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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对此事一直很热衷，一早就上窜下跳开始筹划，好把历年随的份子钱收回来。我们达成一致的原则是，我爸给我一笔固定的出场费，双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本来预定春暖花开五一期间回家办事，结果遭遇了非典给耽误了。只好压后到十一。
而我们为了做秀做到位，特地就相关民俗程序咨询了很多专家，构思了各种风格流派的婚礼致辞，以及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对措施，并郑重其事地选购了结婚礼服，我老婆来了一身红色的旗袍，我来了一身高级西服，穿上以后既夸张又搞笑。只是我家在南方，回去后才发现九月底反常的热，我们的行头根本派不上用场。我姐姐只好临时带我们去街上买衣服，因为我姐以善于划价著称，扫了一圈，发现夏天的衣服都卖断季了。好不容易在甩卖的一堆里找出几件合适的，一问价钱，十块钱三件。我姐当时就急了：“怎么能十块钱三件呢，我们是买了结婚用的，可不可以贵一点。”
酒席就开在我家楼下的酒店，一共定了20桌，除了三五桌亲戚，其他都是父母的同事朋友，我认识的不足两成，开席之前我们俩一身盛装站在酒店门口，满脸傻笑，宾客如流而入，基本没人理我们，倒是和我爸妈热烈寒暄，好像结婚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俩。我们面面相觑，有点百无聊赖，我怀疑是她的那身红旗袍惹的祸，大家肯定把我们当成酒店的迎宾了。
婚礼搞得意外的简约，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嘉宾致词，也不用夫妻对唱、讲恋爱故事、宣读结婚证，之前的精心准备全没用上。放了一挂鞭炮后，就直奔主题，上菜开嗟。敬酒的时候，我父母带着我们俩，我小姑父（法官）负责啤酒，表姐夫（警察）负责白酒，姐姐拍照，姐夫摄像，组成了一个公检法保驾、两大电视媒体跟拍的庞大阵容，一圈溜下来，我们喝了一肚子饮料，居然没人劝我们酒，也没有任何类似
新娘点烟之类的仪式。还没等我们敬完酒，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人退场，一小时不到已经风卷残云般走得差不多了，效率高得不可思议，我妈说，大家都赶着回家打
麻将呢，而且跟你们也不熟，没什么可闹的。
等把人都送走了，我老婆还仿似在梦中，一再追问我：“就过关了？不会这么容易吧？”真是世事难料啊，虽然我老家地处偏远，但是没想到移风易俗的工作会搞得如此的好，我们没有猜对开头，也没有猜到结尾。为了以示庆祝，我特地作对联一幅，上联是：局外人。下联是：闪电战。横批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婚礼。
为俺爹俺娘拍电影
我十七岁离家上大学，后来就很少回家，我妈每每感慨：儿子是给别人养的。我姐还趁机落井下石：他还说准备过两年要移民呢，到时候更见不着了，怎么样，还是闺女好吧。说来惭愧，我是一个待人接物都很淡漠的人，和我父母的交流也只不过隔三差五的一个电话，我爸一直觉得长途话费很贵，所以讲电话也是有事说事，无事退朝。他们甚至不确切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一次有个老家的亲戚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安排他去中央台实习。因为我爸告诉人家我在中央台上班。其实，我只是帮一个栏目做过几次策划而已，我还想去实习呢，人家都不要我。为了弥补我对家人的愧疚，这次回家结婚，我一心想为俺爹俺娘做几件实事。
我的老家是一个小县城，物质消费水平非常低，我们在家呆了十天，一共花了不到五十块钱，两个人吃一顿早点五块钱都花不出去，没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满街都是三轮，给一块钱就能载你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生活节奏也比北京慢好几拍，家里没有电脑，有线电视只有十个频道，文娱生活除了打麻将几乎为零，一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
每天清晨六点钟开始就有小商小贩在楼下吆喝，卖早点的、换煤气的、收破烂的，此起彼伏非常热闹，我妈说其中有一个换煤气的是我小学同学，但是机缘巧合一直没有碰上。晚上十点钟，爸妈已经开始招呼我们去睡觉，后来到了南昌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十一点钟才回家，期间，我爸给我打了六个电话，差点跟我翻脸。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你会感觉一天的时间长出好多，几天下来，我们居然学会了早睡早起，一天吃三顿饭，饭后上街溜弯儿，晚上乘凉看星星。我老婆对星星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她一直在大城市生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清澈的夜空和满天繁星。
我父母住着三室两厅双卫的大House，一个客厅就和我在北京的房子差不多大，但是价格只有我房价的零头，老两口对物质生活的需求非常低，房子是新的，家具却是旧的，很多物件比我的年纪还大，洗衣机还是八十年代的那台，基本不用，因为嫌洗不干净，音响VCD全是我姐淘汰下来的。我琢磨着给他们添置个空调或冰箱什么的，都被他们用各种理由拒绝了，比如吹空调容易得关节炎、冰箱里存的东西不如新鲜的好吃、本地的电压负荷有限等等。
后来我发现对俺爹妈比较有诱惑力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需求，我随身带了一个DV，本来是拍婚礼用的，我回家之前把我们北京的家拍了一下，在电视上放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感觉特别新奇和兴奋，比空调和冰箱的效果强多了。于是我决定给俺爹俺娘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内容包括：老两口的幸福日常生活、老爸练拳、老妈收份子钱和贴喜字、老爸的文学作品，最后一天我们在翻东西的时候找出了他们所有的证件，有学生证、文革时候的身份证、结婚证、粮油供应证、体检证、各时期的工作证、奖状、证书……一个一个摆开来每人摆了一大床，他们按照证件年代的顺序讲述了他们的大半生。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其实是一部大片，两个小人物的悲怆人生都浓缩在了这几十本小证件里。
回北京以后，我用电脑进行了剪辑，并配上了音乐，主题用的是《末代皇帝》的原声音乐，那种浓厚的悲情被音乐放大、渲染，仿佛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宿命。一开始我还担心我爸妈没法接受这么严肃的东西，结果没想到他们非常喜欢，说音乐配得尤其好，问我是怎么弄的。我说那当然，因为你们的儿子是个音乐人，而且不在中央台上班。
最近几次和我爸妈通电话，他们都一再隆重地对我进行了表扬，并把这件事称为我给家里办的最大的一件好事，在没有好电视看的日子，他们就会拿出来看一遍，感觉一家人又在一起了。
忍不住原谅自己new
小时候，家里不富裕，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很多零花钱，后来落下一个病，经常做梦捡钢蹦儿，场景不同，但内容基本类似，随便在草稞里、石头缝里扒拉一下就会发现各种面值的钢蹦儿，我使劲地捡啊捡，把口袋撑得满满的，手里还抓了一大把，那种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旁边还有别的小朋友，要是速度慢一点就被他们捡走了。这个梦一直缠绕着我，只是后来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前两年我已经老大不小了还发生了一次，我在捡硬币的时候，突然想，就冲这个捡法，哪辈子能捡出我房子的首付啊。从此以后，这个梦再也没有出现过。
前两天跟一个年轻人吃饭，他特别牛比地说，如果我到三十岁还没个小二百万，我就没脸活了。当时吓了我一身冷汗，我为自己依然苟且地活着而羞愧不已。遥想我十岁的时候规划自己的二十岁，可能是一个租书摊的老板，或者戴两个金戒指的万元户；二十岁的时候我规划自己的三十岁，名扬四海，腰缠万贯，身边美女如云，正在为两年以后退休做准备。
现在我已经三十岁，这三十年里，过得不好不坏，吃过一点苦，受过一些委屈，但都不值得拿来做愤世嫉俗的素材；有始无终、无始有终、无始无终的爱情也有过几次，身边有过美女，但和我没关系；伟大的理想大多数破灭了，没有破灭的目前还没有实现；基本名扬四海，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某个热播电视剧的主题歌是不是我写的，名字是那个名字，只是人不是我；曾经腰缠万贯债务，刚刚还清；一直担心两年以后会下岗，前一阵还差点转行去干手艺活。
年轻的时候，我受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毒害太深，总觉得过了三十岁基本上人生就该盖棺定论了，所以没必要规划四十岁；现在我只觉得人生惨淡，没有勇气规划自己的四十岁。
前一阵为了给这本书找资料，翻出了我97年写的一篇心灵小鸡汤，名字叫《我的三个愿望》，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许下了三个愿望：一间不透风不漏雨的房子，一套足够棒的音响，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这里包含了我生命中三样最基本的东西，房子代表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音响代表我最热爱的事业；女孩代表我渴望的家庭生活。
在九七年，我的愿望实现程度是：那间房子不透风也不漏雨，可惜是租的；那套音响倒是能放得出声音，但却是最低档的；那个女孩子是我的最爱，但是并不善解人意，因为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我。
在2003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它坐落在南三环南侧，空气清新、视野开阔，
户型袖珍，一个人呆在家里也不会害怕；我的事业已经起步，不仅要出书出唱片，而且建立了一个中国最有前途的音乐品牌——拍岸唱片，我要用几年时间把它做成中国最挣钱最有影响力的娱乐品牌；我的老婆在大事上都很善解人意，每当她跟我瞎胡闹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们的事业和前途，她立刻就老实了。
那篇心灵小鸡汤是这样结尾的：“大学的一个朋友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想借他的标题来结束这篇文字：感谢生命。”
你看，我根子上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每当提到“生命”的时候都会戳中我的软肋，让我浑身无力，自恋情绪疯长，于是，我再一次忍不住又原谅了自己。
跋：二零一代的鸡零狗碎new
这本书是献给我外公的，他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份去世了，在非典还没有蔓延的时候。
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的精神虽然还不错，可是已经老得不行了，消瘦得像马三立，他送给我一本自己花钱印的书《逆耳集》，收集了他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文章，我和他开玩笑说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后来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研究我带回去的一个数码相机。
外公以我为骄傲，因为我在首都工作，而且他认定我以后会有出息。有一年回家，他就出版王造时著作的事向我拉赞助，说全家老小，只有我才可能做这件事。
王造时是我外公的叔叔，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救国会领袖、“抗日七君子”之一、教育家、爱国民主志士、无党派政治家和理论家，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历史课本中曾读到过他的名字。他是外公终身的偶像，外公跟着张罗了好几年，终于出版了一本王造时的传记，但外公还不满足，想把王造时的著作也结集出版，他认为这些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利可图，出版社方面希望亲属能提供一些赞助。事先我姐已经给我吹了风，外公显然已经把家里所有人都游说过一遍了，他诱惑我说：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你的名字也会写进书里，到时候你会因为老外叔公而出名的。我那会儿正好是焦头烂额、恨不能拉赞助赎被子的时候，但我的口气很硬：我可不希望因为别人而出名，我希望老外叔公因为我而被更多的人知道。这句话说得很漂亮，赢得了外公的尊重，他说：好样的，有你老外叔公的风范，他当年和你一样，不入
国民党，也不入共产党，要自立一派。
当时我的话只是一句玩笑，而今我的书要出版了，特别在此提一笔，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点交待。
外公出生在1923年，他父亲曾经担任伪县长，站在国军那边，叔叔是民主战士，支持共军。外公解放前在大学里学农，毕业后回县里给安排了一个伪农业部部长的职务，结果没几个月就解放了，从此万劫不复，历次运动没一次躲过去的，等平了反就直接退休了。而他的叔叔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外公的前半生看起来像一个黑色
幽默，所谓黑色幽默，就是在里面的人痛苦万分，而外面的人看起来特别荒谬可笑。
我爸爸这边的成分是三代贫农，在所有亲戚里，外公的学历最高，所以我和姐姐的教育方向问题都是由外公来抓的，因为不住在一起，外公一直用通信的方式来遥控，在我印象中，我写的第一封信可能就是给外公的，最密集的时候几乎每周一封，在我爸的压迫下，像做作业一样。
外公所有给我们的信都有一个复写版，准备等我们出名以后，当作成功教育的典范出书用，书都编好了，名字叫《苦口妄言——争夺青少年一代书信集》，只是我们都不肖，至今也没有出名到那种程度，令他完成心愿。
对外公的态度分成好几个阶段，起初是盲目崇拜，年纪大一点觉得他教条啰嗦、家长作风，那会儿应该是在初中，逆反得厉害，我们经常在信件里唇枪舌剑地辩论，我姐的反抗尤为激烈，以至外公扬言要放弃她，年纪再大一点我学会了不和他一般见识，经常敷衍他。等工作以后，我也日渐成熟圆滑，每次去看他都能把他逗得很高兴，其实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或者因为很少见面，关系才显得更融洽了。
外公的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喜欢交际，繁文缛节和人情世故也能省就省，没有太多物质的要求，不遛鸟、不养花、不下棋、不搓麻，平时只喜欢读书看报，爱和年轻人聊天，好为人师。他和我在一起总是教育我或者探讨问题，唯一一次他偶然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令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做进步青年状，考大学不要家里的一分钱，只身去重庆，半工半读，结果考试的时候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急性肺炎发作，当场晕倒，被拉到医院急救，只好第二年再考。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打工做看片员，一开始特别高兴，因为可以白看电影，看了一段时间看伤了，只要一听说有新片来就想吐，后来又做出纳，曾经给当时的很多大明星发过工资，比如，孙道临、白杨、胡蝶、赵丹什么的。我总觉得那是《围城》里才有的情景。
我一直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出版的事由我搞定。很显然他把我的话当做玩笑了，也可能他觉得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吧。
由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学究，历次的运动显然起到了改造人的作用，我印象中外公一直心有余悸，在家从不许大家说出格的话，写信也非常党八股，来不来就探讨人生观、思想教育、唯物主义啥的，私底下还经常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搞不好什么时候又变天了。直到这些年改革形势大好，格局已定，他才不太提这些事。
我爸爸平时很絮叨，但是只要和外公对上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只有多年以后《大话西游》的唐僧堪与匹敌，往往是从晚饭开始说，一直到所有电视台都道晚安，说得一家人人仰马翻、哈欠连天。不仅如此，外公还每天深夜三四点醒过来和外婆聊天，话题可能关于哲学、科学、社会学，而且声音巨大。我想大概是上半辈子压抑得太久了，终于到了能可着劲说话的时候，就有点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