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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此刻不想让穆尔上校知道他是嫌疑犯。”我看到斯特劳德的眼睛瞪得很大。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福勒上校才说：“好吧，我同意你取走他的发刷或梳子，但如果他办公室里的其他东西被发现动过了，我会控告你。”
“是，长官。你要给值班中士下命令吗？”
“让他接电话。”
“是，长官。”我示意斯特劳德。他出去把科尔曼中士找了回来。我对科尔曼说：“基地副官福勒上校要跟你讲话。”
他拿起电话，并无什么热情。他讲话的结束语都是“是，长官。
是，长官。是，长官。”他挂了电话，对我说：“如果你能看好电话，我就把他的发刷或梳子找来。”
“很好。把它包在手绢里。”
他拿着一串钥匙走出办公室。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
我对斯特劳德说：“我们到外边去了。你在这等着拿那证据。”
“是，长官。”
斯特劳德好像因为可以为这个案子出力而感到高兴。辛西娅和我走到外面，站在吉普车的灯光里。
辛西娅对我说：“这个地方管得真严。”
“如果你在进行一些特种实验，比如洗脑、审讯技巧、道德毁灭和制造恐怖等，可能你也不愿外人在周围探听。”
“这就是安·坎贝尔从事的工作，是吗？”
“我想是这样。这儿有供自愿接受实验者住的、全是单间的大楼。外面的军事用地上还有一个逼真的仿造战俘营。”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大约一年前我同一个心理学家一起办案，他曾经在这儿住过。
后来他申请调离了。”
“我猜这地方会让你心情不快。”
“是的。你知道，我在安·坎贝尔的私人档案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一面写着另一句尼采的名言──‘同魔鬼斗争的人，应该当心自己在斗争过程中不要变成魔鬼；当你长时间窥视地狱的时候，地狱也在窥视着你。’”
“这张纸条为什么会在档案里呢？”
“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明白它的意图。”
“是的……我想我们都明白。”她说，“为了生活，有时我真想改行干别的。我对那些事真厌烦极了，比如阴道化验标本、精子的脱氧核酸实验以及从强奸犯和受害者那里笔录口供等等。”
“是啊。我想10年是一个极限，而我已经干了近20年。这是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吗？”
“是的。”
斯特劳德手里拿着件东西从大楼里走出来。他走近时，我们看见他的微笑。他大声说：“科尔曼中士找到了。”
我们在人行道上迎上他。他交给我一把用草绿色手绢包着的发刷。
我对他说：“你知道关于证据的管理手续，我需要你写一份证明，说明我们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了这只发刷，都有谁参与了等等。”
“好的，长官。”
“签上名，封好口，注明‘布伦纳’，6点钟之前送到宪兵司令的办公室里。”
“是，长官。”
辛西娅问他：“你知道穆尔上校开的是什么车吗？”
他想了一会儿说：“让我想想……一部旧车……一部破破烂烂的……灰色轿车……到底是什么牌子呢？对了，是一辆大约85年或86年生产的大福特。”
“你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她又说，“这些都要严格保密。”
斯特劳德点点头，说：“如果你们想了解穆尔上校的其他情况，就来问我，如果我不知道，我可以去查。”
“谢谢你。”我说。显然，有些人想看到穆尔上校死在莱文沃思。
我们互行了军礼，然后走回各自的车里。
辛西娅发动了汽车。“去乔丹机场吗？”
“对。”
我们又一次离开基地中心，驶向了那块军事用地。我说过，我在这儿完成了步兵的初级和高级训练。我还依稀记得这里的情景：一片荒凉、寂静的景象。这里有长满树木的小山、湖泊、池塘、沼泽和湿地。许多枯死的苔藓在夜晚发出磷光，能扰乱人的视觉。
由于我沉默了片刻，辛西娅问：“你在考虑这个案子吗？”
“不，我在回忆。我参加步兵训练时就是在这里。你去过那块军事用地的未开发区吗？”
“没有。眼下我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第6步枪射击场。”
“那不过是蜻蜓点水。如果沿着这条路从这儿向左拐到珀欣将军路，它一直通向主训练场。那里有大炮和迫击炮练习场，还有特训练习场地，那些特训项目有‘步兵连进攻’、‘装甲兵步兵联合作战’、‘埋伏’和‘夜巡’等等。”
“没有野餐的地方吗？”
“我记得没有。那里有一个旧的特种兵兵营，有一座为搞城市战争演习而仿造的欧洲城市，还有一个仿造的越南村庄，我在这儿的演习中‘死过’6次。”
“你一定接受了教训。”
“显然是这样。那里还有一个仿造的战俘营，现已由心理训练学校接管，仍在使用，是个禁区。”
“我明白了。”她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这块土地，包括周围那些地方，一共有10万英亩，告诉我为什么安·坎贝尔单单选择了一个还在使用的步枪射击场呢？而且50米外的那条路上就有送兵车和宪兵队经过，一公里外还有个哨所。”
“嗯，我想到过这一点，还想到了另外三件事。第一，这儿的人一致认为，她值班时是突然离岗的，所以案发地点不是她而是那人选择的。但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对。如果是安选择的地点，她一定会找一个她的同伴容易找到的地方。因为除非那人是个优秀的特种兵，不然他一定会因走不出这片密林而失约。”
“没错。所以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那个人晚上不熟悉树林或者他感到这安排不好。”我说，“从这儿拐向乔丹机场。”
“我知道了。”她向有招上了去机场的路，问我：“第三个想法呢？”
“噢，安·坎贝尔选择了一个近乎公共场所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有一定的危险性。她多半是想寻求极度的快感，也许，只是也许，还有这样一个因素，那就是：‘让大家看看我可以在父亲的领地上做这样的事而没被发觉。’”我看了看辛西娅，她点了点头。
辛西娅说：“你可能也做过这样的事吧，保罗，是为了丢你父亲的脸。”
“是的。但是这说明安和她父亲的关系很糟糕，都不喜欢对方。”
“我们搜查她房间的时候，你就说过这话。”
“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想。我只是觉得做一个有权势的人的孩子，生活在他的影子里不会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社会现象。”
她又点了点头，说：“我觉得线索搜集得差不多了，我们最好在被联邦调查局踢出此案或挤到一边之前把它们归纳起来。”
“你说得对。我再给这个案子两三天时间。然后我们就开始向那些牢不可破的防御攻势发起攻击。就像坦克指挥官手册里讲的，我们即刻的优势是：突击有力、机动灵活、火力集中。我们要猛攻敌人的弱点，打他个措手不及。”
“以最快的行动和最优良的装备夺取胜利。”
“很精辟。”
我们把车停在了乔丹机场宪兵队的岗亭前，出示了身份证后，他们招手让我们开了过去。
辛西娅把车停在法医实验室的货车和卡车中间。我用一条手绢隔着从汽车行李箱里取出盛衣服的塑料袋，辛西娅拿着发刷。她说：“如果是那人拿着袋子，坎贝尔自己脱掉了衣服的话，那她的手枪套、靴子、腰带扣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其他人的指纹，除非袋上有指纹。”
“过一会儿我们就能搞清了。”
我们向飞机场走去，她说：“你真机敏，布伦纳，我开始钦佩你了。”
“你喜欢我吗？”
“不。”
“你爱我吗？”
“我不知道。”
“你说过在布鲁塞尔时你爱我。”
“是的，是这样。我们下星期再谈这事，或者也许今晚晚些时候。”
第十八章
第3飞机库沐浴在高处射来的明亮灯光里，来自吉勒姆堡的流动法医队正在忙碌着。肯特还没到，这对我和辛西娅来说正合适。
我把塑料垃圾袋和发刷交给考尔·塞夫尔，没做任何解释。他把袋子和发刷交给了一个指纹鉴定员，并让他在提取了指纹后将东西送到痕迹证据处去。
加上那袋衣服，现在第3飞机库里已经摆满了安·坎贝尔上尉的所有我们能找到的东西，包括她的汽车、办公室和她的家，但不包括她的尸体。另外，我看见安那天晚上用的车也给弄到这儿来了。我们往里走，看到了滚式公告栏上有刚冲洗出来的犯罪现场的照片、草图、图表、厚厚的实验报告以及附有尸体彩色照片的备忘录。这些我都一掠而过。我还看到了脚印的石膏模型、玻璃纸袋盛着的证据和法医的实验设备。这里有三十多个正在忙碌着的男男女女。
考尔·塞夫尔给我看了一份当地日报《米德兰电讯》，大标题是：“将军的女儿死在哈德雷堡”。
辛西娅和我读了那篇文章。文章用讽刺的笔调报道了安·坎贝尔赤身裸体被捆在步枪射击场上给勒死，也许还遭到了强奸的事。报道有一半是准确的，引用了哈德雷堡公共情报员希拉里·巴恩斯上尉的话。她声言官方没有对安·坎贝尔的死进行评论，军队的犯罪调查处对这一谋杀事件正在进行调查。
报道中还引用了米德兰警察局长伯特·亚德利的话说：“我已经向哈德雷堡的宪兵司令肯特上校伸出了援助之手，目前我们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没提我们搬走安的房间的事，也没说要把我盛在大银盘中当做他的美餐。不过下次我们见面后，他也许就会开始向报界抨击我了。
考尔问辛西娅：“你脚上穿的运动鞋是你在现场时穿的那双吗？”
“是的。你是只要我的鞋还是连脚一起要呢？”
“只要鞋。请脱下来。”
辛西娅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脱下了鞋，递给考尔。他又问我：“你在现场穿的那双靴子在哪儿？”
“在我那个基地外的住处。我忘了带来。”
“最近几天内你能拿给我吗？”
“当然，过几天吧。我现在似乎要在基地里给困一阵儿了。”
“又是这样吗？上帝啊，布伦纳，每次和你办案，只要有地方警察参与，你总是把他们搞得很恼火。”
“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好啦，考尔，我希望你派几个人去第5步枪射击场制作几个车印的模型。”我把地点告诉了他。他立即就往外走，要去安排。我又叫住他，说：“还有一件事。在那儿干完后，让他们去维多利街上的维多利花园，去制作一套福特汽车上的车胎模型。那车也许是灰色的，1985年或1986年制造的，保险杠上贴着军官的标志。我没有车牌号码，但你可以在39单元附近找。”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如果是辆军人的车，我们可以等到它在基地露面。”
“这材料我今晚就要。”
“好啦，布伦纳，不得到地方上的许可，我不能到基地之外搜集证据。你已经搞得他们暴跳如雷了。”
“对。不要用军车。死者住的45单元也许正由米德兰的警察看守着，不过值班警察很可能是呆在室内的。告诉你的人要小心，动作要快。”
“我们可以等那辆车到基地上来。”
“好吧。”我把手放在他肩上，“我很理解。我只是希望天亮时车胎不会从那车上被换掉。天哪，那辆车今晚千万不要消失才好。不过没关系，还是等到早晨吧。”
“好吧，维多利花园。你真是贪心不足，还想冒险，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他向一群人走过去。他们正在往脚印的石膏模型上贴标签，在犯罪现场的草图上做记号。考尔把辛西娅的鞋递给他们并交待了几句，大概是关于午夜的任务，因为他不停地用大拇指朝我指指点点，所以那些技术人员也都盯着我看。
我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也给辛西娅要了一杯。她正在翻阅实验报告。她端着咖啡说：“谢谢。看这儿。”她递给我一份关于一个脚印的报告。“他们发现了一只7号平底鞋的鞋印，也许是一只女式便鞋。它出现在步枪射击场上很不寻常，对吧？”
“对，是很不寻常。”
“这说明了什么？”
我仔细看过报告，上面推测这个脚印是不久前才留下的。我说：
“有意思。也许是几天前留下的，我们都知道这儿大约有一周没下雨了。”
“对。不过这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花了大约15分钟翻阅了所有法医小组的报告。接着，考尔在他的某个临时实验区里叫我们过去，于是我们一起过去坐在一张桌子旁，一个女技术员正在这桌子上观察显微镜。考尔说：“凭着这把发刷你也许有了重要的发现。它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拍拍他的秃头，说：“反正不是从你这儿。”
听了这话那个技术员笑得简直要把脸碰到显微镜上去了。
考尔并没被逗笑，他对辛西娅说：“你们都是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去看看显微镜呢？”
那个技术员移到一边，让辛西娅坐到显微镜旁。那个技术员是一名专业军士，叫卢毕克。她说：“右边的那根头发是在第6射击场男厕所的洗手池里发现的，左边的则是从发刷上取下来的。”
辛西娅向显微镜里望去，卢毕克继续说：“厕所里发现的那根头发没有发根，但从发干上看，我已验定那人是O型血，发刷上头发的主人也是O型血，两份头发样品都是高加索人的，从质地、颜色、没有烫染和总的健康情况来看两份样品完全一样。”
辛西娅从显微镜上抬起头来。“是的，它们看上去一模一样。”
卢毕克总结道：“我觉得这些头发全出自同一个人。从洗手池中发现的这根头发很短，无法做摄谱分析等项实验。如果能做，我也许会找到更多的相同之处。任何进一步的实验都会改变或毁掉这仅有的一根头发样品。”她补充说，“发刷上的头发有些有发根，一小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们那人的性别，并且可以拿一个脱氧核糖核酸的标识给你们。”
我点点头，“明白了。”
辛西娅站起来对卢毕克说：“请给样品做上标记。装起来并附上一份报告。”
“是，长官。”
“谢谢。”
塞夫尔问我：“凭这些证据能逮捕一个人吗？”
“不行，但是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个人。”
“那人是谁？”
我把他拉到离技术人员远一些的地方，说：“一个叫查尔斯·穆尔的上校。你们要比较的就是他的车印。穆尔的办公室也在心理训练学校里。他是被害者的上司。我正打算查封他的办公室，等获准后把它搬到这儿来。”
辛西娅走过来说：“在此期间，考尔，请比较一下穆尔上校发刷上的指纹和从安的车上发现的指纹，再比较一下垃圾袋和袋内物品上的指纹。”
“好。”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这个穆尔上校认识被害者的话，即使指纹吻合，也不能最后认定他在现场。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的指纹会在安的手枪套上或者在她的车上。”
我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对于他在垃圾袋上留下的指纹，或者在第5射击场留下的车辙印他就很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