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上学，咨讯比较发达，每次回家都给我灌输很多港台的先进文化，我的第一盒卡带是她给我的生日礼物，正版的，歌手是杨庆煌，制作人是谭健常，第二盒是杨俊荣（没错，就是很多年以后周杰伦签约公司阿尔发的老板）。我姐为了显示她的优越感，经常给我传播一些骇人听闻的内幕消息，比如一个奇丑无比的老男人赵传打败了人见人爱的小虎队，张雨生其实是男的，潘美辰才是女的，齐秦曾经是个少年犯等等。
直到她后来教我学会用短波收听敌台，我才知道她的消息来源。我家乡在南方，离
福建很近，所以能听到杂音很大的台湾音乐节目。我最早的流行音乐教育就来自那里，我爸经常吓唬我，说没准哪天就被派出所当特务给抓走了。为了隐秘起见，我用耳机听，是那种一个耳朵的
半导体耳机，我在外面还加一个冬天用的护耳套，搞得像一个真正的谍报人员。
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一个报社，开始以文艺青年自居，文艺青年的所有缺点我都学会了，比如，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权威、不和普通群众为伍等等，我和几个进步青年结成了小团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喝酒抽烟，畅谈文学和爱情，俨然是魏晋名士。我的强项是写小美文和针砭时弊的小杂文，当时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米兰昆德拉和王朔，我在给别人总结我的文学生涯的时候经常说，王朔是我的形式，米兰昆德拉是我的内涵，翻译成正式的说法就是可读性和思想性并重。所以，一方面我得到了同行的尊重，另一方面又赢得了很好的票房。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刊出后，立刻名声大噪，走在路上，经常被女青年指指点点。二年级我就成为执行主编，在报社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期报纸，成为后来报社的标准教材。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主编比我还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领导，对学生会诸多领导完全不放在眼里，搞得他们特别没面子，结果被主席摆了一道，报社撤销原来的编制，并入秘书处，指派秘书长做主编，纳入了校会强有力的监控下。我一气之下，带领所有骨干人员退出了报社。
我的文艺生涯从此转移到了北洋艺术团，我在合唱团唱男低声部，同时担任艺术团的秘书长、团刊《北洋潮》的主编、话剧队队长。我们的指挥姓任，他热情洋溢，指挥的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张牙舞爪来形容，每次演出他都占去了很多戏份，因此他成为当时学校的三大名人之一。另外两个名人，一个是外教胖玛丽，她因为身材极胖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一个是公共澡堂的播音员，每到澡堂快打烊的时候，校园里就会回荡着他苍老磁性、有板有眼的嗓音：各房间洗澡人员请注意了，还有十分钟就要停水停电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来得晚的和洗得慢的，更要抓紧时间。很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居然异口同声一字不漏地把这段话背了出来。
我们的合唱团在高校里赫赫有名，号称梦之队。有一次参加市里的大学生合唱比赛，隔壁一个学校自我感觉很牛比，还特地从电影厂借了全套的红军军装，准备靠一首《大渡桥横铁索寒》问鼎冠军。比赛之前，我们合唱团上台试音，大家走了一个“1，3，5，1”的和声，立刻，全场寂静，都听傻了，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合唱只是群众歌曲大齐唱，根本不知道合唱是这样的。该校领队一看形势不对，赶紧给学生打气：“同学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发挥正常，一定可以保三争二的。”
我在合唱团里是个异类，因为我喜欢摇滚乐，而且积极推动合唱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要让年轻人接受合唱，必须创作和演唱新的作品，我曾经把罗大佑的《水上花》改编成四声部的合唱，那份谱子交到指挥手里就再无后文了。我对合唱事业的兴趣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的理想永远在别处。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领导是“红十字”乐队和“虹”乐队的前贝斯手，他经常向我提起和赵传、齐秦在一起的日子。在我听来仿佛就像传奇。前贝斯手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把一台老爷级的合成器和一台音源留给了我，我准备过两年当文物卖掉，它们很有可能参与了《纪念日》的录制哦。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泄气，我在唱片的工作人员中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嗨，也许署的是艺名呢。
再后来，我去一家唱片公司工作，成为职业文艺青年。我的老板是最早把齐秦、赵传引入大陆的人；公司的音乐总监就是台湾著名的制作人谭健常，我给他做了两年助理；后来因为一张唱片在台湾发行的事儿，我们还和阿尔发公司的杨俊荣合作了一次。
回头一看，人生的因缘际会真是神奇，似乎我现在所作的一切，在童年的时候都已经留下了伏笔。一个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莫过如此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否则人生就是不健全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我认识几个人在国外混了几年，生活条件挺好的，最终还是“拒绝了海外著名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海归了，说到底，还是寂寞难耐啊，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帮可混，就像手机没有短信功能、上网不是宽带、欧洲杯期间有线坏了。
在古早古早的武侠时代，人们加入帮派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有大哥罩着你，如果加入的是黑道，在交保护费的时候就可以打五五折，如果加入的是白道，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交保护费，当然你还要交武术培训费、医疗保险、机场建设费等等，好在白道比较讲信用，你可以“学不会再学，学会为止，毕业后包分配，工作单位是著名镖局和保安公司，月薪不低于二两银子……”
到了文革，这一帮派传统被发扬至极限，山头林立，有时候一家人就分属好几个派别。我的二叔为人极其老实，有一点木讷，所有帮派都不愿吸纳他，于是他一努力自己拉了个山头，号称“卷巨浪造反队”，然后以“替你打柴”等诱惑把两个小弟弟强行收了进来，为了博出位，他还策划了一次全国大串联，没想到在最后关头被两个弟弟出卖，没等走出村口就被我奶奶拿获，就地饿了好几顿，从此绝了做大哥的念头。
说来惭愧，等到我混江湖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胸怀世界的志向了，连在学校争个武林盟主的想法都没有过，当时我们一共六个人，号称六人帮，基本没做过什么撑场面的事儿，顶到头也就是别人斗殴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摇旗呐喊，下地偷过老乡的庄稼，骚扰女同学未遂……唯一算得上人物的是老三，他是个狠角色，常年带着冷兵器和火器，参加过正式斗殴，多年以后承包了一个煤矿，是我们之中最先富起来的。我排行老五，因为学习好，主要担任让人抄作业、考试协助作弊的技术工种，代表了我帮的先进发展方向，作为回报，每次下地偷黄瓜，他们只让我在田埂上望风。多年以后，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刹那间有一点恍惚，眼前闪现的是六个少年在田埂上拼命逃窜的景象，跑得如此鲜衣怒马、意气飞扬。
上大学以后就不时兴这种江湖组织了，都改叫社团了，比如，书法促进社、追捕UFO办公室、腿毛研究会等等，我是文艺青年，所以一直混迹于学校的文艺圈，一开始是在学校的报社，我们当时有三个人号称三驾马车，每周在报社举行一次座谈会，半箱啤酒、两包恒大，话题关于音乐、文学和爱情，我们的最爱是米兰昆德拉、王朔、罗大佑、达明一派……至今我都认为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学会了一种姿态：我们永远在逃脱这平庸的生活。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的艺术团，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音乐，几年后，我义无反顾地把音乐当作了我的事业。娱乐圈我熟啊，从爷爷那辈就在娱乐圈混，我出生在一个大剧院，跟当地娱乐界名流一直厮混了十几年，我后背有块胎记，镜头拉远了看，赫然就是四个大字：我们熟悉娱乐界。
娱乐圈的切口我都懂：有个哥儿们攒了一个穴（搞了一个演出），你们的艺人来不来？
谁接的地，不是水穴吧？（谁承办的，不会不靠谱吧？）哪能呢，梦导的活儿。
有储吗？（有出场费吗？）均储，每人一个半。（出场费平均，每人一万五。）储太低了，除非让我们艺人攒底（压轴）。
不行，你们的腕儿不够high。（你们的名气不够大。）靠，现场还是还音？（真唱还是对口型？）……
其实做音乐和混娱乐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道行比较浅的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为只要把音乐做好就可以了，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根据我多年的娱乐经验，在娱乐圈混最重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有一口好牙，口一定要正，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爱喷才会赢”嘛；一个好肺，这样可以长期转战在各个娱乐场所；一张厚脸皮，面对媒体什么谎话都敢说；一颗娱乐的心，娱人娱己，千万别当真，一认真就受伤；一副好肾，如果你准备走偶像路线的话……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除了低级趣味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然，混娱乐圈只是我的工作而已，除此以外，我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所谓的圈子是一些无形的群体，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范，它的组成来自共同的兴趣和目标，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与博弈，最终达到价值认同，形成相对固定的人群和独特的话语环境。
在网络时代，这种圈子的形成更加简单而有效，最好的方式就是混坛子，在我混迹的两个圈子中有一帮是愤青，他们是一些另类音乐人、边缘青年，我们共同的兴趣是摇滚乐、文艺电影、另类文学；另一帮是小资，我们主要探讨生命的质量、精神生活和一切闲门儿。说句动情的话，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赵传有一首老歌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歌不太好听，不过歌词写得非常牛，作者是著名的李格弟（其实她是一位姐姐），歌中唱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为了那么一点点神圣的荒谬气氛哥儿们就让我唱着 所有我会唱的歌不知道还能不能 抚慰你们一处处剧烈的疼因此，在我看来，理想中的圈子，就是在悲情的岁月，一帮互相舔嗜伤口的人。
我为偷窥狂
我的老家很偏远，偏远的缺点是物质匮乏、文明程度太低，优点是你可以做很多文明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在小镇旁边的山上，绿树如荫、芳草萋萋，特别适合年轻男女谈恋爱，到忘情处可以就地犯错误，因为当时还没有KTV，上旅馆还要查结婚证。现在想起来，当地民风还真是前卫。
小时候我们受主流教育，因此沾染了一些低级趣味，比如，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在路上很亲密地走，我们就会一拥而上，跟在后面念童谣，大意是控诉社会腐朽堕落的，能跟出一里地去。有过分的还去山上看妖精打架，但是很遗憾，他们并不是带着性爱启蒙的学习态度，而是恶作剧式的，隔着老远就起哄、扔石头，看别人仓皇逃窜有一种变态的满足感。我参加过几次组织活动，直到有一次被一个彪形大汉撵得满山跑为止。
当时的偷窥限于设备和经验，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匡扶正义、伸张道义、挽社会伦理于既倒。
在那里我一直长到17岁，某伟人说过，没有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说的就是我，我甚至连高中那堂最重要的生理卫生课都错过了，只是为了参加一次狗屁数学竞赛，我付出的代价是晚熟好几年。当后来我的同学们在后山上犯错误的时候，我只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上大学。
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工科的缺点是女生匮乏、爱情的普及率极低，优点是我们能够利用工程学的智慧解决部分生理需求。比如用高科技望远镜头偷看对面的女生。
当时我们楼和女生楼紧挨着，有足够的便利条件，因此朝北的每个宿舍都配备一个望远镜，我的一个哥儿们就是这么看上了一个女朋友，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在夏天的某个中午，他辗转反侧不能午睡，于是走到窗前，拿起望远镜举目远眺，一个美女进入了她的视线，他也同时进了那个美女的视线，因为美女手中也拿着一个相同型号的望远镜。刹那间，电光火石、斗转星移、日月无光，两颗年轻寂寞的心一窥钟情，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却因为共同的志趣走到了一起。
当他们的恋情曝光以后，当地文具店的望远镜销量暴涨了数十个百分点。在我寂寞的大学时光充满了这种诱惑，它们无所不在，但和你无关。因为我住的宿舍朝西，视野里是一个煤厂，很多年以后，我依然坚信一个事实：煤厂无美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情色毫无例外地很忧伤，目的卑微，手段拙劣，情节简单，画面粗糙，演员业余。
在美国最著名的肥皂剧《六人行（friends）》里有一个经常用的情节，每当不知道如何接下一句台词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会看着窗外：“哦，看那个丑陋的裸男在干什么什么了。”奇了怪了，演了上百集了，这位老兄就没穿过衣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已经从“偷窥狂”时代前进到了“被偷窥狂”时代，真是先进啊。
现在我才刚刚进入小康水平，我住在南三环外的高尚小区的高层住宅，视野开阔、空气比城里好，在搬进去之前，我首先配了一副高倍望远镜，俄罗斯产的，然后盼着对面的空地赶紧盖楼，结果出乎意料地，那里整成了一个体育公园。至今在闲暇之际，我就在阳台上看月亮，偷窥嫦娥洗澡。中国人终于难得地领先了一步，至少外国的月亮里是没有美女的。
我们都爱586
说起来挺寒碜的，在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它神秘高远，算四则运算不用打草稿。有一年我姐放暑假回家，说系里布置了要大家回家学打字。我爸自告奋勇，说单位有一台打字机，赶明儿就带她去单位学。转天，我姐嘟着脸回来了，原来不是那种带键盘的四通打字机，而是老式打字机，打印杆上焊着大铅字，远看像一个纺织机，听动静也像。
我家乡的科技水平大抵如此，和大中城市比基本落后五年左右。在大学上的第一堂计算机课，老师对我们说，想必大家在中学的时候都接触过计算机，Basic语言也掌握了一些，所以我就不从头讲了，大家请翻到第三章。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看看四周的同学，一个个颌首微笑、成竹在胸的样子，令我无比地自卑，我的脸皮薄，不好意思让全班因为我一个人再学习一遍。
上机的时候是两个人一组，和我搭档的是我们班的二姐。我怕露怯，让二姐先来，二姐到底是从东北的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也不推托，姿势优美地敲下一行字：2＋2=，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们对视一眼，心里说，糟了，演砸了。再试一次：3＋3=，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说：“是不是太简单了，试试除法。”二姐低头在键盘上找了一会儿：“除号在哪里啊？”我举手把老师叫了过来：“老师，给我们换一台电脑，这台是坏的。”
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没用过计算机的并不止我一个，粗略地估计，怎么也有三分之一，只有几个天津和北京的同学玩得比较在行，三年级的时候就能跟着老师做项目了，而我的进步极为缓慢。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