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什么时间打那个电话的，上校？”
“大约8点吧。将军和夫人准备7点等女儿回家吃早点。”
“您从哪儿打的电话，长官？”
“我当时在上班──是从司令部打的。”
“您是否在司令部转了转，看坎贝尔上尉是否还没下班？”
“没有……我只是想，她可能忘了吃饭的事，就直接回她的住所了。”他补充说：“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明白了。那您没去停车场看看有没有她的车？”
“没有……我想我应该去看看。”
我又问他：“是谁详细告诉您坎贝尔上尉死亡的情况的？”
“是宪兵司令在电话上告诉我的。”
“说的是找到她时的情形，对吗？”
“对。”
“这么说，您和坎贝尔将军都知道，她是被捆住，勒死，然后被奸污的，是吗？”
“是的。还有别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吗？”
“没有了，长官。”我问他：“您下班后我怎么跟您联系？”
“我住在基地里的军官住宅区──贝萨尼山。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从这儿往南，在去射击场的路上。”
“是的。基地电话号码簿里有我的电话号码。”
“谢谢您，上校。”
“再见，布伦纳先生，森布尔小姐。”
他关上了门，我和辛西娅向她的汽车走去。她问我：“你觉得福勒这个人怎么样？”
“不像他对自己估价得那么高。”
“他实际上有点显示大人物的派头，某些方面很有些自负。我猜想他可能像他给人的印象一样是个冷静、温和，做事高效率的人。”
“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忠心只是对将军一个人的。因为他的命运和将军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将军得势，他才可能得到那颗银星。”
“就是说，他为了保护将军宁愿说谎。”
“说得对。其实，关于他给安的住所打电话的事，他已经说了谎。我们是8点前到那儿的，那时候电话机里已有了那个录音。”
辛西娅点了点头，说：“这个我知道。他打电话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再加一个嫌疑犯。”我说。
第十四章
辛西娅问我：“还去心理训练学校吗？”
我看了看我那块民用表，已经是下午5点50分了，“欢乐时光”
又要开始了。我说：“不去了。送我去军官俱乐部。”
我们的车向军官俱乐部驶去。军官俱乐部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没有基地那么繁忙吵闹，又离基地很近，所以很方便。
辛西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对坎贝尔将军有什么看法？”
我思考了片刻。听到人死的消息后，尽快掌握死者的朋友。亲人和同事对死者的反应是相当重要的。我已经破过不少凶杀案，有些就是看谁的反应不正常，便顺藤摸瓜追下去而破案的。我对辛西娅说：
“他没有一般父母听到孩子死去噩耗时的那种悲伤和绝望。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他。”
她不解地问：“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是一个军人，一个英雄，一个高级将领。地位越高，人情味就越淡。”
“可能吧。”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考虑到安·坎贝尔是怎样死的……嗯，是怎样被找到的……我觉得她父亲不会是凶手。”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死的，也不知道她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还是没穿，因为事情往往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一个聪明的凶手，能让你只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保罗，我还是不能相信他会亲手把亲生女儿勒死。”
“当然这种事不同寻常，但也并非闻所未闻。”我接着说，“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知道她在性生活上的那些丑事后，也会大发雷霆的。”
“但你再大发雷霆，也不至于对亲生女儿起杀心啊。”
“我是不会，但谁敢保证呢？我只是在论证一下杀人的动机而已。”
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前停了下来。我打开车门对辛西娅说：“你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请你吃晚饭了。”
“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回去换，除非你想一个人吃饭。”
“我在小餐厅等你。”说完我下了车。她开着车走了。
我走进俱乐部时，扩音喇叭里正放着退兵的号声。我来到俱乐部干事的办公室，出示了犯罪调查处的证件，要了本电话号码簿。因为查尔斯·穆尔上校家的电话号码不在基地电话号码簿里，所以我只好拨通了心理训练学校。当时已经是晚上6点过一点儿了，但不必担心没人值班，这就是部队的一大优点。一位值班中士接了电话，并帮我接通了查尔斯·穆尔办公室，只听有人说：“我是查尔斯·穆尔上校。”
“穆尔上校，我是一级准尉布伦纳，是《军队时报》的记者。”
“啊……”
“我想跟您谈谈坎贝尔上尉被害的事情。”
“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场悲剧啊！”
“是的，长官。我能问您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贝尔上尉的顶头上司。”
“是的，长官，这我知道。上校，您现在是否方便到军官俱乐部来见我？请放心，不会超过10分钟的，除非您让我感兴趣，上校。”
“这个……”
“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谈谈。”
“当然。在哪儿──？”
“在小餐厅。我穿一件蓝色西装。谢谢您，上校。”我挂断了电话。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不想和警方谈话就可以不谈，但他们对新闻界却不知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义务而必须去谈。尽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犯罪调查处的布伦纳，而现在要再隐瞒身份真令人难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兰的电话号码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查尔斯·穆尔和安住在同一个花园公寓区。虽然维多利花园通常不是上校军官选择的住所，但这事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许因为他欠了债，也许他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从不在乎在停车场碰到上尉和中尉。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住得离安·坎贝尔近些。
我快速记下了穆尔上校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刚进门。我对她说：“穆尔上校一会儿来见我们。记住我们是《军队时报》的记者。还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儿给我找个房间，因为现在亚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逻，我不能回‘低语松林’了。请你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下车，帮我买一支牙膏、一把刮胡刀，还有一条中号短裤、一双袜子。可能还要一件衬衫，15号领子。别忘了给你自己带双跑鞋，我们过会儿去射击场时好穿。再带只手电筒，好吗？辛西娅？喂？”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吧。我挂断电话来到楼下的小餐厅。这儿虽然不像那间大餐厅那样正规，但却马上可以吃到东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条和果仁，一边吃喝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谈话。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安·坎贝尔，谈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儿毕竟是军官俱乐部。米德兰的酒吧里肯定也正谈着同一个话题，只不过在那儿谈起来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绿色带鹰形图案的上校军装，走进来朝着这间屋子四周看了一会儿。我观察了他足有一分钟，见没有一个人向他招手，也没有人和他讲话。显然，穆尔上校在这儿并不出名，也许是没有人缘。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他看到我勉强地笑了笑：“你就是布伦纳先生？”
“是的，长官。”我们握了握手。穆尔上校的军装皱皱巴巴，而且做工很差。这也正是他所从事的那个特殊行业的一个标记。“谢谢您的光临。”我说。穆尔上校大约50岁，一头黑色鬈发，头发很长，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入伍的一个地方神经科医生。军队上的医生、律师、精神科医生、牙医都能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他们是真的愿意穿那种粗制滥造的军服呢，还是他们真正是有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者。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问他：“想喝点什么吗？”
“是的。”
我示意一位女招待过来，穆尔上校要了一杯奶油雪利。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不怎么愉快的谈话。
穆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猜度我的神经哪根出了毛病。为了不让他失望，我主动说：“听起来她好像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杀的，可能是惯犯。”
他不愧是搞这一行的，马上把矛头对准了我：“你为什么这么说？”
“只是贸然猜一下而已。”
他告诉我：“在这个地区还没发现类似的强奸和谋杀案。”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
确切地说，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情不该让这儿的人都知道，但军队是流言蜚语滋长的温床。因此，关于穆尔上校、福勒上校和坎贝尔将军都知道些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怎样知道的，你是无法猜到的。我问他：“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回答说：“当然她是遭强奸后被杀的，在射击场上。”
我拿出笔记本，呷了一口啤酒，说：“我刚从华盛顿过来，还没掌握多少资料。听说她被赤身裸体地捆在那儿？”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这个你最好去问问那儿的宪兵。”
“好吧。您做她的指挥官有多久了？”
“从她来到哈德雷堡开始，大约在两年前。”
“这么说您挺熟悉她了？”
“是的。我们的学校很小，一共只有大约20名军官，另外30人是被派到此地服役的。”
“明白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您感觉如何？”
他说：“我完全被惊呆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又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他除了震惊以外也看不出别的什么感受来。我经常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打交道，知道他们常在说着得体的话时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来。我相信职业和人的个性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军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说，步兵军官往往会有些孤僻、傲慢、自以为是。犯罪调查处的人都惯于骗人、冷嘲热讽，而且特别聪明。一般精神科医生大都选择与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打交道的工作。这种工作虽然陈腐，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为之献身。查尔斯·穆尔是一个战争心理学专家，他的本行是把敌人本来健康的脑袋弄出毛病来。这和为细菌战制造麻疹菌的医生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管怎么说，查尔斯·穆尔在我看来就是不太正常。开始较短的一段时间，他似乎距我很远，而后突然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了好半天，似乎要从我的脸上或心里看出些什么来。这使我很不舒服。他除了有些怪癖外，眼睛里还冒出一丝凶光──很深，很黑，很富有穿透力。他的声音也很特别，很慢，低沉，带点儿装出来的温和语气。估计他在学校教书时用的就是这种声音和语气。
我问他：“您在担任此职务之前就认识坎贝尔上尉吗？”
“是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6年前，那时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学校学习。我任她的教官。”
“她刚在乔治敦读完了心理学硕士。”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说了什么他认为我不知道的事，然后回答说：“我相信是这样。”
“在布拉格堡时你们就在一起吗？”
“我在学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训练队。”
“后来呢？”
“后来就去了德国。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那儿的。再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种军事学校，在那儿当了一阵教官。之后我们被派到海湾去执行同样的任务，之后又去五角大楼。简单说来，两年前我们又一起来到了哈德雷堡。怎么，难道这些都有必要讲吗？”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么，上校？”
“这是保密的。”
“噢。”我边记边点了点头。两个人能这么久在一起执行任务确是不常见的，尤其是在战争心理学这一特殊领域。就我所知，在部队里，即使夫妻俩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好运气。比如说可怜的辛西娅吧，她当时虽然没和特种部队的那个家伙结婚，但已经和他订了婚。辛西娅被派到布鲁塞尔，他却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区。我对穆尔上校说：“你们的工作关系很不错嘛。”
“是的。坎贝尔上尉非常聪明能干，有追求，能言善辩，而且值得信赖。”
听起来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总结上写的评语。显然，他们很合得来。我问他：“她算是你的‘被保护人’吗？”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这个法语词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词“情妇”或者其他更肮脏的外来词。他回答说：“她是我的下级。”
“对。”我把他的话归在我早已拟好的“废话栏”中。“您认识她的父亲吗？”
“是的，不过不太熟悉。”
“来哈德雷堡之前您见过他吗？”
“是的，偶尔能见到。我们在海湾时见过他几次。”
“我们？”
“安和我。”
“哦。”我也把这记了下来。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显然我们两人都觉得这些没什么意思。其实我这次和他谈话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前，先对他有个准确的印象。一旦人们知道谈话对象是警察就会采取对策。另外，《军队时报》的记者是不能问“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这类问题的，但警察可以问。于是我问他：“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
他站了起来：“这是他妈的什么问题？我要控告你。”
我把证件亮了出来：“我是犯罪调查处的。上校，请坐下。”
他先是盯着我的证件看了一会儿，继而又转向我，两眼顿时射出咄咄逼人的红色死亡之光，像恐怖电影里的一样十分可怕。
我又说：“请坐，上校。”
他鬼鬼祟祟地朝这个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间看了看，好像担心自己有被包围或其他什么危险。最后，他坐了下来。
上校跟上校不同。从理论上讲，官衔比拥有这个官衔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这个人也要尊重这个人的官衔。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比如说，福勒上校拥有上校的权力和尊严，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
而穆尔上校就我所知却与任何权力机构都没有联系。我对他说：“我正在调查安·坎贝尔上尉被杀一案。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读你的权利，请你如实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好吗？”
“你无权冒充──”
“那就让我自己为我的双重性格烦恼吧，好吗？第一个问题──”
“没有律师在场我拒绝回答。”
“我想你是因为看了太多的非军事电影。你没有权利找律师，也没有权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如果你不主动合作的话，我就把你列为嫌疑犯，宣读你的权利，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宣布我有了一个嫌疑犯，他要请律师。那你就陷入了军法约束之中。怎么样？”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可我抗议你把我弄到这样一个被动的地位。”
“好吧。第一个问题：你最后看到坎贝尔上尉是什么时候？”
他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下态度，说：“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约4点半时，她说她要去俱乐部弄点吃的，然后再去要求值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