我向碎纸机的贮藏器里看去，里面是空的，这很好。穆尔并不笨，也不是那种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型的人；实际上，按我的说法，他有一个邪恶的外表和一个狡猾的内心。但是他对自己假装不关心，以致即使我在他桌子上看到了锤子和帐篷桩子，我也不会太吃惊。
伦纳先生，我今天早晨很忙。”
“是的。你说过你会用某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我们了解坎贝尔上尉的个性。”
“你们想知道什么？”
“啊，首先想知道她为什么恨她父亲？”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可以看出，我们上次谈话后你又了解了不少事情。”
“是的，长官。森希尔女士和我一直在同周围的人交谈，每个人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经过这几天的调查了解，我们明白了该问什么和该问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区分开那些坏人和好人，我们把坏人抓起来。比起心理战术来，这是很简单的事。”
“你太谦虚了。”
“安为什么恨她父亲呢？”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回椅子里，说：“让我用这句话来开场吧。我相信将军得了一种强迫性神经紊乱症，也就是说，他自私自利，专权，不能容忍批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揭穿别人的问题的爱好，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竞争者和权威人士。”
“你已经描绘出了军队中90％的将军形象。那与我们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安·坎贝尔跟父亲没有很大不同，由于他们的父女关系，这并没什么不平常。于是，在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个性相似的人，一个是年长的男士，父亲，另一个是年轻的姑娘，女儿。问题就在这儿。”
“那么这个问题要上溯到她不快乐的童年了。”
“不完全是这样。开始时一切很好。安在她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很喜欢她看到的东西，她父亲也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也很高兴。实际上，安向我描绘了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和一种与她父亲很亲近的关系。”
“后来关系变坏了吗？”
“是的，变坏了。安还是孩子的时候，她想赢得她父亲的赞许。
父亲也认为他的威信不会受到威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他把儿子和女儿看成了自己的影子。但是到了孩子的青春期，他们都开始看到对方身上有自己不喜欢的特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又都是他们自身最不好的特征，但是人们往往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己，并且他们开始争夺权威，开始批评对方。由于他们都无法忍受批评，他们俩实际上都很有能力，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矛盾就尖锐化了。”
“我们是在泛泛而谈，”我问，“还是在针对将军和坎贝尔上尉呢？”
他犹豫了一会儿，可能是出于不愿透露个人隐私的习惯。他说：
“我也许说的是普遍性，但你们应该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嗯，”我回答说，“森希尔女士和我问的是个体问题，而你却只给出了一般性的回答，我们也许会弄错你的意思，我们很笨。”
“我不这么看，你们骗不了我。”
“好吧，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对他说，“别人告诉我们，安感觉到她是在与她父亲竞争，认识到她在父亲的那个世界内无法与他对抗，但她并没有宣布放弃，而是向他发动了一次破坏性的战役。”
“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从一个人那儿听来的，他又是从一个心理学家那儿听来的。”
“那么，那个心理学家错了，强迫性紊乱症病人总是相信他们有能力对抗，并且是能做统帅的人。”
“这么说，这不是安恨她父亲的真实原因啰？他们并不在乎碰得头破血流。”
“对，她恨她父亲的实际原因是背叛。”
“背叛？”
“是的。安·坎贝尔不会由于竞争、妒嫉和不适当的感觉对她父亲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恨。他们不断增长的竞争未必是坏事。她实际上一直很爱她父亲，直到他背叛她的那一刻。这种背叛太彻底了，带来的巨大创伤几乎把她毁了。这个她最爱戴、最尊敬、最信赖的人背叛了她，伤了她的心。”他又补充说：“这样讲够具体吗？”
几秒钟的沉默之后，辛西娅向前倾着身子问道：“他怎么背叛了她？”
穆尔只是看着我们而没有回答。
辛西娅问：“他强奸她了吗？”
穆尔摇摇头。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穆尔回答说：“实际上具体是什么问题并不重要。与此有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是一次彻底的、不可原谅的背叛。”
我说：“上校，不要骗我们。他究竟对她做了什么？”
穆尔看上去有些吃惊，接着又恢复了常态，说：“我不知道。”
辛西娅指出：“但是你知道那不是强奸和乱伦。”
“对，我知道这一点是她自愿告诉我的。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她只把它称做背叛。”
“那么，”我讽刺地说，“也许他忘了给她买生日礼物。”
穆尔上校一副苦恼的样子，这就是我讽刺的目的。他说：“不，布伦纳先生，那不是平常的琐碎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当你无条件地爱和信任某人的时候，而那人以某种简单的、有预谋的方式背叛了你──不是由于粗心等可以原谅的方式，就像你所说的，是用一种利己的方式──那么你永远不会原谅那个人。”他又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深爱、崇拜自己丈夫的人发现他对另一个女人有着强烈的爱。”
辛西娅和我都思考了一会儿，我猜其中有些关于个人的想法，但我们都没说出来。
最后，穆尔说：“这里有一个更恰当的例子：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或者说是一个年轻姑娘爱戴并且崇拜她的父亲。后来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她父亲对一个朋友或同事谈起她。这个父亲说他的女儿‘简直是一个很古怪的女孩子，她总是呆在家里，老是围着我，对男孩抱有幻想。但由于她的胆小和非常平庸，从不去与他们约会。我希望她能偶尔走出家门，或者自己去找生活的归宿’。”他看着我们。“这是否会伤害了这个崇拜父亲的年轻女子呢？这会伤透她的心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听着这个故事我的心都碎了，而我并不是个易被感动的人。我说：“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
“也许。”
“可你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为什么她没告诉你呢？”
“这经常是因为接受治疗者经不起讨论，因为把这一切告诉治疗专家，意味着征求他们的判断或评估，而这判断或评估通常并非他所需要的。接受治疗者知道对一个客观的听者来说背叛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彻底。虽然有时候背叛用任何常规标准来衡量都是严重的──就像乱伦。尽管不是乱伦，但我相信用任何标准衡量它都是很可怕的。”
我点点头，好像听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我问道：“你能猜一下是什么事吗？”
“不，我并不想知道她父亲对她干了什么──只知道他干了并且干了具有伤害性的事就够了。两人之间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他完全失掉了信任。”
我试图在这件事上运用我自己的标准，但我不能，我的工作使我必须了解事件发生的几大要素：谁、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样和为什么。穆尔至少知道发生的时间，所以我问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回答说：“大约10年前。”
“那时她是在西点军校。”
“对。是她在西点的第二年发生的。”
“我知道了。”
辛西娅问：“那么她什么时候开始伺机报仇的？不是马上吗？”
“不，不是马上。她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过程，震惊，否认，接着是消沉，最后是愤怒。直到大约6年前，她才要伺机报仇而不是尽力应付。实际上，她变得有些反复无常，从此她就认定这一理论：‘只有报仇才能解决问题。’”
我问：“那么是谁引她走上这条路的？是你？还是尼采？”
“对于她反对她父样的行为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布伦纳先生，作为一个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