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之前我会成为县文化站二级创作员，我的老婆可能是会计，年轻的时候她也是热爱文学的。
有种你丫非礼我
年轻的时候，我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每次上公共汽车都是大姐、大婶们骚扰的对象，有过分的还掐我的脸：“哎哟，多可爱的小宝宝，小嘴还吧哒吧哒说话呢。”我是想说：“靠，你丫下手轻一点。”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女性宿命的仇恨。
长大以后，我想终于翻身了，应该可以骚扰一下小妹妹，她们胆子比较小，不敢反抗，顶多说：不要嘛，轻一点。肯定无比地娇羞可爱。后来我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和两个男生在一个胡同拦住了一个小妹妹，我恶狠狠地对她说：“刘小红，你再敢跟老师告状，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狞笑着扬长而去。第二天，刘小红带着学校的四大打女满校园追杀我，一直把我逼进了男厕所，她们在外面叫嚣：“有种你出来。”我立刻还以颜色：“有种你进来。”
关于刘小红的故事其实是真的，不同的是打小报告的不是她而是我，因为我是班长，有打小报告的义务。如果你成绩比较好、仪表堂堂、性格温顺，难免会承担这样丢人的角色，我不幸完全中标。不谦虚地说，小学一二年级我本来应该跳过去的，因为所有的知识我都学过了，每当碰见大家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老师就会问我，你会不会？如果我说不会。老师就说，连你都不会，可见是太难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班干部，我还承担着“一对一，红帮红”的光荣任务，因此我的同桌是著名的刘小红，她是所有人眼里典型的坏学生，恶劣表现罄竹难书，抄作业、打架、逃课、欺负同学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因为我离她最近，而且仪表堂堂、性格温顺，是最合适不过的靶子。比如她经常在起立的时候撤掉我的凳子，让我一屁股坐空，让我班长的尊严扫地；再比如她完全无视国际惯例，将我们划定的“三八线”视若无物，一张桌子她总要占三分之二强，偶尔我会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两个人龇牙咧嘴地挤来挤去，但是输的总是我，因为我是个要脸面的人，怕被老师误会，你们还真亲密呀。
为了报复，我经常打她的小报告，可是罚站、
留学、叫家长对她根本够不上心灵上的伤害，太习惯了。后来我想，唯一对她起作用的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正宗下三路的江湖手段对决。
第一回合，我利用值日的机会，把垃圾倒进了她的书桌，想想她气急败坏的样子就非常之爽。结果转天她迟到了，溜进教室放好书包，完全没有注意抽屉里的垃圾，更气人的是，过了一会儿，她还从垃圾里捡出几张纸叠飞机玩，非常兴致盎然。
第二回合，我决定让战争升级，趁她不注意我在她铅笔盒里放了几只蚕，肉虫子可是女生的致命杀手，在江湖上从来没有失过手。只是结局同样令我沮丧，当她打开铅笔盒的时候，完全是如获至宝天上掉馅饼的表情，发现我在看她，她拎起一只在我面前晃了晃，“怎么样，怎么样，眼馋吧。”Oh my god！
几次拉锯战之后，我悲伤地发现刘小红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黑道高手，而我顶多算刚刚入门，就在我几乎放弃的时候，机会意外地降临了。
期中考试的数学题非常难，有一道附加应用题考的是倍数的概念，大家全不会，刘小红和我商量：“你觉得应该用乘法还是除法？”我也完全没谱：“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办？”她想了想说：“我豁出去了，就乘法吧。”我说：“好吧，我跟你了。”结果全年级只有我们两个人得了满分。我是好学生，得满分是理所当然的，而她是坏学生，大家理所当然觉得她是抄我的。
接下来的班会变成了刘小红批斗会，大家申讨了刘小红的斑斑劣迹，并纷纷作证在考试的时候，刘小红有作弊的动机、条件和具体表现。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刘小红依然誓死顽抗、绝不低头。后来老师问我：“你说说，她有没有抄你的？”我犹犹豫豫地说：“她倒是没抄，就是跟我商量来着。”老师哈哈大笑，截断了我：“你太厚道了，商量不就是抄吗？”于是刘小红案盖棺定论。只是当我看着她倔强的表情，心里完全没有复仇的快感。
后来刘小红依然故我地抄作业、打架、逃课、欺负同学，在三年级第二学期，她退学了。
好多年以后，我看了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那个孩子和我面临同样的处境，只是他更勇敢、更勇于担当，他的行为最终得到了那个道德体系的认可。而在我们这个鼓励告密和不公平的环境中，我是一个可悲的胜利者。
我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按照江湖规矩来解决问题，竖起我的中指：刘小红，有种你丫非礼我！
草莽一条街
我的老家很偏远，和现代文明的距离基本上差五年，小时候，我们那里只有两条街，一条叫老街，一条叫新街，从头走到尾只需要二十分钟。
老街上的店铺一般都是个体的、小规模，很多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式房子，有些残破，两层的木结构，前脸由很多块活动木板组成，营业的时候全部取下，店面就变成全开放的了。除了固定的店铺，每天清晨都有附近的农民和菜贩在街两边摆摊卖菜。
新街是后来建的，宽敞得能并排开三辆车，街两边都是国营大商店，百货店、粮店、理发店、医院、照相馆全部窗明几净，有大玻璃橱窗，新华书店是当地最高层的建筑，有五层，进城赶集的农民都说：那楼高的，看得我脖子都仰痛了。
在学校，我们以街为区域分成两派，新街的子弟因为父母大都是正式职工，因此比较有优越感，成绩也好一些，很容易得到老师的欣赏，而老街的子弟出身比较低层，行为粗野，打架很厉害。两派人经常小范围地爆发冲突，如果不幸落了单跑到对方的地盘上，很可能不明不白就被打了一顿，挨了打的还不能跌软，临走得撂句话：X你妈的，有种的到新（老）街来，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而我比较特殊，住在新街，但是有亲戚在老街，每次被老街的兄弟追杀的时候，我就大喊：不要打我，你们的谁谁谁是我表哥。
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老街的老大，特别浑，三天两头逃课，欺负同学，赌技很高超，书包里长年掖着一块板砖。据传说，他最辉煌的一次战绩是单身被十几个人追杀，他一边跑一边打，一直跑到老街的地界，他突然回过头来，对着十几个追兵，大喝一声：这是我的地盘，有种的就过来。追兵集体愣了一下神，然后鬼使神差地作鸟兽散。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肯定很像武侠电影，独身孤影，杀气冲天，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我是班长，当然时不时要硬着头皮管他一下，他基本不理我，后来有一次实在太过分了，终于发生了正面冲突，我们在教室门口大打出手，围观的人无数，居然没人敢劝架，那天我是豁出去了，奋不顾身，完全是拼命的招数，五分钟以后发生了一幕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局面，老大捂着流血的鼻子嚎啕大哭，转身逃窜。我成了新一代的英雄，因为我从前有过练武的经历，就更加丰富了传说的材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几乎以为自己就是霍元甲了。老天知道，当时老大只需要再扛半分钟，转身逃窜的就是我了。
老大醒过神来以后感觉特没面子，好几天没来上学，到处散风要纠集老街的弟兄来报仇雪恨，几天后我意外地跟他狭路相逢，我还没从霍元甲的幻想中恢复过来呢，所以一点也没害怕，先发制人把他叫住：你怎么回事儿，逃了好几天课，老师正在找你呢。他被我弄得有点晕，气势立刻就下来了，喏喏地说，这两天我家里有事儿，明天就去上学。于是这件事儿不了了之，下学期班长改选的时候，他投了我的票，老师问他，你们不是有仇吗，怎么还投他的票？他说，公私分明嘛，我觉得他应该当班长。
我们为此成了朋友，在江湖上他罩着我，在学校里，我掩护他，所谓官匪勾结是也。他小学没毕业就退了学，给人打小工、倒买倒卖什么的。他认识我的父母，每次卖东西给他们都打折，去年回老家，听说他现在给人送煤气，给我家的煤气每罐便宜两块钱。
老街和新街都还在，只是都已经残破不堪，离他们不远处新起来一条大马路，路灯明亮，高楼林立，只是在马路上狂飙的少年，意气风发得和二十年前的我们一样。
看看你那民风纯朴的摇滚样
如果一个小男孩爱上一个大乳房的女人，肯定不是出于性或者灵魂，而是因为他妈妈的奶被他弟弟霸占了，如果非要给这种爱加上一个标题，我们叫他《月亮代表我的奶》（西班牙电影《the tits & the moon》）。我们的成长总会碰见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它们一般都欲望简单，目的明确，看起来有一点变态，在这部充满西班牙式想象力的电影里一切都变得轻松、纯朴，让人忍俊不禁。西班牙小镇的天空很蓝，像我故乡一样。
我的老家在南方，很小，不通火车，没有摇滚乐，电影院已经倒闭，偶尔会有外地的歌舞团来表演艳舞，广告语一般会有这样的字眼：著名南国霹雳摇滚红星、青春美艳摇滚舞星。在当地，南国、摇滚和艳舞一样都属于比较暧昧的词汇，我回家的时候，亲戚朋友问我干什么，我说做唱片，他们就认为我是加工盗版盘的；我说做音乐，他们就问为什么在春节晚会没看见我；我说搞摇滚，他们就认为我在外地当流氓，因为我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他们一般都不太相信，很诧异的样子：看看你那民风纯朴的摇滚样。
我老家把流氓不叫流氓，也不叫古惑仔，而叫罗汉。这个词很中性，来源于如来佛的贴身警卫十八罗汉，隐约包含了小胡闹、疯疯癫癫、一点点畏惧、和群众的亲和性等多重意思。他完全没有黑帮电影里的那种残酷和英雄主义，反倒有一点游戏的味道，是成长过程中的有点变态的小爱好。就像《月亮代表我的奶》里的小主人公一样，我13岁的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当罗汉，衬衣敞着怀，骑单车双手离把，看见女孩要吹口哨，说话经常问候某人的老母。罗汉是青春饭，一般从12，3岁开始起步，20多岁就会退休，转行做良民或者黑社会，如果没有被枪毙，或者坐牢的话。
不过很惭愧，我当时离罗汉的要求很遥远，几乎从来没有被正式接纳过，最大的原因是公众对我有偏见，因为我在当地以学习成绩优秀而闻名，搁在古代就属于小秀才级别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操作方式：双手握笔管，写一个篆字，因为哆嗦，墨有点洒，若梅花状，俗称梅花篆字）；两手打算盘（当打击乐、键盘、吉他或者武器使，反正从来没用它算过数）。品行更是没得说，砸别人窗户从来没被逮着过。
好学生在做坏事以前已经被原谅了，比如我不交作业、迟到、逃学，一般都没人会追究，因为我是班长，这种行为一点不像罗汉，倒象是干部搞腐败；如果和小罗汉打成一片，老师会夸你帮助后进同学；骚扰女同学会遭到更惨痛的回报，她们不但不会大声尖叫，反而会很羞涩地提出进一步要求：晚上去我家做作业吧。
我对罗汉事业的最大贡献是帮同仁们约女孩子，一约一个准，其实约出来也没什么事，因为那会儿没有KTV和迪厅，也就一起爬爬山、在野外游荡，女生在前面走，男生后面跟着，前后差距大约20米，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我一般这样约女孩子，很帅地晃过去，背朝着她，双手撑在桌上，头微微仰起：“嗨，放学以后请你听我唱歌。”
“你以为你是谁，万一&T。M。D乐队吗？”
“你可以拒绝我，但是你不能拒绝艺术。”
“把你的爪子拿开。”
这个第一个拒绝我的女孩子是我的初恋。
高中的时候我考进了当地的重点，那里是一班毫无趣味的家伙，他们从来不在后面讨论女孩子，而是说一个名叫马拉多拿的外国人。这也意味着罗汉梦想的终结，我一直以为今生不再会有出轨的机会了，直到18岁的时候碰见摇滚乐。
其实回忆童年是一件奢侈的事，他适合在
别墅后院的草坪上进行，夕阳不太刺眼，手里有一杯酒，远处的游泳池游弋着几个头脑简单的
性感尤物，透着那么民风纯朴，和摇滚无关。
而此刻，外面雪花纷飞，屋里阴冷，Tom waits的歌声像锯子一样拉着我的头皮：I gotta crazy！……big in Japan ； big in Japan……
小明小亮和小红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小，上小学的时候，他们一直占据了我们文学作品的男配角、反一号和女一号的位置，“今天早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和小明小亮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在路上，我们会遇见一些意外状况，一般是捡到小面额的货币，或者老奶奶不敢过马路，老爷子负重上坡等等，这时候，我们进行了思想斗争，小明说，应该把钱交给警察叔叔，帮助老爷爷老奶奶。小亮的意见相反，认为白捡的钱不要白不要，老爷爷老奶奶生活可以自理不用我们操心。我一般选择骑墙。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引经据典，我们克服了私欲，选择了公义，我和小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并下定决心一定要向小明同学好好学习。这时候，我们仿佛看见雷锋叔叔在天边冲着我们微笑（老婆，出来看上帝啊）。如果安排了小红出场，角色会稍有调换，小红坚持真理，小明小亮拖革命的后腿，我还是骑墙。广告里怎么说来着：中国人，骑墙。说的就是我。
随着年级越升越高，小明小亮和小红还干了更多神奇的事，小明冒雨送我回家，我生病请假他帮我补习功课，荣誉来的时候他主动让贤，在外面冒充雷锋做好事；小亮不爱值日我总是默默帮助他，他的成绩不好原来是家庭负担太重，他欺负同学、和老师作对、甚至发展到偷东西，最终被我们成功地教育成回头浪子；小红出现的几率比较小，老写女同学会让人耻笑，但是她一旦出现往往起到一锤定音、黑夜里的灯塔的作用，她基本上就是刘胡兰、张海迪。
当然，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小明、小亮、小红和大家一样打嗝放屁、优点不多、缺点不少，往人堆里一放就是一普通群众，不同的是，他们曾经和我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濡以沫、肝胆相照。
在飞扬灿烂的童年，我们的头等大事只有两件：玩和吃。当时的朋友基本是建立在吃喝玩乐基础上的，小明是我们的孩子王，精力过剩，为人大方，总分给我们零食吃，他心灵手巧，做的玩具最精致，熟练掌握各种赌的技巧，赌德很佳；而小亮是我们的跟屁虫，为人有点小气，经常自己偷偷吃零食，他的玩具是他爸花钱买的，虽然很牛比，但很少拿出来给我们玩，赌的时候输不起，经常玩猫腻耍赖皮，是小群体里的反面典型；小红是那个偷偷给我零食吃的女孩，她经常带来一些精致的点心，包括当时最顶级的大白兔奶糖、桃酥。
在轻狂的少年时代，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很酷的坏人，当时的主题是混江湖，所以亲密好友大都是道上的，小明是我们的老大，天生的领袖风范，只要他振臂一呼，我们就会紧密团结在他周围，他块头比较大，讲义气，敢扛事儿，他交游广阔，高年级的风云人物都和他称兄道弟，在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会去斡旋谈判，替我们拔戧，他打得一手好
台球，会跳霹雳舞，被许多姑娘暗恋；小亮在我们下地偷东西的时候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