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而且声音巨大。我想大概是上半辈子压抑得太久了，终于到了能可着劲说话的时候，就有点收不住了。
外公一生都在追求科学精神、客观真理，他总喜欢把自己搞成针砭时弊、顶风作案的姿态，比如他把自己的那本书取名《逆耳集》，封面是钢笔画的大警钟，大有世人皆醉他独醒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他的主体思想中融合了各种哲学片断、市井伦理、名人警句、宣传口号、自说自话，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既不尖锐，也不逆耳，基本上可以作为大学生思想修养的补充教材。我很佩服他能够一直保持着这种另类的姿态，即使是歌功颂德，他也保持了这个范儿：哪怕再多人反对，我也敢说，人民群众就是历史的创造者。纯粹的老派知识分子的作派。他还总把在文革时受迫害归于自己不说假话，敢于仗义执言，而我很怀疑，就他的出身，即使他肯说假话，有谁会搭理他。
外公在晚年落下了一个给有关部门写信的毛病，92年联合国开“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他给筹委会写了一封标题很长的信：《及早遏制人口过度集中热潮，运用高、新、尖科技开发地球新领域才是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根本有效捷径》。除此以外，国家环保局、全国政协副主席、卫生部等众多领导都被他多次骚扰过，当然没有得到过回应，他便埋怨底下人搞官僚主义，不给他往上递，阻挠了他造福全人类。我只好劝他：您都干一辈子革命了（当然，前大半辈子是“反革命”）还不放手，都像您这样，年轻的干部怎么才能成长起来呢，也该给他们一些独立开展工作的机会嘛。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说得外公非常受用。
外公在书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坚定执著、积极向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把世事看得很悲凉，对大多数美好事物都缺乏信任，总是一眼看到丑恶的一面，有时一针见血到刻毒的程度。我宁愿相信这是他真正的一面，不管他如何掩饰，几十年的劫难已经在他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除了真理方面的爱好，外公还是一个生态农业的积极倡导者和小发明家，生态农业是他的专业，而小发明是他的业余爱好，我觉得他在搞这些小玩意儿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比如，党中央在提倡“四菜一汤”的时候，外公立刻发明了那种分好几格的午餐盒，这个发明被政府发了奖状，现在还在被大量使用，很多一次性饭盒也使用了这种格局，如果当时他申请了专利的话，可能早就是百万富翁了；比如，可以用作钢笔、秤、尺子、指挥棒、教鞭的多用拉杠工具；比如，被他命名为“风火轮”的两个轱辘的溜冰鞋；比如，球形磁疗按摩器；比如，把鼠害变为鼠利，综合开发利用鼠资源的计划；等等。
为了增加动手能力，他经常捡些别人废弃的旧电器、电线回来，捣鼓来捣鼓去，后来上了瘾，上街的时候眼神和普通人都不太一样，尽往犄角旮旯里瞅，但凡能体体面面拿着的一律收回来，堆了一阳台。后来，他体力不行了，加上搬了新房子，只好绝了搞应用科学的心，转而从事理论研究。
外公幼年随他父亲去过日本，英文很好，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为此他对新生事物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科技方面的进步，每次见我讨论最多的就是最新的科技发展，有的是我还不太知道的。大家都学电脑的时候，他拿硬纸壳画了一个键盘，拿着练打字，说要体验一下高科技。后来有人给他一个手机，他立刻兴致勃勃地去上了一个号，其实他根本就不出门。
很惭愧，我对外公的了解其实很少，过去浪费了太多时间来探讨真理，后来则很少见面，而且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关于外公的记忆只留下了这些鸡零狗碎，我想，其实他的一生本可以写成一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传奇。
外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天堂和地狱，而此刻，我倒希望有来世，那会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也没有非典。
祝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