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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内容上是不可能自由的，稍微懒一点的编辑这样说，你写关于一篇三级片发展历史的，要搞笑的，不许提器官，不许细节描写，不许讽刺罗圈腿，因为我们主编是罗圈腿。稍微认真负责一点的主儿就费了劲了，把着电话能布置两个小时，恨不得连书写格式都告诉你：断句一定要正确，不该分段的时候千万别瞎分段，搞得跟古龙似的，这可是上中央台的，面向全国播出，出一点问题影响可就大了。末了，问：“你什么时候交稿？”我说：“半小时以后收信吧。”“这么快？”“你刚才说的我都整理完了，断句标点白送。”
自由这玩意儿没有的时候挺想要，冷不丁给你了还真有点不适应，上个月有个哥儿们约我写一篇，撒了欢的、可着劲儿的、低级趣味不限的文章。我立马起了戒心，是不是稿费比较低呀，按照我多年的经验，稿酬是和自由度成反比的，要么就是没谱的事，肯定80％会被主编毙掉。你知道什么叫“人之初，性本贱”了吧。
我有一份正经工作是做音乐，别人给面子都叫我制作人，在老百姓心目中，音乐制作人就是那个坐在一堆音响器材中间，留半长头发、风光八面、吆五喝六、再牛比的歌手在他面前都要称老师的那个人。可是我一直都没得机会正经当上制作人，老板不信任你，歌手嫌你没名气，实在憋得不行了，我立下志愿要自己做一张唱片，给所有人看看。于是终于沦落为独立音乐人。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音乐制作现在是一个大投资、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的系统工程，各司其职，一个萝卜一个坑，理论上来说，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完成应该涉及到30人次，词、曲、编曲、制作人及助理、录音师及助理、乐手、歌手及助理、企划、文案、宣传等等。而在这张伟大的唱片《拉链门事件》里，我一个人包揽了以上90％的工作，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我们被迫选择在物质上的独立，没有投资，没有设备，没有工作人员，吃喝拉撒睡都要自己操持，本来三个月能完成的工作要拖两年。
我有一个朋友叫胡吗个，也算是著名的独立音乐人了，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几乎成了北京最小的唱片零售商，恨不能天天骑着三轮给人送货。还有那些不著名的独立音乐人就更惨了，知道为什么北京的地下室入住率这么高，方便面为什么卖那么好吗，都是独立音乐人惹的祸啊。
有一个段子怎么说来着，天底下最倒霉的人就是炮兵连的炊事员，打炮轮不上，黑锅总是他背。想一想我的处境基本和他一样。但是在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我不准备有什么改变，因为至少非自由撰稿人可以给你稳定的收入，独立音乐人可以让你享受有限的自由。
像肥皂泡一样飞
最近，我发现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低，只要下班以后能看两集美国肥皂剧，然后洗洗睡就挺满足的。我妈的要求更低，只要两集国产肥皂剧就打发了。我妈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肥皂剧素养的观众，配备很专业：零食一袋，手帕一条；情绪很到位：该笑的时候就笑，该哭的时候就动真格地哭。
我小时候还没有电视，我妈经常带我去看肥皂戏，在我印象中京剧像大片，总是表现大场面的历史风云，越剧和黄梅戏就是肥皂剧，老是家常里短的，小两口带一个丫鬟能哼哼唧唧唱一晚上，同样一出戏我妈能看20遍，每看一遍情绪都和第一次看一样饱满。后来经过台湾肥皂剧《星星知我心》系列的历练，我妈的肥皂剧素质基本炉火纯青，往往是哭一会儿，累了小睡一会儿，醒过来接着哭，一晚上用好几条毛巾，活脱脱一个情景悲剧。
早几年刚有DVD的时候，我陆陆续续买了好几百张片子，后来发现搞笑片、商业片全看完了，剩下的都是艺术片，有几部看了数次都没看完，每次看都跟新的一样，我的女朋友很敬佩地对我说：达令，这部片子你都看好几年了，实在看不懂就不要难为自己了。你看，为了追求进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有了破罐子破摔的趋势，前一阵，一口气买了两套著名的美国肥皂剧《老友记》、《欲望城市》，每天看四集，生活从此充满了厚颜无耻的快乐。我想，我妈的遗传最终还是战胜了艺术。
最近我因为偶然的机会投入了一个国产肥皂剧的创作，通过对比，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为什么美国肥皂剧这么好看。首先它目的单纯，就是娱乐，这一点《老友记》发挥到了极至，让你可以从头笑到尾；其次是真实，没有那么多假模假式的粉饰，他们表达出来的情感很直接朴素，缺点和优点都很鲜明；再次是忌讳少，比如《欲望城市》专门探讨性的问题，《老友记》里也大量涉及这类在中国人看来敏感的问题。而在中国做事情就复杂多了，必须考虑传达什么、反映什么、扶持什么、打倒什么，还有很多“雷”根本不能碰的，比如性。
当然按照我妈的标准，现在的国产电视剧也挺好看的，人家有《老友记》咱们有《候车室的故事》，人家有《兄弟连》咱们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人家有《欲望城市》咱们有午夜生理卫生专栏。
我计划让我父母退休以后来北京住。我爸严肃地跟我探讨，那我找谁打
麻将？我说，可以在电脑上给你安一个麻将游戏，天天都能玩。我爸说，那我赢了谁给钱。我又诱惑我妈，到北京天天都能看美国肥皂剧。我妈说，那里面有王秀花吗？
其实，我们的生活很难得会经历大片，大多都是鸡毛蒜皮的肥皂剧，而生命就像肥皂泡一样飞。
著名旅法音乐人
我的朋友金银财宝拍了一个艺术短片《一样的一样的2》，使用了我专辑里的一首歌《诗一样地射了》做片尾曲，为了自抬身价，他把我包装成了，说这张专辑是在法国做的。于是，招致了他的工作班底的无比敬仰，说，你看人家这音色用的，这编曲，这缩混，不得不承认，咱们国内音乐人还是有很大差距啊。
这让我心虚了好一阵，当时我顶多算著名旅西音乐人，因为我住在西四，和法国还是有一点差距的，没多久我搬到了马家堡，成了旅马音乐人，和胡吗个齐名，号称双旅马音乐人，不过他住在马甸。
去年我差点真的去了法国，而且是公费的，因为公司和法国有一个合作项目，邀请我们去考察，但是在办护照的时候我给挂了，按照常规，办加急的护照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估算着日程差不多还有点富余，最终我失算了，因为我的户口在天津，那个地方特别官僚，说办护照的人太多了，取消加急。任我说破了嘴皮子也不理我，等我拿到护照，同事们已经从法国回来了。今年五一，我狠了狠心准备去个法属殖民地啥的度度假，但是非典却不期而至。
其实很多人和我一样，没有归属感，永远都是“旅”的状态，以前有一部新加坡的电视剧名字特别适合描述我们的处境——“人在旅途”，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我17岁离开家去天津上学，那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江西人，在天津呆了八年后，我去北京发展，大家都把我当天津人，因为我的户口在天津，在非典的时候，我想回老家躲一躲，我爸告诉我，凡是北京人都不受欢迎，一下车就会被隔离，怎么这么倒霉，我不明不白就成了北京人。
我的身份就是这样狼狈不堪，毕业以后，我还曾经做过六、七年黑户，因为毕业后户口没地方落，当时年轻，没把户口当回事，心里牛比轰轰地想：只要挣了钱，有没有户口还不都一样，而且没准过两年户口就取消了，或者我早就移民法国了呢。后来等我着急要落户口的时候，发现户口的迁移手续不翼而飞了，从法律上说，我彻底蒸发了。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了，为此在每个浓黑没有出路的夜晚，我都在反复追问一个哲学问题：我是谁？！
我给未来设计了几条路线，比如，偷渡、隐居山林（没有居委会的山林）、单方面放弃中国国籍、找黑社会伪造假身份，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找
医院办一个出生证，再活一次。幸好，在举家迁往北京的时候，这份要命的材料自己蹦了出来，虽然早就过了期（有效期两个月），但总比没有好嘛。
我委托一个牛比同学帮我处理户口问题，当时他已经成为我们大学的副处级校领导，号称在方圆几百里平趟，即使这样，还拖拖拉拉、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多才搞定，一开始，派出机构和接收机构都不承认和自己有关，说底案已经没有了，也不提供任何处理意见，恨不得让我自生自灭，想行贿都无处着手，后来伟大的杨同学四处托人，旁敲侧击、软磨硬泡、请客送礼、曲线救国，甚至惊动了市局的领导，用杨同学的话说，你的案子已经通了天了。这让我受宠若惊，还从来没有上过这么高的级别呢。最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关部门给我重新立了一个户口，我终于获得了新生。
后来，我还碰见好几个情况和我类似的人，坐在我后面的同事就是，和他比较起来，我就算是幸运的了。他曾经是一位人民教师，但抵抗不了金钱的诱惑，决意要去南方淘金，学校不让，他就霸王硬上弓，不辞而别了，他的事迹上了地市级的教育系统通报，搞得单位灰头土脸、很没面子，为此单位黑了他一把，把他的户口整没了。在做了好几年黑户以后，他托人上了一个户口，街道和门牌号全是虚构的，更离谱的是性别、生日、身高全是错的，最后好说歹说，把性别改了回来，想一想挺后怕的，活了二十好几年，突然连性别都变了。
事实证明，我们年轻的时候想法多么幼稚，若干年过去了，户口没有取消，旅法也未遂，而且居委会盯着我要我办暂住证，尽管我已经在北京买了房。话说回来，我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的，至少我没有像孙志刚一样因为没有暂住证而丢了性命。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住在地下室，隔三差五被片警检查身份证、暂住证，被请到派出所好几回，被抄过两次，因为怀疑我窝藏三级片，写过一次检查。为了显示我是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我特意在检查里用了一些生僻的词，那个年轻的片警愣是没看懂，只好虚心向我请教，我心里想，便宜你丫了，我还没用骈文写呢。
后来我逃出了地下室，人五人六地冒充白领，在历次的节庆、国家开会、申办奥运、抗击非典等大型群众运动中幸免于难，据圈里人说，几乎所有搞摇滚乐的人都因为暂住证栽过跟头，在清河县的晒沙场洒下了摇滚音乐人辛勤的汗水。我遇见最危险的一次是两会期间，我晚上打车回家，被警察拦在了南二环，而且我和我老婆身上都没带证件，当时我老婆情急生智，摸出了一张饭票，这张饭票可大有来历，它出身于我老婆单位旁边一个安全机关的食堂，算起来和警察是一个系统的，结果很意外地，警察叔叔客客气气地让我们走了。
想一想真是很悲哀，别说旅法了，我们连在自己的国家呆着都挺费劲的。聊以自慰的是，最近，我换了上班的乘车路线，在法华寺倒807路，于是我终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著名旅法音乐人。
注：2003年8月7日，我终于拿到了“北京绿卡”。
婚姻，狂奔在三环主路
这是一个扎堆结婚的季节，空气里都是两口子的味道，不结婚的人是可耻的。10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在路上碰上了8队结婚的礼车。我们搬家的那天，在路上看见十几队。我是相信神启的人，一切的征兆都说明我们该结婚了。
2002年据说是一个桃花年，桃花有两种寓意，一种是情变，一种就是有作品问世。我认识的很多人纷纷失恋、离婚，很多人纷纷出了书，很多人既情变又出书，而我分明是一个异数，到年底我的唱片在审批的时候出了问题，预定要出的书也没有眉目，没有搞第三者，而是结了婚。聊以自慰的是，今年至少不是一事无成。
婚姻是一件神圣的事儿，为此在过程中设立了各种考验，比如装修房子、弄家具。我听说有两口子在宜家买的家具，兴高采烈地回家DIY，结果Do着Do着就离了婚。而装修就更严峻了，它对婚姻的危害基本上相当于两次婚外恋的效果。
在装修的那段日子，正好是我那个事儿逼单位最事儿逼的阶段，所以大部分的盯摊工作都由我老婆完成，为此她和我吵了五次架、哭了八回。幸好我们的装修要的是最简单的那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有了这次教训，我们在宜家买的家具都爽快地付了4％的拼装费，除了一次因为误会和宜家的工作人员吵了一架，基本上算安全过关。
然后我们开始筹备领证的事儿，因为我的户口在天津，她的户口在青岛，所以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搞得很复杂了。我首先去天津的档案所在地开单身证明，然后寄到青岛，在她的档案所在地开她的证明，然后我们一起去天津民政局开证明，去指定的医院做婚检，最后才是结婚。在美国电视连续剧《六人行》里，罗斯和瑞秋因为喝醉酒一不小心就结了婚，转天醒过来完全想不起这件事。我可以用过来人的身份保证，这种情况在中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2月5号我们决定一大早就去天津，这样能连婚检一起做完。结果早上一睁眼已经错过了最早的一趟火车，于是心急火燎地去搭长途车。此后就一直不顺利，刚出北京就开始下大雾，伸手不见六指，在出租车上和司机吵了一架，照双人照的时候发现她穿了一件黑毛衣，没有赶上当天的婚检，在食品街吃饭吃到死鱼，我老婆最爱的一家商店倒闭了，晚上请她同学吃饭和人抢着付账没抢赢，唱卡拉OK没她同学唱得好给唱片界抹了黑。
12月10号，我们去天津取婚检结果，错过了半场著名的教育录像，后来还被医生恐吓，说我血液的某一项值特别高，需要去上级医院继续诊断治疗，否则就不能结婚。我们信誓旦旦，说确实是脂肪肝，不是恶性传染肝炎。我几乎动了贿赂他的念头。最后他让我们签字画押，保证一切后果自负，才让我们过关。
接下来在民政局填了几张表，拍了大照片，在一位头发蓬乱的大姐带领下宣誓结了婚。当天赶回北京，躺在我们舒适的大床上，我说：就冲结婚受的这么多艰苦磨难，我们也矢志不离婚。同志们哪，这是多么朴素的婚姻誓言啊。
我们现在住在空气清新的南三环，只是离单位的距离增加了一倍，倒两趟车绕三环半圈还要步行20分钟，不过我喜欢坐830狂奔在三环主路的感觉，像我们理想中的婚姻，通畅而有激情。
给群众一个交待
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领了结婚证没有摆酒席都不算结婚，就是说你怎么也得。
而我怕极了各种繁文缛节和庸俗的闹洞房游戏，因为曾经在相关场合观摩过数次婚礼，每看一次都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为此，我试图给家里人普及先进的结婚观，说随份子随来随去的没啥意思，随随相报何时了，最后占便宜的只有饭馆，而且实在太费劲了，吃累不讨好。当时我的姑父在场，立刻就要和我翻脸，“啊？你个臭小子，翅膀硬了，讨你一杯酒喝的面子都不给。”我姑父早年间演过铜锤花脸，声音铿锵，义正辞严，三两句话就�