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工作的好人选。实际上，她想继承她家的这个传统。她的祖父也是个职业军官。”
辛西娅想了一会儿，然后提醒他说：“您说过她憎恨军队。”
“是的……我说过，但正像你指出的，她恨的是她父亲。”
“那么您那样说是说错了吗？”
在盘问中，指出对方的谎言是很有效的方法，即使那只是个小谎，这样能使嫌疑犯或证人陷于防守的境地。
福勒上校想纠正他原先的论点，对辛西娅说：“她原来是喜欢军队的。我不能肯定说出她最近的思想。她有太多的仇恨，她呆在军队里也是另有动机的。”
“我现在对这一点很清楚。”辛西娅又问：“您能谈谈安·坎贝尔同她母亲的关系吗？”
福勒上校想了一会儿，说：“她们的关系很好。关于坎贝尔夫人，我跟许多人的看法相反，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但是她选择了服从她丈夫事业的方式。我用‘选择’一词是因为事实如此──那是她的一个选择。坎贝尔夫人毕业于旧式学校，如果她对婚姻做了承诺，那么她会遵守诺言；如果她改变了主意，她会离婚。她不像当今那些既想保存蛋糕，又想把它吃掉的现代妻子们那样去诉苦、去抱怨和生气。”
他朝辛西娅看了一眼，继续说：“她不会因为她丈夫的背判行为而苦恼，幸与不幸她都会忍受，她懂得作为一个妻子和伴侣的价值，她不会去市中心找一份买卖房地产的工作，用这种可怜的方式来宣告她的独立。她没有佩戴将军的星章，但她懂得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奉献和她多年的忠实，她丈夫也不会戴上它们。你问安同她母亲的关系，而我说的是坎贝尔夫人同她丈夫的关系，不过你可以从中找到你问题的答案。”
我点点头。“是的，我能。那么安想改变她母亲的行为和态度吗？”
“我想起初她试过，但坎贝尔夫人只简单地告诉她让她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干涉她的婚姻。”
辛西娅说：“好建议。这使她们的关系紧张了吗？”
“我不善于协调母女关系。我家里是兄弟4人，而现在我自己有3个儿子。总的来说，我不会揣摩女人的心，我从未仔细观察过母女关系。但是我知道她们从未一起做过什么事，比如买东西、打网球或者是筹划晚会。不过她们在一起吃饭，有时也单独吃。这些对你来说够了吗？”
辛西娅点点头问：“福勒夫人很了解安·坎贝尔吗？”
福勒上校回答说：“相当了解，通过社交活动了解的。”
“那么福勒夫人当然对坎贝尔夫人也很了解，所以也许我可以同福勒夫人谈谈──有关母女关系。”
福勒上校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就像你们看到的，福勒夫人很难过，所以除非你们一定坚持现在谈，否则我不得不请你们等几天再谈。”
辛西娅问：“您夫人会待在这儿吗？还是她太悲伤了，可能会去哪儿休息一下？”
福勒上校看着辛西娅说：“如果你的意思我没理解错的话，作为一个公民，她可以来去随其所愿。”
“您理解得很对，上校。我并不想去开传票。我想今天同她谈谈，因为我没有几天时间可等了。”
福勒上校深深地叹了口气。显然，他没料到我们会这样急，并且他对下级给他带来的压力很不习惯。我想是因为我们穿着便服他才没发火，没把我们赶出去，这就是为什么犯罪调查处常常穿便服去处理最糟糕的案子。福勒最后说：“我问问她今天下午是否能同你们谈。”
“谢谢您。”辛西娅说，“她能同我们谈，总比被迫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好些。”
福勒上校明白这些情况，他点了点头。
我问他：“第二点，上校，您能告诉我坎贝尔被杀的那个晚上您在哪儿吗？”
他笑了笑说：“这是你打算问的第一个问题吧。嗯，我在哪儿？
我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参加了在军官俱乐部烧烤餐室举行的军官告别晚会。我很早就托辞离开了，到家还不到10点，我又做了些文字处理工作，打了几个电话。12点就和夫人休息了。”
如果他夫人能证明这一点，我问这个问题就太蠢了。所以，我换了一个问题：“那天晚上没发生什么意外吗？”
“没有。”
“您几点醒的？”
“6点。”
“然后呢？”
“我洗了澡，穿好衣服，大约7点半开始去工作。”他又说：“也就是去我现在该去的地方。”
“您大约在8点往坎贝尔上尉的住处打了电话，在她的录音电话上留了言。”
“对。坎贝尔将军从他家里打来电话要我这么做的。”
“他不想自己给她打电话吗？”
“他很苦恼，而且知道他夫人很失望，所以就让我来打这个电话。”
“我明白了。但是，就像事情发生的那样，我们8点前到达她的住处时，留言已经在录音电话机里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在一瞬间，福勒上校一定会猜测我是否在诓他。其实不是，不然他得编一个更好的故事来解释。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可能我把时间搞错了。一定是更早些。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她家的？”
“我得查查我的记录，我能推断出您并不是在7点前打的电话，说她赶不上7点钟的早饭了。”
“这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布伦纳先生，虽然我常常在早于这次的时间打电话提醒她。”
“但是这一次，您说：‘安，你今天早晨应该到将军家去一趟。
在您说了‘你现在也许在睡觉’之后，您又说了吃早饭的事。如果她值勤结束是7点，而您在7点半给她打了电话，她那会儿才刚刚能赶到家，还根本谈不上去睡觉。”
“你是对的……我想我是记不太清了。我也许忘了她在值勤，我的意思是她也许还没睡醒。”
“但您的留言中提到了值勤。整句话是‘今天早晨你值勤结束后，应该到将军那儿去一趟’。”
“我是那么说的吗？”
“是的。”
“嗯，那好，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也许是在7点半前打的电话。我是在将军打来电话后紧接着打过去的。坎贝尔上尉显然已经同意7点去见她父母。虽然按常规她是在那个时间与下一班的军官交接，但她提前离开让值勤军士代理交接也并非不正常。”他又说：“这一点你有问题吗，布伦纳先生？”
“没问题。”我没有问题，你可有大问题。我问：“坎贝尔上尉和她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她为什么要同他一起吃早饭？”
“嗯，他们常在一起吃饭。我告诉过你，她经常去看她母亲。”
“这次早餐的目的是安·坎贝尔对将军的最后通牒做出答复吗？”
福勒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是的，可能是。”
“在被迫答复最后通牒前仅一小时，她死了，您不觉得奇怪吗？
您认为这之间有联系吗？”
“不，我想这是巧合。”
“我不相信巧合。我来问您，将军是否要求他女儿回答更多的问题？”
“你指什么？”
“嗯，名字。基地那些同她睡过觉的男人的名字。坎贝尔将军要进行一次大清洗吗？”
福勒上校想了想，说：“完全可能。但安并不在乎谁知道这些，她会很高兴把这些告诉她父亲。”
“那些同她睡过觉的已婚军官们会很在乎，而不会像她那么高兴的。”
“我知道他们的确在乎，”福勒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安不会改邪归正，他们的行为有可能败露。”他说：“你知道，布伦纳先生，大多数已婚男子在不端性行为中都有矛盾心理。”他看了看辛西娅，又继续说：“一方面，他们害怕被他们的妻子、家人、朋友或上司发现；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并且总是夸耀他们的征服。当被征服者是他们上司的漂亮女儿时，他们就无法控制住自己而信口开河了。相信我，我们都有过类似感受。”
我笑了笑。“的确是这样，上校。”我又说，“但是说说是一回事，照片、名单和宣誓书就是另一回事。我的看法是这样，她的一些情人也许通过安了解到将军掌握了关于他们的足够的情况，并且要求女儿拿出一份不轨行为的报告。有人也许认为杀死安就消除了证据，了结了此事。”
福勒点点头。“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杀她的不是陌生人。但是你能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想让她闭嘴的人用这种方式杀害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死者的性行为上来呢？”
问得好。我回答说：“也许是用来掩盖行为的本质。罪犯需要杀了她，加上强奸不过是干扰调查。我经手过两件这样的案子，丈夫用这种方式杀死妻子，使现场看上去像是陌生人干的。”
福勒上校说：“这是你的职业范围，不是我的。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多少男子杀害女士仅仅是为了灭口呢？因渎职行为上军事法庭总比因杀人上军事法庭风险小得多。”
“我同意，上校，但是我们是有理智的人。在非理性的世界里，杀人的一个基本动机是避免丢脸和出丑，手册中是这么说的。”
“嗯，同样，这也是你的职业范围，不是我的。”
“要仔细想想在安·坎贝尔的情人中有谁可能想到用杀人来避免丢脸、离婚、上军事法庭和从军队中被开除。”
“布伦纳先生，据我了解，你最早的嫌疑犯穆尔上校同她并没有性行为方面的纠葛，所以他没有灭口的理由，但他也许有许多强奸她并杀害她的其他原因。因此，如果这些就是影响你逮捕他的原因，你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动机的形成上。”
“当然，我正沿着这条线索调查，上校。我喜欢将谋杀调查看成像步兵和装甲兵司令指挥一场战役一样──多方进击──佯攻、试探出击、主攻，然后是突破、包围。”我补充说：“包围他们，猛击他们。”
他苦笑着。我知道他会这样。他说：“这是你滥用资料、丧失创造精神的好办法。直接去找杀人犯，布伦纳先生，把那些可笑的材料留在战术教室的黑板上吧。”
“噢，也许您是对的，上校。”我问他：“您那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是否遇见了值勤中士圣·约翰？”
“没有。实际上，我后来听说其实是一个警卫班长在总部值勤。
所以这样一来，当早晨第一个军官来接班时，引起了一场大吵大嚷。
那个班长说那值班中士几小时前离开后再没回来，他不知道中士在哪儿，也不知道值勤的军官在哪儿。这件事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桑德斯少校，一个参谋，决定去叫宪兵队，宪兵队说圣·约翰被他们拘留了，但是拒绝说出原因。我是在大约9点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并且向将军做了汇报。他告诉我要继续追查下去。”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问坎贝尔上尉去了哪里吗？”
“没有……回想起来，一切都搅在一起了。我以为那天早晨坎贝尔上尉只不过是离开得早些，让值班中士代理，而中士又让警卫班长代理，自己借此机会去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回家暗中监视他妻子去了。这一切都太平常了──一个值勤的男人脑子里想着他妻子对他不忠，就偷偷溜回去检查一下，这是军队生活的一个问题。”
“是的。我曾办过一个案子，两人被杀、一个重伤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你明白了。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只知道圣·约翰同宪兵队争吵过，这事没报告总部，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因为我认为肯定是坎贝尔上尉提前离开导致了圣·约翰玩忽职守，并且我知道此事自会见分晓的。所有人都认为圣·约翰的被捕同我们后来发现的事有某种联系，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他的话听起来有根有据，但如果我推敲一下，一定会有一些漏洞。我提醒他说：“您说过前天晚上您在总部工作到很晚。”
“是的。”
“坎贝尔上尉那天晚上要求值勤时，您看见她了吗？”
“没有。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在将军的办公室隔壁。值勤军官和中士在二楼办事员和打字员用的大房间里。他们先是接受一个值班军官的值班记录和特殊命令，然后选一张桌子，让自己晚上过得舒服些。我很少看到值勤军官报到。”他问：“满意了吗，布伦纳先生？”
“可能，长官。反复核对后我才能知道是否满意。这是我的工作，上校，除此之外我别无办法。”
“我相信你还有些自由，布伦纳先生。”
“仅仅一丁点儿。往左一英寸，往右一英寸。我现在正自动落进我的上司赫尔曼上校的嘴里，不敢向高级军官提问的准尉他都要吃掉。”
“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嗯，我会告诉他你干得很出色，没表现出任何恐惧。”
“谢谢您，上校。”
我们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我的咖啡凉了，但我不在乎。最后，我问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们同坎贝尔夫人谈谈？”
“我会尽力的。”
我对他说：“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绘的是个军人的好妻子，她会明白谈话的必要性。”我又说：“今天我们还想见见将军。”
“我会安排的。我在哪儿能找到你？”
“恐怕我们今天要走遍基地各处。就给宪兵司令部办公室打电话留言吧。我在哪儿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礼安排好了吗？”
“是的。降旗号响过后，今晚和明天早晨遗体将留在基地小教堂里，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别的人去吊唁。明天上午11点，在小教堂举行仪式，然后将遗体送到乔丹飞机场，用飞机运到密歇根州，在坎贝尔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职业军官通常都将遗嘱写给军队存档，常常包括关于下葬的说明，所以我问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愿望吗？”
“这个问题同谋杀调查有关系吗？”
“我想立遗嘱的日期和下葬说明的日期同这次调查有关。”
“遗嘱和下葬说明都是在坎贝尔去海湾参战前一周写的，这不会有什么不正常。告诉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遗嘱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约翰·坎贝尔。”
“谢谢您，”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语吧，“您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上校，我们非常感谢。”尽管您想迷惑我们一下。
按礼节，上级军官行动优先，所以我在等着他意识到我已说完，并且站起来。但是他却又问我：“在她房间里，你是否发现了什么有损于她或基地任何人的东西？”
我变得忸怩起来，问：“比方说？”
“嗯……日记，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单。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说：“我的未婚姑妈可以单独在坎贝尔上尉的家里住一周，而不会发现任何她不赞成的东西，包括音乐。”这是真的，因为简姑妈虽然爱探人隐私，但她没有空间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他告诉我说：“你一定漏掉了一些东西。安对每件事都做记录，这是她作为心理学家的一种训练。不容怀疑，作为一个堕落的人，她作为一个讹诈腐蚀者的欲望绝不是靠对她在汽车旅馆外边的草堆里或下班后在基地私人办公室里的短暂记忆来维持的。要更仔细谨慎才行。”
“是，长官。”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关于安·坎贝尔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里说出。安·坎贝尔对我来说，显然已经超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